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4年8月19日是第七个中国医师节，今年的节日主题是“崇尚人文精神，彰显医者仁心”。中国医师节激励广大卫生健康工作者大力弘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进一步推动全社会形成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加快推进健康中国战略深入实施。值此节日到来之际，《国际肝病》采访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范建高教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谢雯教授和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徐京杭教授，请他们分享自己从医多年的感悟、医患故事和医生精神的学习与传承。本篇主要分享他们从医多年的职业感悟。
01
《国际肝病》：您在多年的从医生涯中，有哪些深刻的感悟或体会？这些感悟对您的医疗实践和人生观产生了哪些影响？
范建高教授
1986年，我从江苏南通卫生学校医师班毕业后，从助理医师、住院医师、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到主任医师共花了18年时间，后又经过16年的拼搏从四级教授晋升至二级教授。一路走来，感谢所有帮助和鼓励过我的老师、亲友、同学、同事、领导以及广大病友。从医30多年，我最大的感悟就是任何时候都要有理想和目标，要埋头苦干。我坚信天道酬勤，只要坚持、只要方法正确，就能不断进步和心想事成。我青少年时期的理想就是做名好医生，通过自己的知识和技术解决广大病患的痛苦并减轻其沉重的疾病负担。如今我已近退休年龄，仍希望自己能够不忘初心，带领团队和学生做好临床工作及科研。
谢雯教授
从医40年，我深刻体会到的一点便是，以往我们往往从治疗疾病的角度出发，关注病情的变化。但40年的医生生涯，我接诊了大量病人之后，我意识到我们的观念需要转变，不仅要看“病”，更要全面地看待“病人”，从治疗疾病扩展到关注病人的整体状况。
例如，我们现在做了很多关于肝硬化再代偿的研究，这类病人往往不仅仅面临肝硬化的问题，还可能涉及其他系统的疾病。再比如，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MASH）的患者，除了肝脏的改变，他们的心血管、肾脏以及其他代谢系统也可能出现问题。这些经历让我深刻感受到，作为医生，学习是永无止境的。以前我们可能更多关注肝病本身，但现在，当我们把病人作为主体来看待时，就需要对各个系统的问题进行分析，并综合制定治疗计划。
徐京杭教授
我最深刻的一点体会就是医生需要不断学习并更新自己的知识库。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这个原因其实也很好理解，医生对疾病的了解，无论是诊疗的哪个方面，相关的进步或进展都是在不断发生的。作为医生，如果你想对某一种或某一类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特别熟悉、了解深刻，就需要不断学习相关的知识点。
这些感悟对我的医疗实践产生的影响表现在给患者看病的过程中，我能为患者提供他最需要的诊疗服务，从最大程度上解决患者的问题。而对我人生观的影响来讲，我想我会秉承“活到老，学到老”的信条，无论是在专业知识提升角度还是其他方面，拓宽人生的宽度。
02
《国际肝病》：在您的医疗生涯中，有没有遇到过让您印象深刻的患者？能否分享一下这个患者的故事，以及为何这位患者令您产生了如此深刻的印象？
范建高教授
20多年前，我做副主任医师时，遇到过一位来自太平洋岛国的年轻女性患者。这位患者因急性腹痛在当地医院检查，初步怀疑是阑尾炎，但在手术过程中发现了腹腔积液，病理检测显示为印戒细胞癌。于是，她回国来我们消化内科住院，以期明确癌细胞的来源。
我们首先怀疑癌细胞可能源自胃部，但经过两次胃镜检查和胃黏膜活检，均无阳性发现。后来进行的磁共振检查提示卵巢部位可能存在肿瘤。然而，我院妇科专家会诊后认为，这位患者并不存在妇科肿瘤。经过全院大会诊，考虑到国外腹水脱落细胞检查结果为癌，且已排除胃肠道等部位肿瘤，妇科肿瘤的可能性增大。因此，我们决定由妇产科主任进行剖腹探查，以排除可能存在的卵巢肿瘤。
作为主管医生，我当时对此一直将信将疑。因此，我请求妇科主刀医生在剖腹探查过程中，尽可能判断是否存在肝脏和腹部病变，并进行多处活检。活检结果显示，子宫、输卵管、卵巢均未见病变，而腹膜和肝脏活检则分别提示为腹膜炎症和脂肪性肝炎。
尽管我当时已经研究脂肪肝近十年，但我无法用脂肪肝来解释这位患者的全腹痛、单核细胞增加为主的渗出性腹水、低热和肝损伤等表现。因此我们将其视为疑难杂症，并邀请了上海顶尖的两位消化专家进行会诊。然而，我们仍然无法明确她的病因，只能确定她不是癌症患者，国外的病理检测应该是错误的。对于她的腹水、腹膜炎症、肝脂肪变性和炎症损伤，我们束手无策，只能将其归因为原因不明的特发性疾病。
