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穆鲁克本身的组成就是具有复杂性的特点，在这样的政权领导下，当时的埃及社会环境是由多民族之间共同建立的社会环境。从民族构成的角度来看，马穆鲁克人的种族复杂，移民现象更为普遍。

历史学家马奎尔齐指出，埃及的居民来自许多种族，包括科普特人(即当地的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征服之前居住在这个国家的人的后代、希腊人、阿拉伯人、库尔德人和埃塞俄比亚人。他们常常被称为“瓦菲迪亚”，即“移民、难民”，其中还有许多人是鞑靼人，他们在13世纪蒙古入侵的剧变中流离失所，并前往马穆鲁克帝国寻求庇护。

他们大部分因身体素质优秀或曾有作战经历而被选入马穆鲁克的军队当中。另有史学家认为马穆鲁克人中多以土耳其人为主，15世纪末，历史学家苏雨缇曾说，“与其说马穆鲁克人是伊斯兰教的救世主，不如说他们是土耳其士兵的继承人”。

中世纪马穆鲁克人的通用语是一种土耳其方言，而不是阿拉伯语，他们故意将自己与当地的埃及人区分开来，构建一种异己意识形态来支持他们的政治合法性。他们的土耳其名字将他们与当地的臣民明显地区别开来，这一区别似乎是他们有意识地保持的。

例如除了少数贝都因酋长之外，几乎没有埃及人模仿他们的主人采用他们的命名法。在城市范围内，马穆鲁克人在衣着和仪态上也与众不同，他们在骑马和佩剑方面享有自己的特权以彰显尊贵的地位。

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包括非洲和亚洲的广大地区，它不仅是一个宗教实体，而且对从塞维利亚到撒马尔罕这一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凝聚力作出了重大贡献。多民族的融合与交往下的马穆鲁克统治时期亦是如此。

在中世纪的穆斯林宗教外衣下，从道德等级秩序的角度来看，当时的普通埃及女性并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妇女被认为不如男子，她们在公共场合的出现被认为是对社会的破坏。由于父权社会的影响，马穆鲁克埃及时期的女性更大程度上只能服从统治者的意愿，在重大节日或者活动时，甚少能够出席参加。

1421年，开罗被装饰起来，以庆祝马迈勒是政府指派以监督市场和道德的官吏，其工作由《古兰经》里一再重复的训谕所界定，即“全体穆斯林都有善善恶恶”。在诸如此类的活动里，他们禁止妇女观看第二天早上的游行。

马奎尔齐非常欣赏穆合塔西卜们的行动，并批评妇女坚持自己的习俗和做法，事实上，这种批评可以被描述为对女权的蔑视。他把她们的行为定义为固执的、不顾后果的和拒绝听从合理的道德建议的行为。

穆合塔西卜非常热衷于控制妇女的行为，在同年的斋月期间，禁止妇女参观墓地，许多妇女屈服于他们的威胁，只能待在家里。当局努力管制妇女在公共空间的活动，是出于道德上的考虑和希望维持人们认为是可取的等级社会结构和性别身份。

1349年，苏丹的两个妻子发明了一种新的时尚潮流，即穿着两件非常长且昂贵的外衣，另一件叠穿在外。这种时尚潮流从苏丹的后宫传开至全体开罗们妇女的衣橱。然而，在马穆鲁克统治者眼中看来，女性的服装穿着打扮与等级社会秩序交织在一起，等级社会结构的概念渗透到中世纪的穆斯林社会观中。

在这种社会秩序的愿景中，还嵌入了精英作为对社会正常运转至关重要的社会阶层的看法。诚然，这些僵化的社会等级观从来没有按照常规的制度发展，服装是社会标志，必须维持社会秩序。他们有义务进行干预并阻止这种时尚在开罗的传播。

苏丹在开罗颁布法令，禁止妇女穿宽长的外衣，原因是：穿着宽大长款外衣的普通女性与统治阶级的女性从外形上看起来相似。更有甚者，是通过梦境与现实相结合的说辞来限制女性的权力。

据史料记载，在1390年，当时先知在梦中向一位开罗妇女现身，并明确禁止她穿宽阔的长衫，如果她不服从他，她将以基督徒的身份死去。在中世纪时期，梦被视为先知对传递人类神圣信息的途径，并在当时启发了大量关于梦的解释的文学作品。

最终根据苏丹的命令，开罗的市场管理者有权决定女性应该戴什么样的头巾。在这些法令之后，女性开始在家中和公共场所佩戴不同的头巾。马穆鲁克埃及的诸多法学家都不支持埃及妇女参与公共活动，他们急于加强这些界限，在他们看来，性别是社会秩序的基础。

伊本·哈吉写了一篇尖刻的文章，谴责他不赞成的各种社会和宗教习俗。他认为，按照先知的传统，女性只应在三种情况下离开自己的房子：结婚时；埋葬她的父母；以及她自己的葬礼。

当然，相比马穆鲁克时期的普通埃及女性大多是从社会底层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的，也有一少部分高学问女性站在了当时社会的最高阶层，她们既是自由人又没有完全脱离奴隶的枷锁。这些妇女参加学习会议，接受传统教育。

马穆鲁克时期的作家们曾在自己的作品中强调女性学者的传播宗教知识方面突出作用和形象。这些资料来源说明了妇女在传播圣训和传播其他宗教知识方面所作的重大贡献。在当代编年史和传记词典中，许多人的名字都被提及。

一位著名的大马士革历史学家和法学家，甚至专门用了一小段时间来讨论妇女在传递圣谕经典卷中的地位。值得一提的是，在文中提到的六个妇女都是博学家庭的后代。她们是各种宗教传播链中的一个节点。通常，阅读活动参与者的名字会被写在这些聚会中研究过的书的第一页或最后一页上。

一些学者研究了证明这种社会和知识实践的文献。发现这些妇女中绝大多数是有学问的家庭的女儿。她们将知识作为资本使自己的地位提高。大多数历史学家强调了中世纪伊斯兰社会的社会分化，尤其是中东部的城市。

穆斯林作家以各种方式定义了埃及社会的不同层面，以及宗教、财富、职业、种族和教育程度的相互竞争的需求，更不用说性别，导致了深刻的社会裂痕，这种社会分化促成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社会疏离达到了顶峰。

一系列的对比也反映出这一时期埃及社会和文化的主题，即多种文明之间的冲突与交往。也正是冲突和交往展现出了中世纪埃及的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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