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君臣派驻守荆州的主将何以选择了关羽？这是最恰当的人选吗？有无更好的选择？

就刘备这样知人善任的人物来说，这个选择并不恰当。关羽勇而少谋、骄矜难治，刘备该是素听深知。荆州这样北当曹操、东临孙权的“四战之地”，与“天府之国”的大后方又有三峡之阻，交通不便，实际上处于曹操与孙权的包围之中，是一块脱离根据地的“飞地”。

军事、政治、外交上均面临着复杂微妙的局势，需要一个军事、政治上都有才能的主将，方可应付这个局面，承当防守责任。关羽这样“万人敌”应放在冲锋陷阵的战场上，而不是荆州这样独当一面的重地。

这和魏延守汉中、张飞守阆中不同，那是军事为主，并与大后方相联，一旦有事，可以固守待援。荆州既须对付曹操的大举进攻和孙权的重兵偷袭，还须处理与东吴的外交关系及荆州的内政建设有关问题。非有军事、政治、外交、经济等多方面才能者，不克充此重性。当时蜀汉一方的人才中只有“伏龙、凤雏”方可胜任。

四十年代曾有人说，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说“命上将将荆州之众以向宛、洛”，就有自任之意。就当时形势而言，刘备如能任用诸葛亮驻守荆州独当一面，有如刘邦任命韩信那样成为一支独立的军事力量，让他像韩信配合刘邦那样对曹操形成掎角之势，局面将会完全不同的。诸葛亮久居荆、襄，很多亲戚故旧、中原避乱的知识分子，其中不乏“伏龙、凤雏”式的人才，都会为他所用，诸葛亮经营荆州，拥有很大的政治优势。

从他善于经营蜀中的“治戎为长”看，完全有可能发展成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军事力量，对全局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他是刘、孙联盟的缔造者之一，与孙权的外交关系能搞好。他那“一生唯谨慎”的作风，能够应付孙权与曹操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并能安定地方、发展生产，绝不会有荆州之失。

刘备没有刘邦的度量和眼光，却任命关羽守荆州，而命诸葛亮与张飞、赵云入川。不能认为刘备看不到关羽的缺点，那为什么作这样选择呢？

表面上看来，是因为庞统战死，刘备身边缺乏高级参谋人员；新得益州，须要诸葛亮整顿和治理——这确实也是原因——但更深层的原因是专制王权的亲疏等级关系：刘备与关羽是“君臣而又手足”的特殊关系，是“等同一体”的蜀汉集团的核心，诸葛亮是后来者，不及关羽“亲”，依“疏不间亲，后不僭先”的原则，“荆州王”这样重任，只有交给关羽才放心，觉得“可靠”，他们是“犹一体也”。

诸葛亮才能虽高，比不上关羽的“亲”，自不放心，故交给关羽而不是诸葛亮。刘备远在蜀中，荆州鞭长莫及，万一诸葛亮自成气候，“君命有所不受”怎么办？这是他首先须考虑的。

况诸葛亮称“伏龙”——“龙”是王权的象征，刘备外宽厚而内猜忌——所有帝王都是猜忌的——任关羽则可完全放心。至于缺乏参谋及治理内政的人才是可以找到的。如“奇谋画策”的法正比“奇谋为短”的诸葛亮有过之而无不及；蜀中人才辈出，放手使用，各种人才都会找到的。

同时，当阳之战全军覆没后，只关羽尚有精甲万人，又治水军，是刘备拥有的基本军力，由关羽所掌握。他是个实力派，又是个骄横难治，目空一切的拢巵将军，要他听从诸葛亮指挥是不可能的，况且他又骁勇善战、所向无前，故只有调开诸葛亮而独任关羽。——守荆州，就是“荆州王”。

这之间，有着“同打天下，同坐天下”的性质。所以“荆州王”只能由关羽承当而不可能换上任何别的人。自然，这其中还有着刘备的“基宇较狭”，缺乏刘邦那种气吞全牛，放手用人的胸襟、气度的因素在内。

刘备的战略方针是“跨有荆、益”，孙权的战略方针是“极长江而有之”——荆州，就成为孙刘双方必争之地，是双方解不开的死结。所以，讨荆州、夺荆州，也就愈争愈烈。刘备答应取得益州后即还荆州，乃是一种藉口，拖延战术，这块地方是绝不肯让出的。

