如果那一次，沈醉真的出手了，那他将会轰动天下！

1965年7月，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结束了在美国16年的生活，在他的智囊人物程思远的陪同下，回归到祖国的怀抱。这在当时可是一个震惊世界的特大新闻，国内外媒体都争相大量报道。

李宗仁作为国民党的陆军上将，在国民党战败退居台湾的时候，他去了美国，而且一去就是16年。可最后他又辗转回到了祖国，这又是为何呢？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在李宗仁近十年间的言行中我们是可以找到一些答案的。自从程思远回国受到周恩来亲自接见，并将经过写信告诉李宗仁后，他的思想就发生了质的变化。由长期与共产党对立转变到心系祖国，渴望祖国统一富强。而促使他转变的原因，除了固有的爱国热情，除了树高千尺，落叶归根的情怀，最主要的还是他看到了新中国的稳定发展和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政策。所以，李宗仁义无返顾地回来了。

回国后的李宗仁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游历了祖国河山，闲暇之余便是读书看报。1962年，沈醉写了一篇《蒋介石准备暗杀李宗仁的阴谋》，发表在《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上，当时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从美国回来的李宗仁恰好读到了这篇文章，他是真的不敢相信，蒋介石曾经竟然想要他的命。即便有时候自己和蒋介石政见不一，会发生争吵，但两人可是换过盟单兰贴、磕过头的拜把子兄弟。这个事让李宗仁怎么也想不通，他告诉自己必须要弄明白。于是，他让自己的夫人郭德洁在史家胡同自己的家里备下了宴席，立刻就让自己的秘书尹冰彥将沈醉请到了家里。

沈醉自然悟出了李宗仁的这番宴请用意何在，当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后，沈醉回忆道：“当时我正任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忽然接到毛人凤的电令——立刻赴南京，另有重用！”

然而，令沈醉万万没想到的是，毛人凤派给他的秘密任务居然是暗杀李宗仁。这时的沈醉虽有一丝难色，但只是一掠而过，因为毛仁凤迫不及待地告诉他，原本是安排行动处处长叶翔之担任此任务，但是蒋介石顾虑他是文人出生，就把这个重大的任务指定到了军统老手沈醉的头上。

当时，蒋介石亲自接见了沈醉。无论何时何地，他的狡猾都展现得淋漓尽致。他故意让前来见他的毛仁凤和沈醉等了足足两个多钟头，才假装抽空出来见他们。一见面首先是一顿温和亲切地寒暄，不但关心起沈醉在云南的情况，更是关心起沈醉的家人。如此大费周章之后，他才把话题引到主题上来：“这次决定让你去主持这项工作，完全是为了整个大局考虑。”他认为内部的捣乱比共产党更难对付，要将内部统一起来一致对外。如果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只有除掉李宗仁。意思就是这个意思，然而蒋介石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过李宗仁的名字，这种“狡猾”一般人是做不到的。而沈醉在领会到这个意思后，根本无从推脱，因为为“党国”效命是军人的职责，而且责无旁贷。

此时的李宗仁已经听得后背发凉，可他还是不太愿意相信蒋介石会对他痛下毒手。于是，他搬出了老蒋和宋美龄赠送他“美龄号”飞机的事。没想到沈醉一拍桌子，急切地说道：“幸亏你没坐！”这样的语气无疑再一次击垮了李宗仁内心对蒋介石的信任。

张群（左）、蒋介石（中）、卢汉（右）

事实上，这只是一个缓兵之计，因为蒋介石怕沈醉刺杀李宗仁的计划失败，后续又接着制定了好几套暗杀计划，其中一个就是“美龄号”。这可是宋美龄的最爱，是蒋介石对宋美龄爱情的证物，不到万不得已，无论如何也不会打这架飞机的主意。然而这一次与以往不同，蒋介石认为这个成败对他来说太重要了，所以只能舍“孩子”去套“狼”了。

李宗仁用手帕擦拭着额头上的汗，当时蒋介石夫妇要送他飞机的那一幕还清晰地浮现在脑海。那次蒋介石请他们夫妻吃饭，在饭桌上蒋介石特意问李宗仁的飞机好不好，当他听到的回答是一架普通客机时，便显得异常高兴。宋美龄更是顺势问蒋可不可以将“美龄号”赠与他们，结果蒋立刻就同意了。而当时对于这架设备相当舒适的飞机，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是非常喜欢的。她曾好几次要求李宗仁陪她乘这架飞机去上海、杭州游玩，但是都因为李宗仁太忙而搁浅了。

这真的是祸兮福所依，如果当时李宗仁一旦乘上“美龄号”专机，沈醉指挥的战斗机就会立刻升空，将“美龄号”击落，导致李宗仁机毁人亡。

话到此处，李宗仁备感“侥幸”。一直对蒋介石以“蒋先生”称呼的他，当他真正确定了曾经要那样决绝地暗杀自己后，自言自语道：“今后，再也不这样称呼他了。”

真相解开，两个曾经的国民政府高官举杯话重逢，谈笑间，强弩灰飞烟来。

沈醉辞别时，李宗仁握着他的手，既感激又风趣地说：“感谢你的文章让我知道了一个惊天的秘密，想不到你这拿惯了“自来得”（旧社会称德国制造的快慢机驳壳）的手，今天居然拿起自来水笔写起了历史，这是多么大的变化呀！”沈醉惭愧地说：“真心感谢共产党，不仅改造了旧中国，而且创造了新社会；不仅改造了一批旧人，而且建立了一个崭新的人与人的关系，化干戈为玉帛，化敌为友，为国家的发展打下了强有力的基础”。

沈醉的这席话正应了李宗仁多年来的见地，所以，他无悔于血战台儿庄，更加无悔于落叶归根。就像他临终前留给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信中所写：“我在1965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一条路是走对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