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五十年》是前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回忆录，也是一本难得的观察中美关系的亲历记录，因而有很大的史料价值。

司徒雷登

20世纪是不折不扣的美国世纪，也是中国作为一个古老文明国家历史命运发生剧烈变化的世纪，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美国注定在中国拥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力，而司徒雷登出生于1876年杭州，直到1949年离开中国，除了短暂地返回美国接受教育，他在中国度过了漫长的岁月，是这个史诗期的亲历者和观察者。众所周知，美国的影响力由外交和商业活动组成，但在中国还要增加一个影响力--教会，美国各类教会在中国拥有庞大的网络，无论是传教士的数量、在中国的活动以及建立的社会影响力，可能是20世纪对中国或美国而言都是及其巨大的，司徒雷登在这三个领域中居其二，除了未涉及商业领域，他在另外两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都是无可比拟的。

如果中国社会没有发生自19世纪以来的一系列社会变动，甚至是动荡，本来司徒雷登可以赢得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外籍人士正面形象，这也是如同司徒雷登这样的美国在华人士所梦寐以求的，但是，历史的巨变将这位美国人卷入他并不擅长的领域，从而任由历史的逻辑所摆布，当他终于在1949年以73岁高龄的驻中国大使身份返回美国时，我很好奇这时与他1887年11岁时，跟随父母返回美国上学时心情有何不同，那一次他和他的父母兄弟们因衣着和谈吐“太过老土”而被亲戚朋友们奚落嘲笑，这一次则因他的驻在国政府被推翻而感到心情郁闷，虽然杜鲁门政府给了他应有的待遇，但并不能阻止他郁郁寡欢的晚年心情。他留下的最大愿望是日后埋葬在中国，半个世纪后，他的愿望得以实现，如今，他的骨灰一半葬在杭州他的父母身边，另一半则葬在他所创办的燕京大学今天的北京大学校园中，他终于回到了他所魂牵梦萦的中国！

司徒雷登无疑是热爱中国的，他也是那个时代中国最好的朋友之一，但如果要对那个时代的中国与西方关系进行仔细品味的话，不难发现其中的纠结之处，那个时代的中国如此之落魄不堪，以至于吸引了部分善良正派的西方人的同情，他们也收获了属于那个时代最大的荣誉。但是，当中国作为一个被压迫民族奋起反抗命运时，我们却发现，这些善良的同情心是如此的不可承其重，而当政治或其他因素掺杂其中时，作为教育家和传教士的司徒雷登将发现他是如此的无能为力！

司徒雷登与蒋介石及外交使团人员合影

司徒雷登在晚年对他在中国历史转折中的定位有所思考，“我是一名坐在豪华包厢里的观众”，这可能是比较准确的思考结果，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他与中国的一生：1876年出生在中国，1887年带着浓重的中国烙印返回美国，1904年作为一名传教士回到中国，1919年担任燕京大学校长，1941-1945年被日本军队拘禁，1949年作为美国驻华大使回到美国，1962年逝世于中国助手傅泾波家中，2008年将骨灰埋葬在中国。与他的一生相对照的是：1876年，他出生的杭州城刚刚经历长达数年的太平天国战乱10年，惨烈的战乱造成杭州人口大半死亡，城市几成人间地狱，他的童年时代正是伴随着杭州这座天堂之城从地狱的重生；1887年当他在一个美国南方小镇生活上学时，则正是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的纠结成长期，美国南方浓郁的基督教氛围对他有所影响；1904年当他以传教士身份回到中国时，中国则刚刚经历了八国联军入侵和即将到来的清王朝终结，身处势力雄厚的美国教会机构中的司徒雷登当然处于岁月静好之中，对此时的中国社会的痛苦并没有多少切身体验；1919年初当他第一次北上赴任燕京大学校长时，他并不知道再过两个多月在北京即将发生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学生运动；在整个1920年代，他以一名美国教会大学校长的身份积极投入了与中国社会精英层交往中，这也是他的中国情节得以提升的最重要时期，但如果对照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脉动，我们很容易发现他这一时期活动的欠缺之处；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他留在了北京，积极帮助学生和其他人士逃离日本军队占领下的北京，并因此被日本军队四次审讯；1941年当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他被日本军队岁正式拘禁直至日本投降，长达3年半之久；1946年，他被马歇尔将军提名为美国驻中国大使，从此与中国现代史上的转折关头息息相关，他忠实地执行了美国政府的意旨，但最终却遭遇失败，并于1949年怅然离开中国，返回他早已陌生的祖国：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