患者因腹部剧烈疼痛经常需要接受杜冷丁的镇痛治疗。然而，她不慎听到了护士关于其麻醉药成瘾的担忧，从此拒绝一切镇痛治疗。她只希望我们能够找到她的病因，并进行对症处理。
这位患者住院3个月后，我只能给出特发性腹膜炎的诊断，但我认为不能排除自身免疫相关的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可能性。然而，尽管我们进行了包括抗核抗体、抗 ds DNA在内的多项检查，但均未发现阳性结果。最终，她因“病情好转”而出院，但肯定不是康复出院。
后来，这位患者到医院风湿科抽血复查化验dsDNA等免疫指标，并最终被诊断为不典型的系统性红斑狼疮。我一直跟踪这位患者的病情，并保留了患者本人和她父亲的联系方式。当我得知她被诊断为系统性红斑狼疮时，我感到非常困惑，为什么我们当初没有诊断出这种以急性腹痛和腹水为主要表型的系统性红斑狼疮。
后来，我仔细查看了她的dsDNA检测结果，发现化验单上写的是标本“凝血”。也因此我们的住院医生和主治医生在每次汇报病史时都会说dsDNA阴性。此外，这位患者确实没有免疫球蛋白增高、抗核抗体阳性、蛋白尿等典型改变。这位患者最终接受了激素治疗并获得了好的治疗效果。
从这个病例中，我深刻体会到了几点教训：首先，我们要有质疑和怀疑的精神，即使是病理检查也可能出错；其次，我们在汇报病史或查看病历资料时，一定要反复核对，以免遗漏重要信息；最后，我们不要轻易怀疑病人的躯体疾病是心身疾病或麻醉成瘾等问题，而是要相信病人的主诉并尽力帮助他们找到疾病的真正原因。
尽管这个病例已经过去了20多年，但我仍然经常将其拿出来与医学生和同行讨论并反思。我希望通过这样的病例分享，能够减少我们犯类似错误的可能性，并促使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病人的痛苦和尽力帮助他们找到疾病的元凶，从而取得更好的治疗效果。同时，我也感恩患者及家属对我们医护人员的理解和宽容，让我们有机会从医疗错误中学习和提高。
谢雯教授
在我的医疗生涯中，我遇到过很多印象深刻的患者，其中让我感触颇深的是患者与医生之间的信任关系。在当今社会，彼此之间的信任是非常难得的。作为医生，我信任患者能够遵照我的医嘱进行治疗；同样，患者也需要相信医生为他选择的是最佳的治疗方案。这种信任对于治疗过程至关重要。
前不久，我看到一个报告，说从外地来北京的病人，平均下来都会挂三个号，他们不仅看医生甲，可能还要去看医生乙、医生丙。看完之后，他们会比较三个医生的说法和治疗方案有什么不同，这样病人自己也会处于紧张状态。
这些都说明了什么？说明医生和病人之间都存在一种考量，那就是信任的程度。对于慢性的乙型肝炎病人，特别是有家族史的病人，我们更多地强调从30岁开始就应该进行抗病毒治疗，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要定期复查，这些都是必须要做的。
之前我看过一个病人，他的妈妈50多岁在我的门诊被诊断为肝癌，但因为发现得太晚，治疗效果确实不好。所以我就告诉这个病人，从现在开始，你应该定期来门诊进行随访。我真的觉得这个孩子非常认真，每3~6个月他都会准时来复查。对他来说，他妈妈50多岁就因肝癌去世，这件事对他的刺激很大。所以我也一直在想，为什么他妈妈没有能够更早地接受治疗呢？我觉得这其中还是存在宣传欠缺的问题。整个社会、医院、医生以及病人之间的信任是非常重要的。
徐京杭教授
当医生这么多年，确实有不少患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近几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位青年女性患者，她的肝脏受损比较明显，病情非常严重。她来到我的门诊后，我对她的病情进行了细致认真的了解。然而，由于当时我们的病房因疫情而临时关闭，我们无法为她提供规范的住院治疗。
她听到这个消息显得有些沮丧，但当时我立即联系了同在北京的另一家非常有名的肝病专科医院的一位教授，向他说明了这位患者的情况，并询问那边是否有床位，是否方便接收她入院治疗。打完电话以后这位患者就去那家医院看病了，后来治疗也很顺利。
其实我与这位患者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时间非常短暂，但过了一两个月甚至更久，这位患者专门来到门诊找我，向我表示感谢，还拿了锦旗。我当时很诧异，因为对我来说，我付出的并不多，只是了解了她的病史，帮她联系了转诊的机构。
然而，这位病人的感激之情却让我有了一点与之前不同的认知：医生和患者看待问题的角度可能并不完全一致。有时候，在我们医生眼里看起来很小的一件事情，却可能给病人带来很大的帮助。这让我意识到，虽然我们工作很繁忙，时间很紧，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即便在我们看来只是小事，也应该去做，因为有可能对病人提供非常大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