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西安事变震惊中外，张学良与杨虎城扣押蒋介石，迫使国共合作抗日。这一行动让张学良背负了叛逆者的标签，而他的命运悬于一线。外界普遍认为，最终解救张学良的关键人物是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她在其中斡旋、调停，最终帮助张学良免于最坏的结局。然而，事实的真相并非如此简单。
在张学良被蒋介石扣留后，真正为他争取到生路的，却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女人——他的原配夫人于凤至。于凤至究竟做了什么，才真正改变了张学良的命运呢？
张学良与红军的初次接触
1936年1月20日，陕西洛川，张学良与红军代表李克农坐在了一张简朴的桌子前，这是两人首次面对面接触。张学良此前一直寻找与中共建立联系的机会，这次会见正是为了解彼此的态度和立场。李克农作为中共的代表，他向张学良详细介绍了红军在抗日问题上的立场，表明了中共愿意放下内部纷争、联合国民党共同抗日的决心。
在交流过程中，张学良逐渐认识到，中共并不是他曾经想象中的敌对势力，双方的共同目标远大于彼此的分歧。这一日，张学良与中共的联系终于得以建立，张学良逐渐倾向于联合共产党共同抗击日本侵略。
几个月后的10月22日，蒋介石抵达西安，张学良希望能说服蒋介石结束内战，全力对抗外敌。蒋介石听着张学良的陈述，面无表情。张学良详细地阐述了日本侵略的严重性和国内统一战线的紧迫性，希望蒋介石能够重新评估国内外的形势，采取更灵活的策略。蒋介石偶尔点头，但大部分时间是沉默的，他的态度似乎并没有因张学良的热情陈述而有所动摇。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张学良多次找机会与蒋介石讨论这一议题，他们在不同的场合下碰面，每一次张学良都试图强调联合抗日的重要性。不论是在官邸的晚宴上，还是在私下的茶叙中，张学良都没有放弃任何一个说服蒋介石的机会。
蒋介石对这些劝说始终保持谨慎和冷静的态度。他对张学良的提议始终持保留意见，坚持认为在未稳定国内秩序之前，无法全面展开对日作战。
西安事变的爆发
1936年12月12日的清晨，在西安的气氛异常紧张。张学良与杨虎城联手策划了一项大胆的行动，决定扣留正在该城视察的蒋介石。
清晨，当蒋介石的卫队稍显松懈时，张学良与杨虎城的部队迅速行动，成功控制了蒋介石的住所。蒋介石被几名军官带到一个安全的房间内，尽管事态突然，场面却保持了一定的秩序。
在紧张的两天后，即1936年12月24日晚，周恩来作为共产党的代表，与蒋介石在西安的一个相对隔离的会议室内进行了会谈。会谈中，周恩来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和坚持，他向蒋介石详细阐述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周恩来强调，唯有国内各政治力量团结一致，才能形成对抗日本侵略者的坚强阵线。
蒋介石在会谈中听取了周恩来的意见，表面上显得较为冷静，但内心的压力与纠结可见一斑。经过数小时的激烈讨论，蒋介石最终在压力之下作出了让步。他同意了停止内战和联合共产党抗日的提议，但他坚持不以书面形式签署任何协议，而是承诺以个人的名誉来保证这些条件的执行。
张学良南归与请罪
1936年12月25日，西安事变已告一段落，蒋介石的处境在多方斡旋下逐渐稳定下来。当天，张学良决定亲自陪同蒋介石返回南京，这个决定来得突然，甚至没有通知中共代表周恩来。他和蒋介石一起从西安出发，启程回到国民政府的心脏——南京。
12月26日，蒋介石返回南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处理这场动荡的余波。回到国民政府，蒋介石立即对张学良采取行动。尽管张学良陪同其返回，表现出一定的诚意和服从，蒋介石并没有因此放松警惕。他命令军方将张学良扣押，剥夺了他的自由。
在被扣留后，张学良很快收到了来自蒋介石的明确要求——他必须写下一份请罪书。张学良处于极大的压力下，无法抗拒蒋介石的要求。他选择妥协，着手书写这封请罪书。在信中，他承认了自己在西安事变中的行为，并对此表示悔意。
1936年12月27日，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递交了一份重要的呈文。这份呈文中，他明确要求对张学良进行查处，并随呈附上了张学良的请罪书。