当时的荆州七郡：曹操占一郡，即南阳郡，后分出襄阳、南乡两郡，由曹仁驻兵樊城镇守；刘备占三郡，由关羽驻兵江陵镇守；孙权占三郡，由吕蒙驻兵陆口镇守。三个驻点恰巧连成一个直角三角形：曹仁居南北直角边的北端；吕蒙居东西直角边的东端；两条直角边的交点是关羽。故关羽处东、北两面受敌的地位，所受的压力极大。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取得益州，孙权就派诸葛瑾去讨荆州诸郡。刘备的口气又变了，他说：“吾方图凉州，凉州定，乃能以荆州与吴耳”。孙权说是“假而不信，而欲以虚词引岁”。他委派南部三郡长吏去接管，被关羽全部逐回。孙权大怒，派吕蒙督率鲜于丹、徐忠、孙规等率兵三万进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派鲁肃率兵万人屯巴陵防御关羽；自己亲驻陆口，节制诸军，拉开了武力夺取荆州的架势。

这时，刘备来到公安，关羽率兵三万到达益阳部署。孙权召吕蒙还军助鲁肃，眼见孙、刘双方一场争荆州大战即将爆发。传称的“单刀赴会”就发生在这时候，不过史籍记载中的“单刀赴会”者是鲁肃不是关羽。

恰巧当时“未战，会曹公入汉中，备惧失益州，遣使求和。权令诸葛瑾报，更寻盟好，遂分荆州的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孙、刘间一场一触即发的大战才告消弭。但矛盾来解决，并更为深化了。刘备取益州后不进兵汉中而回师争荆州是失策的，根本违反了诸葛亮“隆中对”中的“联吴”方针和蜀汉的整体战略原则。如廖立所批评：

先(主)不取汉中，走与吴人争南三郡，卒以三郡与吴人，徒劳役吏士，无益而还。既亡汉中，使侯渊、张郃深入于巴，几丧一州。后至汉中，使关羽身死无子遗，上庸覆败，徒失一方。是羽怙恃勇名，作军无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后数丧师众也。

廖立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刘备在得益州后不进汉中而回师争荆州，致使汉中落入曹操手中，如他乘势进兵，益州难保。曹操虽未利用这个战机，汉中后仍为刘备所得，但已丧失了时间。他说关羽“怙恃勇名，作军无法”及上庸处理不当而失，都是对的。

刘备的回师争荆州与后来的悍然发动征吴之役，其心态、气度也是一致的。这之间，诸葛亮的“谋主”作用也没有显示出来，足见所谓他们之间的“鱼水契深”，不如想象中那么“理想”的！

在孙、刘两方争夺荆州势不两立、剑拔弩张，关羽孤军驻守很不易的形势下，由刘备一方主动发动襄、樊战役——不管出自谁的主谋都是极其错误的。有人认为蜀方此举目的在“用兵樊城，亦聊以作汉中声援，使新定者妥贴”。

关羽攻樊，已在刘备退还成都之后，“新定者”已经“妥贴”了。《三国演义》描写关羽奉汉中王刘备之命发动的。特使费诗用萧何、曹参不妒韩信封王作比，说服他不与“老兵”黄忠同列而不受封后，“方出王旨，令云长领兵取樊城，云长领命”安排出师。

一开始就发生麋芳、傅士仁“饮酒”致“帐后遗火，烧着火炮，满营撼动，把军器粮草，尽皆烧毁”的事件，关羽大怒，要斩麋、傅二人，费诗苦求，方免其死。这反映出关羽的“作军无方”，所信托留守荆州的将领，却是既无才能，意志又不坚定的平庸之辈，伏下后来此二人的献城投降的隐患。

关羽一出兵，就杀得曹仁“胆战心惊，不敢交锋，曹兵大半死于襄江之中”，一举夺取了襄阳城。就在初战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的时刻，随军司马王甫说：“将军一鼓而下襄阳，曹兵虽然丧胆，然以愚意论之：今东吴吕蒙屯兵陆口，常有并吞荆州之意；倘率兵进取荆州，如之奈何？”

这是个洞若观火，稍有头脑的人都能看到的事情：吴兵虎视眈眈下的荆州，关羽一离开，吴兵接踵而至的危机即已存在，关羽说：“吾亦虑及此。”他想出个“沿江上下，或二十里，或三十里，选高阜处置一烽火台，每台用五十军士守之；倘吴兵渡江，夜则明火，昼则举烟为号。吾当亲往击之”。

荆州距襄、樊相隔数百里，兵力分散，防不胜防，唯一依仗的是那脆弱的孙、吴联合抗曹的盟约。这个盟约又经关羽一再破坏。据《关羽传》载：“权遣使为子索羽女”时，关羽“辱骂其使，不许婚”——小说描写关羽当吴使者诸葛谨面前“勃然大怒”地骂道：“吾虎女而配犬子耶？”——固然，即使许婚也不能保证东吴不袭荆州，但这种莫名其妙地激怒孙权的作法，则是极其愚蠢的。

