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纪委恢复重建，陈云出任中纪委第一书记，黄克诚任中纪委常务书记。

请黄克诚再出山，其实是不大容易的，胡耀邦为此亲自跑了三趟南池子，也没能说服黄克诚，后来还是陈云上门劝说，黄克诚才答应下来。

“老同志要勇挑重担。”

作为开国大将，黄克诚素来便以刚正不阿而出名，也因为在党内的威望很高，所以被人尊称为“黄老。”

在中纪委恢复重建以后，首要面临的工作便是党风建设和平反冤假错案，没有一个足够分量的人坐镇是不行的。

除了谈了党风建设外，陈云还同黄克诚主要谈了平反冤假错案的问题，黄克诚问了一句：

“你认为第一个该平反的是谁？”

陈云毫不犹豫的回答：

“毫无疑问是彭老总。”

黄克诚十分动容，思绪也不自觉的飘到了二十多年前。

1959年7月，中央在庐山召开会议，也就是在会议上，彭老总受到了批判。

也因为有不少人都为彭老总说话，以至于后来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就包括黄克诚、邓华、洪学智、罗舜初、钟伟等等将军，以至于时隔多年以后，许多当事人回忆起当时一幕，仍然感到难以忘怀。

万毅记得很清楚，后来还专门撰文回忆，当时在庐山会议上，他认为彭老总的看法符合实际，后来被迫在会议上做检讨，检讨文字还被写进了会议文件里。

在受影响的人中，还包括开国少将张平凯。

就在1959年初时，张平凯曾回过老家湖南平江，当时农村缺粮的情况已经很严重，不少人都因为饥饿而患了水肿，甚至还出现了有人饿死的情况。张平凯在老家调查了一段时间，掌握了不少一手的资料，于当年4月初向中央递交了一份材料。

经时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签发，张平凯的这份材料被刊登在了《党内通讯》上。

到后来庐山会议时，张平凯自然也认为，彭老总所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以致于在后来十多年的时间里，受到此事影响颇深。

毕竟在过去革命战争年代，张平凯就以个性耿直而闻名。

张平凯蒋军的老家是湖南平江，少年时便参加了当地的农会，积极投身革命洪流之中，1926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以后，平江的农民运动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彭老总率领独立第五师一团开进了平江地区。独立第五师很早就有党组织活动，特别是彭老总率领的第一团。

1928年4月，彭老总便秘密加入了共产党。1928年6月，彭老总率一团进驻平江地区，当时中共湘鄂赣边特委书记滕代远专程到平江，准备与彭老总一起领导起义。

尽管起义获得了成功，也公开打出了红五军的旗号，但国民党军集中了8个整团的兵力，企图将红五军消灭在平江地区，在敌众我寡的情形下，彭老总率军撤往平江东部山区修整，抵达平修边界的龙门镇以后，龙门区委根据县委指示，号召当地的百姓支援红五军。

时任区团委书记的张平凯也参加了支援红五军的行动，也就是在龙门镇，张平凯第一次见到了彭老总。

部队在龙门休整了5天后，当地干部在区委书记张勉之的率领下去见彭老总，彭老总一眼就瞥到了干部群中一个年轻的身影。

当了解到张平凯是区团委书记时，彭老总感觉很惊奇：

“还是一个细伢子哟！”

正说话间，彭老总回头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张平凯有些羞涩，但还是回答道：

“小名鸣伢子，大名张平凯。”

“好，光明正大，含义好。”彭老总显然是错听了名字，把“鸣”误认为是鸣，但大家那时都没在意。

“干革命就要在平常的岗位上，干出大事业。平凯吗，要奏出不平凡的凯歌哟！”

这次见面张平凯给彭老总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部队在离开之前，特意给龙门区委留了10支枪，同时还给临近的修水县留了6支枪，要龙门区委代为转交，张平凯带着人道红五军军部去接收这批枪。

就在这时，张平凯突然被拍了一下，回过头一看，竟然是彭老总：

“鸣伢子，你想不想要一支枪？”

张平凯瞪大了眼睛：

“想要，想了两年了。”

彭老总吩咐身边的人拿过一支小马枪来交给他，还勉励他：

“给，这支枪专门发给你的，因为你早就是一名游击队员了。鸣伢子，喜欢吗？”

张平凯得了生平第一支枪，高兴的不得了，整日把枪抱在怀里，擦拭的锃光瓦亮。

红五军在龙门镇休整了一个礼拜，等到离开时，张平凯也背上了心爱的小马枪参加了红军，其后跟随彭老总转战各地，立下许多功绩。

1929年10月，红五军选举士兵委员会，滕代远被选为士兵委员会主任，而张平凯则是出任了副主任。

张平凯虽然没有接受过什么系统的文化教育，但在参加红军以后，深感自己知识严重不足，于是花了很大的力气专门学习文化，后来又被当做骨干调到了红五军教导队学习，张平凯为人很擅于表达，在充分掌握文化知识后，便开始将自己的想法诉至笔端，到后来写文写诗也都不在话下。