两天后的12月29日，国民党召开了第31和32次中央常务委员会，会上，张学良的请罪内容被提及，但没有经过详细讨论，便迅速作出了决定：将此案交由军事委员会依法处理。与此同时，国民党内部已经秘密决定，由李烈钧担任审判长，主持对张学良的审判。
1936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军事委员会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审理张学良。张学良由亲属宋子文陪同前往法庭，气氛严肃。法庭在国民党高层的安排下迅速进行审判，张学良面对的是一个早已安排妥当的结局。审判结束后，法庭作出判决：张学良被减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这一判决虽表面上看是对张学良的从轻发落，但实质上意味着他从此彻底失去了自由。
于凤至的幕后角色
张学良的原配夫人于凤至，在西安事变发生时并不在中国，而是在英国为他们的子女安排教育事宜。她在英国时，本打算专注于家庭事务，却意外地得知了张学良在西安发动事变的消息。
于凤至迅速作出决定，立即动身回国。在回国后，她首先尝试直接求见蒋介石，希望通过面谈能够化解局势，为张学良争取一个较好的出路。然而，蒋介石拒绝了她的请求，甚至不愿给她任何见面的机会。
于凤至知道宋美龄在蒋介石身边拥有极大的影响力，因此决定从宋美龄的母亲入手。宋母和于凤至曾有过一些交往，对她有一定的好感，这让于凤至看到了机会。她拜访了宋母，利用这层关系试图劝说宋家出面帮助张学良。
在拜访宋母后，于凤至并没有停止努力。她又联系了宋美龄本人，试图通过她说服蒋介石。在与宋美龄的见面中，于凤至诚恳地表达了自己对丈夫的担忧，并希望宋美龄能够向蒋介石传递她的请求。然而，尽管宋美龄表现出同情与理解，但最终也未能成功说服蒋介石做出让步。蒋介石的态度始终强硬，没有松口的迹象。
面对这些挫折，于凤至依然没有放弃。她知道蒋介石在对外政策上的某些秘密，尤其是他在抵抗日本侵略问题上的立场和决策。她设法拿到了一份蒋介石的不抵抗日军的电文。这份电文在当时是极具机密性的文件，一旦泄露出去，将会对蒋介石的声誉和国际形象造成巨大影响。于凤至决定将这份电文带到美国，作为张学良在谈判中的筹码。
蒋介石方面非常清楚这份文件的分量，特别是蒋介石的妻子宋美龄，她意识到如果文件被公开，会对蒋介石的政治前途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于是，宋美龄急切地尝试与于凤至交涉，要求归还这份电文。她用了各种方式，希望于凤至能够让步，把文件交还给蒋介石一方。
于凤至态度坚决，表示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张学良的安全和名誉。于凤至清楚，作为妻子，她必须为丈夫争取到最好的结果，这份电文正是她手中最强有力的武器。无论对方如何施加压力，她始终没有交出这份文件。
张学良晚年的反思与感激
2001年，张学良在美国夏威夷病逝，结束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他被安葬在夏威夷东海岸，伴随在他身边的还有赵四小姐——赵一荻，这位陪伴他走过数十年岁月的女人。张学良晚年的生活平静而隐秘，许多外界的事务他并不知情，原因之一便是赵一荻对他的生活照顾得非常严格，几乎隔绝了他与外界的联系。
尽管西安事变是张学良一生中的重大转折点，但在晚年，他很少主动提及那段历史，尤其是对原配夫人于凤至的贡献和牺牲，张学良很少谈论。于凤至在西安事变后，为了保护张学良四处奔走、冒险周旋，然而这些事迹在张学良的回忆中似乎被淡化了。
对于宋美龄，张学良的态度则更为公开和感激。在他的回忆和谈话中，宋美龄是他在西安事变后极为重要的支持者。宋美龄在事变后帮助调解局势，尤其是在蒋介石面前为张学良的命运奔走。正因为如此，张学良始终对她怀有感激之情，并在晚年不时表达对她的尊重。
然而，张学良至死可能并未完全意识到，真正救他的并非宋美龄，而是他的原配夫人于凤至。她在西安事变后的幕后行动，尤其是带着蒋介石“不抵抗日军”电文赴美的举动，极大地帮助了张学良争取到谈判的有利条件。正是于凤至不为人知的牺牲和果断行动，使张学良得以在蒋介石的掌控下免于最坏的结局。
参考资料：[1]范德伟,庄兴成.蒋介石的不抵抗和张学良的不抵抗[J].史学月刊,2003(9):55-5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