《关羽传》裴注引《典略》载：羽围樊，权遣使求助之，敕使莫速进，又遣主簿先致命于羽。羽忿其淹迟，谓自己得于禁等，乃骂曰：“貉子敢尔，如使樊城破，吾不能灭汝耶！”权闻之，知其轻己，伪手书以谢罪，许以自往。

孙权这样“雄主”，曹操都看得重，说明他识人，关羽却如此不屑一顾，未免太狂妄了，失去了“料敌从宽”的清醒头脑，也就失去了应付事变的能力，造成了自己失败灭亡的后果。

在襄、樊战役的第一阶段中，关羽保持着强劲的攻势，恰又遇上“秋，大霖雨，汉水溢，平地水数丈，禁等七军皆没。”关羽斩庞德、降于禁，围樊城——“樊城周围，白浪滔天，水势益甚，城垣渐渐浸塌，男女担土搬砖，填塞不住。

曹军众将，无不丧胆”，都说：“今日之危，非力可救；可趁敌军未至，乘舟夜走，尚可全身。”曹仁却坚守住城垣与关羽军展开了激烈、持久的攻防战。曹仁不愧是个善作防御战的名将，正如在赤壁之役退兵战中曹仁坚守南郡阻止周瑜进攻达年逾并重创东吴兵一样，也阻遏了关羽的“取了樊城，长驱大进，径到许昌”的图谋

。襄、樊据邓、宛上游，邓、宛又是许昌门户。居襄、樊而下中原，有高屋建瓴之势。关羽拔襄阳、降于禁、斩庞德，围樊城，“威震天下，无不惊骇”。这是关羽凌厉攻势达到顶点，也是军威发挥的极致。这说明这个“善养士卒”的“万人敌”(关羽)在冲锋陷阵中是武勇善战的。

在关羽军节节胜利前，曹操沉不住气想迁都以避其锋。司马懿指出这是乘涨大水之势并非英武无敌及孙权久谋偷袭荆州可以利用。他阻止住了曹操迁都并建议利用孙权战胜关羽。曹操接受了他的进言。他在派大军支援前线，加强对抗关羽攻势力量的同时，又准备派使者去游说孙权时，正收到孙权“讨羽自效”书信。

樊城久攻不下“城上设弓弩数百，军士昼夜防护，不敢懈怠，老幼居民担土石填塞城垣。旬日之内，水势渐退。”关羽在攻城中受了箭伤，徐晃率领的援军已到达。屯兵在郾城的关平和屯兵在四冢的廖化，在徐晃大军攻击下，营寨先后失去。

关羽与徐晃交战，“战八十余合，公虽武艺绝伦，终因右臂少力”，只能战个平手。曹操亲统率大军驻洛阳之南阳陵坡，以作后应——关羽的优势在迅速丧失，面临着徐晃援兵与曹仁坚守不下的不利局面。

关羽的攻势锐气已失，即无吕蒙偷袭也非常不利。如能此时全师而退，既保持了“威震华夏”的优势，也保全了有生力量和荆州根据地。并具有了有利时机再出的可能，使曹、孙不敢小视，当为最有利的明智之举。关羽缺乏这样“见好即收”的清醒头脑，顿兵坚城之下，逡巡不退。

曹、孙联合密谋悄悄进行，关羽——蜀汉一方则在梦中，对敌方活动毫无觉察，也无任何举措。就此刻形势来说，发动襄、樊之役并取得“威震华夏”的胜利，正相当于诸葛亮在“隆中对”时所说“上将率荆州之众以向宛、洛”。刘备则应“亲率两川之众西出秦中”。

在这关键时刻，蜀汉居臣却处于作“汉中王”的热昏之中，对关羽的孤军苦战，没有采取任何支援的行动。这个“无地英雄气”的刘先主和那“得一可安天下”的卧龙先生这时在作些什么、想些什么呢？这是很难理解的。

孙权面临这样的选择：北上取徐州呢，还是南下取荆州？孙权和曹操进行过多次战争，作过反复的较量，是两个老对手。助关羽攻曹操而取徐州是一种正常的行动，毋须冒任何政治风险。攻荆州，意味着背盟——联刘抗曹方针的根本改变，还须防偷袭不成与关羽、刘备发生对抗，可能两败俱伤，让曹操坐收渔人之利，这是极其可怕的一种可能。刘备势力的急剧发展虽造成了微妙变化，但这个变化还在萌芽状态，仍未达到明朗化的地步。

