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18日凌晨，淮安市某医院。

夜晚的街道万籁俱静，保安室的灯还亮着，值班的保安强忍住困意，昏昏欲睡地打了一个又一个哈欠。

突然，外面传来了一声刺耳的刹车声。

保安打了个激灵，站起身朝外看去。

只见一辆车停在了医院急诊室门口，车上下来了两个男人，他们从车里拖出一个人，粗鲁地扔在地上，然后迅速上车，关掉车门扬长而去。

被扔的那个人软趴趴地倒在地上，一点声音都没发出来。

保安心知不妙，迅速地叫了值班医生来救人。

两人冲上前去，看到地上躺着的人，齐齐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个男人全身都是血迹，胸部还有个弹孔，血肉模糊。

医生赶紧施救，却发现此人呼吸心跳都已停止，回天乏术了。

这一天，淮安市公安局的灯亮了一夜。

经警方调查，死者姓周，杀害他的凶手是一个叫聂元元的人。

让人吃惊的是，这个聂元元还是个“双面人物”，他不仅是村主任，还是个无恶不作的黑社会老大。

杀人犯，黑老大，村干部，聂元元到底是个怎样的人？一个黑老大，又是怎么坐上村主任的位置的？

居住在江苏淮安王营镇、袁集乡一带的人，应该对聂元元这个人不陌生。

聂元元是个劣迹斑斑的混混，他没有正经工作，每天都和一群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

这群街溜子平时不是在打架，就是在打架的路上。

争地盘、为了江湖义气寻仇、抢生意……聂元元一帮人四处逞强斗狠，称得上恶名在外。

2004年，聂元元被公安机关抓获，锒铛入狱。

从狱中出来后，他没有改邪归正，而是继续当一个法外狂徒。

于是，六年后，怙恶不悛的聂元元再次入狱。

按说，坐了两次牢，聂元元怎么着都应该收敛点了，但他偏不，甚至变本加厉。

2011年7月，聂元元刑满释放。他出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开赌场。

聂元元纠集了之前和他一起混的兄弟们，让他们“看场子”，他自己则通过抽头渔利、赌场放贷赚钱。

一些不按时还款的赌客，他就让小弟给他们一点教训，并且注意不要将事情闹大。

后来，随着赌场越开越大，聂元元兜里的钱也越来越多，他就开始放高利贷，月息6分到8分不等。

高利贷的危害，这里不多说大家也都清楚。

绝大多数时候，可怕的不是高利贷本身，而是高利贷背后的催债人。

聂元元团伙从一开始就具有涉黑性质，追随他的人都是社会闲散人员或刑满释放人员。

这种人毫无底线，心狠手辣，在聂元元的授意下，他们多次采用暴力手段追债讨债，当地的治安环境不断恶化。

2012年3月，为了方便组织成员聚会，聂元元在淮安西出口买了套房，并开了一家“幸福家园土菜馆”。

这家土菜馆成为了聂元元组织的聚会地点，他的手下经常聚在这里，商议要事。

到了这时，聂元元的黑社会组织已经基本成形。

此后，为了积累组织壮大的资本，聂元元又开始插手工程生意。

这种工程一般都有工程公司或相熟的包工头承包，怎么着都轮不到聂元元这群“行外人”，但聂元元眼馋工程项目的利润，他自己拿不到，就去抢别人的。

工程承包人周某就是受害者之一。

2014年4月18日晚，周某的工程队正在淮安市淮阴区景观大道的绿化工地上作业。

突然，工地上来了七八个人，他们面色凶狠，个个都拿着砍刀。

“停工了停工了，都别干了！”其中一人嚷嚷道。

开着挖掘机挖土方的司机探头一看，觉得这群人来者不善，赶紧给周某打电话。

周某带着司机李某急匆匆赶到现场，李某憋着点火气，到了工地上就问：“你们凭啥让我们的工地停工？”

这一问可不得了。其中一人走上前来，二话不说就挥起拳头，一拳打在李某的脸上。

这一拳就像是打开了暴力的开关，其他几人迅速围拢，强势地将李某围在中间，对他拳打脚踢。

他们毫不留手，拳头如雨点一般落下。

李某的脸上和身上多处受伤，在医院治疗了十几天才痊愈。

事后，周某和李某才知道，前来找事儿的是聂元元一伙人，那天最先动手打李某的，就是聂元元。

经此一事，周某觉得自己实在得罪不起聂元元。

破财消灾，周某同意以盐河为界，将另一半土方工程送给聂元元。

聂元元就是想赚钱而已，哪里懂得什么工程？根据土方工程结算的相关书证来看，聂元元手里的这个工程搞了一个多月就结束了。

交付工程后，聂元元获得了525.9万元的报酬。

他喜不自胜，大方地给每个手下都发了五千块钱奖金。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一些包工头迫于聂元元的淫威，不是主动将工程双手奉上，就是交钱保平安。