抗战时期，张平凯还在晋察冀军区写过报道，反映敌后根据地的生产运动，毛主席后来看到这些报道后，还专门写了篇社论，并在文中引用了不少张平凯文章中的内容，后来登在《毛泽东选集》中，不仅如此，毛主席还特意给任新华社社长兼《解放日报》社的社长博古写信，要求新华社向全国播发张平凯的文章。

“平凯同志的稿子甚好，既生动，又有原则性，全文分数日在新华社播报。”

1955年9月，张平凯被授予少将军衔，

张平凯的个性耿直体现在他身处逆境时。

1933年夏，独立第10师被编入红十九军，张平凯任红十九军56师政委、师长，当时红军中深受“左”倾错误的影响，自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开始以后，红军接连失败，许多英勇的战士失去了年轻的生命，让张平凯十分难受。

作为一名从战士成长起来的高级将领，张平凯对这一时期红军的作战战略有很大的意见，随着战事的推进，张平凯也越来越难以忍受，于是他把自己的想法全部写在一篇文章之中，直接递交到了中央反映，信中阐明了他对红军现行的战略战术不满，反对“分兵把口”“六面出击”“短促突击”的战法，建议采用过去行之有效的打法。

要知道在当时，张平凯的举动无疑是非常危险的，甚至于随时随地可能会被扣上帽子，可他仍然不管不顾的上书言事。

只是很遗憾，张平凯的义正言辞并没有被采纳。中央“左”倾领导干部不仅撤了他的职务，还开除了张平凯的党籍。

1933年后半年，张平凯调工农红军大学、彭（湃）杨（殷）步兵学校任教员。

张平凯有一段日子过得是相当艰难，许多老战友在他们的回忆录中，都提到过张平凯的情况

黄克诚记得很清楚，有一次部队长征过草地，意外碰上了同样拄着拐杖，步履瞒珊的张平凯。

张平凯坦言：

“我因为有病，掉队了。”

黄克诚是1930年被调到彭老总率领的红五军的，因反对“左”倾冒险主义攻打中心城市，遭到了批评，对于张平凯的情况，黄克诚是心知肚明。

过草地时，红军的条件很艰苦，许多战士因为身体虚弱掉队，而一旦掉队，就意味着可能会牺牲，为了保护张平凯，黄克诚马上找来卫生院帮他治疗疾病，还告诉张平凯：

“今天已经这么晚了，你先在我这里住一晚上，明天再追赶队伍。”

黄克诚留张平凯在队伍里住了一个晚上，为了给他补身子，还把自己珍藏的一块舍不得吃的獾子肉拿出来，加了一点豆子，煮给了张平凯吃。张平凯心里很过意不去，因为在松潘草地上，根本就弄不到其他的粮食，黄克诚把肉让给他吃，就意味着自己要挨饿。

只是黄克诚却并不在意，为了宽慰张平凯，黄克诚还拉着他聊了许多往事，让张平凯十分动容。

时任红十一团特派员的裴周玉也记得，张平凯那时患病掉队在后面，因为遭到了撤职处分，他连骑马的资格也没有，许多行李也是自己背着，裴周玉不忍心看他这样，于是主动让自己的马夫过去帮忙替他拿着行李，把马也让给他骑，并把随身携带的干粮也让给他。

一直到抵达甘肃以后，张平凯才从裴周玉那儿拿回自己的行李。

裴周玉那时负责收容掉队的干部战士，身边也只有这样一匹马，但是他自己不骑，而是驮着那些受伤掉队的干部战士，许多人在解放后，都曾记得自己被裴周玉搭救过的经历，就连张平凯也对此事记忆深刻，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张平凯备受打击，裴周玉上门探望，他还乐观的说：

“在草地那么困难的情况下，你帮我渡过来了，我现在还怕什么呢？”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中央红军干部团与红四方面军彭（湃）杨（殷）步兵学校合并，成立了新的红军大学。

当时，干部团大多数都是原来受到过处分的红军干部，所以一直受到莫名的批评，时任红军大学教育长的李特就曾批评莫文骅：

“干部团散漫、精神不振，思想右倾。”

不凑巧的是，张平凯正巧路过，他刚走出草地，衣衫褴褛，身体虚弱，为了补身子，他打了一头獾子，左手提着羊头壳，步履瞒珊的走过来，李特指着他就批评：

“你看，这像个什么样子？整天找吃的，其艰苦性在哪里？这不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吗？”

红军长征一路走过来，大多数人都饿得面黄肌瘦，少数人甚至因此而患病，就只是打一头獾子，吃得好一些补身子，就被说成是思想“右倾”。

时任红三军教导营政委的李志民与张平凯是同乡兼战友，他记得很清楚，中央红军（右路军）走出若尔盖草地后，他碰上了久未见面的张平凯，当时张平凯的身体更加虚弱了，还患了疟疾，步履瞒珊的跟着干部团行军，他感觉很心疼，就上去扶住张平凯回了营地。