小说描写孙权一心在取荆州，北取徐州只是“特以试卿”(吕蒙)，未必是全对的。孙权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鲁肃这个主持孙、刘联盟路线的主将已死，取代的是力主取荆州的吕蒙；二是关羽的粗暴无礼、咄咄逼人，丝毫不懂“统战”关系，加速了孙、刘关系的破裂。吕蒙的上台，改变了鲁肃的“曹操尚存，宜且抚辑关羽，与之同仇，不可失也”的方针，认为“羽素骁雄，有兼并之心，且居国上游，其势难久”。

他密告孙权说：“……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覆，不可以心腹待也。今羽所以未便东向者，以至尊圣明，蒙等尚在也。今不于强壮时图之，一旦僵仆，欲复陈力，其可得耶！”

应该说；从吴国利益作想，吕蒙的说法是正确的。当孙权问他：“今欲先取徐州，然后取羽，如何？”吕蒙对道：“今操远在河北，抚集幽、冀，未假东顾，余土守兵，斗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取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易为守也。”

吕蒙指出：徐州是可以攻取的，但地势平坦，利于骑兵的驰骋，易攻难守，得之于大局无补；取得荆州，据有了长江全线，易于防守，可张大吴国的声势。

加上关羽获得于禁等人马数万，粮食断绝，于建安二十四年十月“擅取湘关米，权闻之，遂发兵袭羽”。——《三国演义》所写大致合于史实——孙权作出袭荆州决策后，又听从吕蒙的建议，他以“患病”为藉口“上书辞职”，推荐陆逊代他的职务。

陆逊也看到关羽“矜其骁气，陵轹于人，始有大功，意骄气逸，但务北进，未嫌于我”。他对关羽的弱点看得非常清楚。“权大喜，即日拜陆逊为偏将军、右都督，代蒙守陆口”。陆逊拜受印绶，往陆口赴任后，即“修书一封具名马、异锦、酒礼等物”，送到樊口前线见关羽。关羽正在将息箭疮，按兵未动，听说“陆口吕蒙病危，孙权取回调理，还拜陆逊为将，代吕蒙守陆口。

今逊差人书具礼，特来拜见”。关羽召见来使，当着他的面说：“仲谋见识短浅，用此孺子为将！”陆逊的书词写得“极其卑谨”，关羽看罢，“仰面大笑”。

使者回报陆逊说：“关公观喜，无复忧江东之意”。关公就撤荆州守兵调赴樊城前线，全堕入吕蒙、陆逊预设的圈套之中。关羽的骄矜之气，使他丧失了起码的警惕，对东吴的动态一无所知。他对陆逊毫无了解，仅从年轻就瞧不起，使自己成了聋子、瞎子既不知己，又不知彼，被对方牵了鼻子一步步地走向死亡。

孙权与曹操一拍就合孙权亲写信给曹操“请以讨羽自效，及乞不漏，使羽无备”。曹操与群臣商议，都说应该保密，只有董昭说：“军事尚权宜，以合宜为准，应该表面上答应孙权保密而泄露它。关羽知孙权要偷袭，若退兵自护，围就速解”，可使“两贼相对衔持，坐待其敝”，秘而不露，让孙权得志，不是上计。他还但估计到“且羽为人强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

曹操接受这个意见，将孙权书射里围城内及关羽营中。围城中得知这个信息“志气百倍”；关羽得到这个讯息“犹豫不能去”，他果“自恃江陵、公安守固，非权旦夕可拔；又因水势结围以临樊城，有必破之势，释之而去，必丧前功”关羽的计算并非毫无理由，其失在：第一，他不能知己知彼，不知内部将帅不和，留有隐患。既不知东吴君臣善于谋略，须“料敌从宽”，反盲目抱轻视态度。第二，他不懂得樊城一时难下，徐晃援军已直逼围樊成荆州兵的营垒，曹操亲率大军压临其后，即无东吴偷袭，也一时难以取胜。设如关羽此时回师，荆州还能守住，失去这个最后机会就无法挽救了。

历史将这样成败、得失之机，如此鲜明地呈露在我们面前——这是前人在血的实践中获得的生动的经验和惨痛的教训。此理通于一切生活中之理，值得我们深思、反省的。《三国演义》对曹操故泄孙权书信只通过徐晃口说，写得不明朗，其他部分的写法大致符合史实。就受“拥刘”偏见支配并极力神化关羽的作者来说，能够不规避这些不利于蜀汉——不利于关羽的史实作如实叙写，不加讳隐，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