一个土方工程的承包人孙某为了安抚聂元元，就曾给聂元元分利5万元。

这些都是明面上的利益，工程项目带给聂元元的不止有这些。

他通过承包工程认识了很多房地产商，一旦有老板资金周转不开，聂元元就会给他们放高利贷。

据统计，从2015年开始，一直到案发，短短几年时间，聂元元就放了两千多万元的高利贷，从中获利482万元。

再加上他开赌场的收益，聂元元组织非法攫取的总资产已经达到了一千多万元。

有了足够的金钱之后，聂元元就开始谋求政治地位。

2015年，聂元元先后贿赂了当地某村书记和派出所的民警，前者给他写了一封推荐信，后者违规给他开具了一份《违法犯罪记录证明》。

证明称，近几年内，未发现聂元元有违法犯罪记录。

这份罔顾事实的证明加上村书记的推荐信，让身为黑社会老大的聂元元摇身一变，成为了淮阴区越河村村委会副主任。

2016年，越河村村委会组织选举，聂元元又顺利升官，当选村委会主任。

这个身份给了聂元元很大的便利。

他披着官皮，利用身份便利腐蚀了一个又一个于他有利的国家公职人员。

截止到案发，被聂元元拉下水的大小官员共有32人，其中多是政法干警。

淮安市公安局淮阴分局治安大队原大队长邵霖、刑警大队原教导员李金华、丁集派出所原所长周信玉等人，都是聂元元的入幕之宾。

靠着这些害群之马的庇护，聂元元在淮阴无人敢惹。

他顶着村委会主任的名头，开赌场、放高利贷、与他人械斗抢生意、肆意欺压民众，还非法持有枪支。

原本应该为人民服务的官员，却成为了他残害人民、为非作歹的保护色。

一个黑老大，将基层政权玩弄于鼓掌之间，对于当地政府来说，简直是莫大的耻辱。

好在，清算的时刻很快就到了。

2017年12月17日晚，聂元元麾下的得力干将徐宁带人前往淮安市动物园参加一场谈判。

此前，徐宁开的赌场和另一家赌场因争抢客源的问题多有冲突，这家赌场的老板干建柱就和徐宁商议，双方可以约定时间谈判一下。

徐宁答应了，但到了谈判当天，来的人并不是干建柱。

干建柱随便派了个人敷衍徐宁，他自己则带着打手去了徐宁的赌场闹事，将徐宁的两名手下打伤。

临走前，干建柱还放话，要想“报仇”，就来淮沭河大堤南边的一干桥。

这就相当于下战书了。接到消息的徐宁怒不可遏，当即就放弃了谈判，和同行的于杨等人回去向聂元元告状。

聂元元听了后，下定决心要找回场子。

他吩咐手下准备好砍刀、钢管、棍棒等武器，接着拿出了三把火药枪，一把给于杨，一把给手下夏得利，最后一把他自己拿着。

一群人气势汹汹地赶往淮沭河大堤。等了没多久，就见一辆面包车亮着大灯猛冲过来。

聂元元反应极快，率先举枪射击，他的手下紧随其后，挥舞着砍刀和跟在面包车后面的干建柱等人打成一团。

现场一片混乱，聂元元团伙逐渐落入下风，队伍也很快就被冲散。

聂元元当即决定分头逃跑，但干建柱团伙里的马仔周玉成却对他紧追不舍。

看着离自己越来越近的周玉成，聂元元狠下心，决定除掉这个碍事儿的。

他举枪瞄准，扣动扳机，一颗子弹朝周玉成疾速飞去。

周玉成胸部中弹，应声倒地。摆脱了周玉成，聂元元终于顺利逃脱。

聂元元不知道的是，周玉成被扔到医院后就气绝身亡了，淮沭河堤上发生的枪击案，也因此进入了警方眼中。

经过初步调查，警方确认了死者的身份就是周玉成。顺着周玉成这一线索往下深挖，挖到了藏在最里面的聂元元。

此时，杀了人的聂元元表面淡定，实则内心慌乱地回了家。

他将家里的监控全部删除，又叫来自己的妻弟张奎，让他想想办法，把自己和于杨用的火药枪找个地方藏好，不要被别人发现。

张奎略一思忖，觉得藏在哪里都不安全，还不如毁了算了。

于是，他联系朋友李某，两人找来了一把氧气焊枪，将火药枪切割成一小段一小段的，分装扔进了淮河和盐河。

聂元元本以为，删除自家监控，销毁作案工具就可以掩盖掉他杀人的事实，但天不遂他愿。