刚巧的是，一个外出的战士打了一头獾子回来，李志民就把獾子肉煮了，分给张平凯以及其他几个伤病员吃。

其实，李志民自己身体也很虚弱，只能说他还算幸运，毕竟他身体没患病，也没受伤，相比于其他人来看，是一个“壮汉”，所以他经常把自己的食物分给伤病员。

一口獾子肉，虽然起不到作用，却代表李志民对战友的那份关爱。

一直到许多年以后，张平凯仍然记得，当年李志民曾给过自己一口獾子肉的事儿。

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情谊，总是让人格外动容。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张平凯的处境益发艰难起来。

从革命经历来讲，张平凯与彭老总确实有着很深的交情，后来跟着他南征北战，立下很多战功，更重要的是，彭老总救过他的命。

1931年第三次反“围剿”，张平凯率领炮兵团随红三军团行动，不凑巧的是，那时他正发着高烧，就连骑马也困难，只能让战士们用担架抬着走。

为了不拖累部队行动，张平凯主动提议自己脱离大部队，带着两个警卫员、一个卫生员和文书就地隐蔽，离开时，张平凯还特意写了封信，交到了彭德怀与时任红三军团参谋长的邓萍。

等到大部队离开以后，张平凯躲进了一个红薯窖里，当时敌人已经靠的很近，周围的老百姓大多数都躲了出去，只有张平凯静静地听着外面逐渐逼近的脚步声，眼见危险就要来临，张平凯正烧的迷糊之际，从外面闯进来三四个人，不由分说把他抬上担架带走了。

一直到脱离了危险，张平凯才知道，是彭老总、邓参谋长接到了他的信后，心急如焚，因为他所藏身的地方没有党组织基础，一旦遭到搜捕，那将必死无疑，情急之下立即派出了一队精干人员，火速将张平凯用担架抬出来。

张平凯心下很感动。

1946年9月，张平凯在热河赤峰北的林西城时，还想起当年这段往事，挥笔写了一首诗：

迅逝十五载，严寒一朝霜。

我踏塞外雪，恩人镇太行。

当年除蒋贼，今日逐东洋。

毛朱浮众望，彭总继红光。

张平凯一生受彭老总影响很深，但在庐山会议上，他之所以为彭老总说话，不仅仅是因为两人几十年的革命情谊，而是因为他确实认为，彭老总说的是事实。

一直到后来受处分以后，张平凯仍然致力于为彭老总写传。可惜的是，这部分完成的稿件，在那个特殊时期被毁于一旦。

获得平反以后，张平凯重新拿起笔，在没有秘书以及工作人员帮助下，自己动手写了20多万字的《忆彭大将军》，于1984年正式出版。

值得一提的是，黄克诚出任中纪委常务书记后，致力于为之前的错案平反。

当时中纪委已经做出了为张平凯平反的决定，但工作人员拿着文件上门后，张平凯却不由分说，将平反的文件撕了个粉碎。

“我被关了十几年，一张纸就想把我打发了！”

两名工作人员也很无奈，只好回去向黄老报告：

“黄老，我们这平反工作是干不下去了！

黄克诚很熟悉张平凯，也知道他的脾气，在当时这样的情况也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个例，他耐心的劝说了工作人员，又聊起了张平凯的情况：

“张平凯这位同志，1959年跟着彭老总蒙了冤，这么多年下来，一纸平反文件确实不能安抚他内心的伤痛。跟他的经历相比，你们受点气没什么的。”

“那这件事情怎么处理呢？”

工作人员问道。

黄克诚略作沉吟，吩咐工作人员拿过来一份关于张平凯平反的文件，并拿着自己的狮子头印章，亲自盖了上去，递给工作人员：

“你告诉张平凯同志，就说这上面的印章是我亲手盖上去的。”

工作人员勉为其难的上了门，没想到的是，张平凯将军一听说是黄老亲自盖的章，立马笑逐颜开：

“这不是黄老的印章吗？好，我签字，我签字。”

两名工作人员不明白为什么，连忙问了一句：

“您见了黄老的印章，为什么就改变了态度了呢？”

他们哪里知道，黄克诚与张平凯过去的交际，他们更不知道，黄克诚手里的这个狮子头印章，是从战争年代沿袭下来的习惯，只要这个印一出，他的那些个老部下都会一个个赴汤蹈火，坚决完成任务，非重要时刻，黄克诚的印不轻易动用。

望着这枚红彤彤的印，张平凯也有很深的感触：

“黄老的平反结论至今还没作，我已经平反了，还有什么资格计较那点待遇？”

心头的阴霾一扫而空，张平凯将军晚年也生活的十分安逸。

1981年11月，张平凯与兄弟张令彬（开国中将）还相约一起到老家平江龙门枫树村去，走走看看，一路走来，如今已国泰民安，将军的心中感到很宽慰。

张平凯将军晚年仍致力于整理彭老总的生平，只是很遗憾，没能完成《庐山——彭总的晚年》。

1990年11月22日，张平凯将军不幸病逝，享年8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