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6月9日，袁隆平赴北京出差，听说华国锋身体有恙，特意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去探望。

对袁隆平的到来，华国锋显得很高兴，两人坐在沙发上谈话，彼此的手还紧紧地拉着，半个小时都没松开，两位老友多年的情谊，让人不禁动容。

袁隆平临走时，华国锋还特意写了八个字赠予他：

“隆平同志，贵在创新”

华国锋的题词，无疑是对袁隆平的期许。

尽管杂交水稻早在三十多年前便已经成功推广全国，可袁隆平仍然走在这条路上，几十年来孜孜不倦，一直到他生命的终点。

杂交水稻的研究不是一蹴而就的。

有关杂交水稻的基本思想和技术，一开始是美国人提出来的。

1926年，美国农学家琼斯提出了水稻具有杂种优势的理论。

从这一天开始，世界各国的农学家便前赴后继的研究杂交水稻。

美国人Henry Beachell在1963年率先实现的，因此在一个小范围内，Henry Beachell也被人称为是“杂交水稻之夫”。1996年，Henry Beachell获得世界粮食奖，以表彰他在杂交水稻上的贡献

不过，Henry Beachell的设计与方案都存在问题，无法进行大面积推广，后来日本人接过了美国人的研究，并进一步提出了利用三系法来培育杂交水稻。

日本人之所以对杂交水稻如此用心，也是因为狭窄的国土面积和过于膨胀的人口，他们急需要解决吃饭问题。

日本人后来确实推动了杂交水稻的研究，他们不仅找到了野生的雄性不育株，还提出了一系列的办法。

可日本人找到的野生的雄性不育株，育种后效果并不是很好，而且他们所提出的一系列办法，却没能研究出一个杂交水稻产业化的方法。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为了攻克这一难题，世界上无数的农学专家前赴后继。

袁隆平只是其中之一，可最后他取得的结果却最辉煌。

1953年8月，袁隆平从西南农学院农学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安江农校任教，后来在安江农校，袁隆平一呆就是将近20年。

袁隆平一开始是从事红薯的育种和研究工作，后来他通过嫁接的方式，成功培育出了超级红薯和超级番茄。

不过，嫁接的这种方式，本身只是属于技术，无法改变遗传基因，加上中国那时缺粮食，袁隆平曾亲眼目睹农村人民生活困难的场景，于是下定决心研究水稻。

1960年7月，袁隆平偶然在安江农校试验田中发现了一株特殊性状的水稻，他用该株水稻试种，发现子代具有不同性状，袁隆平推测，该株水稻为天然杂交水稻。

天然杂交水稻十分难得，重要原因在于，水稻是属于雌雄同体，是自花授粉，在性状成熟之前就已经完成，因此很难进行异花授粉。

袁隆平后来尝试，利用人工去雄的方式进行杂交水稻的培育，整个过程异常艰辛，因为水稻性状成熟就在刹那间，必须牢牢的抓住机会，袁隆平后来为此住在试验田周边。

可惜人工去雄虽然简单，却并不能完全根绝水稻自花授粉。

袁隆平后来致力于发现、寻找、培育雄性不育株的道路。

从1964年7月5日，袁隆平在试验田发现了第一株雄性不育，在后来几年时间里，袁隆平又陆续发现了6天然雄性不育株，通过杂交产生子代后，袁隆平收获了一大堆人工培育的雄性不育株，通过三系法培育出的杂交水稻，其子代果然具有杂种优势。

袁隆平研究杂交水稻的一系列过程，并不是没有遇到过困难，除了技术上的，还有其他方面。

当时中国深受苏联的影响，迷信米丘林、李森科的“无性杂交”的学说，对袁隆平的研究嗤之以鼻。

1966年2月28日，袁隆平的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突破重重困难》，刊登在中国科学院主编的《科学通报》半月刊第17卷第4期上。

国家科委九局熊衍衡注意到了这篇论文，并上报给了时任九局局长赵石英，赵石英立刻意识到，袁隆平的研究将会给世界杂交水稻领域带来变革，因此立即请示了时任国家科委党委书记的聂荣臻，聂荣臻也表态支持。

在聂荣臻首肯下，赵石英以国家科委九局的名义下发便函给湖南省科委以及安江农校，以支持袁隆平继续从事这个项目的研究。

只是很遗憾，尽管袁隆平获得了更多的支持，但从1966年到1970年，长达四年多的时间里，袁隆平的研究毫无进展。

一方面是技术上的问题。

雄性不育株不能百分之百遗传，几次试验得到的数据都不是很理想，亩产也不过关。

当时袁隆平意识到参与试验的水稻，他们之间的亲缘关系很近，类似于人类近亲结合，得到隐形遗传病的概率就很大，应该采用远缘的野生稻和栽培稻进行杂交。

另外一方面则是人为上。

当时正处于特殊时期，因此袁隆平的科研几度被人为中断过。

1968年5月18日，袁隆平在试验田里700多株不育材料的秧苗全部被人为破坏，因为所处年代原因，该案后来成为悬案，所幸在事发四天以后，袁隆平和他的学生在学校的一个枯井里，找到了五株仅存的秧苗。