当天晚上的事情闹得太大了，附近居民和路过的行人都目睹了这场械斗，聂元元用枪杀了人的消息传遍了大街小巷。

面对一些熟人的质问，聂元元佯装无辜，矢口否认：“我不知道呀，我昨晚一直都在家里。”

不过，纵使聂元元再死鸭子嘴硬，也糊弄不了警方。

一番专业细致的调查之后，警方确定，周玉成的死亡一定和聂元元有关。

12月18日，警方抓获了聂元元，相关侦查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

可笑的是，被带走时，聂元元仍然称自己那天晚上没有参加斗殴，更没有持枪杀人。

并且，关押在看守所的时候，聂元元还故技重施，贿赂了三名政法工作人员，企图逃脱制裁。

但是，聂元元这次又要失望了。淮沭河堤枪击案是江苏省第一起涉枪命案，影响极其恶劣，淮安市检察院案发后第一时间就将其作为重点案件上报给江苏省检察院。

在省检察院的指导下，淮安市检察院抽调精干力量，提前介入到案件侦查中，确保案件的侦查工作公平公正，准确高效。

所以，那三名被聂元元收买的公职人员还没发挥作用就被揪出来了，其余三十二人随着调查的深入也逐渐浮出水面，被一一处理。

其中有25人受到了党纪政务处分，还有一些人则被移交至司法机关。

至此，聂元元手下的恶势力及其背后的关系网被连根拔起，这些腐臭的烂泥，也即将暴晒在太阳底下接受审判。

2018年4月28日，聂元元被正式逮捕。

因为聂元元销毁了枪支，警方找不到杀人凶器，就只能另辟蹊径，找到了此前聂元元用枪支击穿他人车辆后窗玻璃的图片，证实了他有火药枪的事实。

接着，警方又收集到了目击证人的证言，确定当晚开枪杀了周玉成的就是聂元元。

如此，基本确定了聂元元的作案嫌疑。

2018年9月，聂元元涉黑一案进入法庭审理阶段。

检方指控，聂元元团伙犯下了组织、领导、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等六项罪名，理应受到严惩。

2018年12月27日，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聂元元被判处死刑，徐宁和吴强被判无期徒刑，聂元元团伙里的其他马仔则被判了十一年至四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聂元元等人不服判决提起上诉，被法院驳回，维持原判。

或许，听到上诉结果的聂元元会心有不甘，觉得法院判刑太重，但对死去的周玉成而言，对至今身上还有疤痕的李某而言，对那些被聂元元祸害的民众而言，死刑是最好的结局，既能安抚生者，又能给死去的人一个交代。

聂元元一案，是典型的“官黑勾结”案件，并且，类似的案子不在少数。

中国大陆的环境虽然没有台湾省的“黑金政治”那么夸张，但绝大多数的黑社会组织，都和当地政府官员有很深的瓜葛。

本来，在国家的严防严打下，黑社会是很难混下去的。

一些黑社会组织发展得稍微有点起色，都会被政府打掉，基本不会有发展壮大，为祸一方的机会。

但如果有了“保护伞”的庇护，事情的发展走向就又不一样了。

对于黑社会成员来说，“保护伞”的存在，既可以欺瞒上级，为自己的恶行保驾护航，又可以震慑群众，用强权和百姓敬畏政府的心理，强行捂住他们的嘴巴，让他们卑躬屈膝，让他们跪地服从。

这种官黑勾结的行为不仅践踏了民主法制，还极大地损害了政府公信力。

幸运的是，我国一直没有撤下反腐的课题，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医疗系统反腐便是最好的证明。

邪不压正，天不藏凶，作恶的人哪怕有再多的“保护伞”，都敌不过打黑除恶的雷霆手段，那些草菅人命，残害群众的黑社会，迟早有覆灭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