1970年6月，湖南省革委会在常德主持召开湖南省第二次农业学大寨科技经验交流会，时任湖南省革委会代主任的华国锋点名要袁隆平参加。

袁隆平心里很惶恐，因为他的杂交水稻科研并没有实现大的突破。没想到的是，就在出席大会的当天，华国锋点名要袁隆平上台发言，介绍杂交水稻的科研进展。

华国锋在地方任职期间就很重视农业生产。

1959年7月，张平化调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华国锋担任了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主要分管农业工作。华国锋任职期间，就很重视地方农业生产，后来主持了湘潭灌区的建设，时至今日当地百姓依然受益。

对袁隆平杂交水稻研究，华国锋一开始就很重视，因此才在1970年湖南省农业学大寨科技经验交流会上，支持袁隆平上台讲话。

当时，袁隆平正因为没有成绩而惶恐，坦言“愧对省领导和大家的期望”的时候，华国锋主动对他说：

“周恩来总理经常过问杂交水稻科研的事，希望能够继续研究下去，尽快把它搞成功。”

袁隆平听了这句话，心里很受感动。

当年，袁隆平就启动了“用一种远缘的野生稻与栽培稻进行杂交”计划，他和助手李必湖、冯克珊奔赴海南，踏上了寻找“野生雄性不育”的道路。

1970年11月23日，袁隆平与助手在海南红星农场，成功发现了一株“野败”，为培育杂交水稻打下了坚实基础。

1973年10月，袁隆平在苏州召开的水稻研讨会上，正式宣布我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

1974年，湖南省试种了20多亩杂交水稻，平均亩产量达到了650公斤，证明了水稻杂交确实具有优势。

随着杂交水稻在全国范围内遍地开花，随之而来的是杂交稻种供不应求的态势，因为想要全国推广种植，就必须有大批量的杂交水稻的稻种，光是湖南一个省的努力是远远达不到需求的。

湖南农科院副院长陈洪新一开始就很重视杂交水稻的繁育工作，后来又大胆的提出：

“利用华南沿海地区的有利气候条件，组织更多的育种人员“扩大南繁”，加速杂交稻种子的繁殖。”

当时，湖南省委也很支持这一方案，然而省农科院派出袁隆平、陈一吾两位专家进京去找农业部汇报工作，却始终没有见到农业部相关领导，无法汇报工作。

陈洪新心急如焚，为了能争取中央支持1976年杂交水稻在全国推广种植，他和院长何光文一起，进京找中央汇报工作。

1975年12月，何光文、陈洪新几次到农业部，几次被农业部办公厅以“部领导太忙，请等候汇报”搪塞。

万般无奈之下，何光文、陈洪新决定直接写信给时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华国锋。

华国锋接到信以后，十分重视，立即派人打电话通知两人来汇报工作。

12月22日下午，华国锋在中南海小会议室亲自听取了何光文、陈洪新，不仅如此，华国锋还拉来了主官农业的副总理陈永贵、农业部部长沙风、常务副部长杨立功等等。

汇报持续了三个多钟头，华国锋听完以后，当场就拍板支持：

“对杂交水稻一定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同时又要扎扎实实地推进，要领导重视、培训骨干、全面布局、抓好重点、搞好样板、总结经验、以点带面、迅速推广。”并当即拍板：第一，中央拿出150万元人民币支持杂交水稻推广，其中120万元给湖南作为调出种子的补偿；30万元给广东购买15部解放牌汽车，装备一个车队，运输“南繁”种子；第二，由农业部主持立即在广州召开南方13省(区)杂交水稻生产会议，部署加速推广杂交水稻。”

在华国锋的支持下，杂交水稻的育种工作有条不紊的展开。

1975年冬，在国务院支持下，湖南省政府开展了大规模推广杂交水稻的力度，并组织了大量科研人员赴海南制种。

这一系列的举动，也推动了1976年杂交水稻在全国推广。

袁隆平后来回忆起这件事，仍满怀感慨的称：

“如果没有华国锋的支持，杂交水稻的大面积推广是非常困难的。”

尽管华国锋与袁隆平两人后来联系逐渐减少，但彼此却始终牵挂。

华国锋对袁隆平印象也很深刻：

“对于科学研究，我是个外行。但我知道，农业生产要发展，就得依靠农业科学的进步；而农业科学的进步，离开农民和土地，是不可能成功的。作为一个地方的领导人，支持和帮助他的科研项目，是我的天职。大概从那时候开始，我们之间就建立了一种友谊。”

2004年，袁隆平当选为“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华国锋从电视上看到后，还特意嘱咐秘书打去电话祝贺，请他注意身体。

2006年6月9日，袁隆平到北京出差，还专程去看望华国锋。

2008年4月，《袁隆平口述自传》出版，华国锋亲笔给该书题写了序言：

“我与袁隆平同志相识，已经快40年了。那是我在湖南工作的时候，我们相识的媒介，就是他的杂交水稻研究。如今，他已经是全中国和全世界闻名的科学家了，而我却垂垂老矣！”

在袁老口述自传中，谈到了华国锋，他认为：

“杂交水稻有今日的辉煌，华老起了很重要的领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