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7年，汉成帝去世，正史说成帝一天起床突然说不出话来，整个人立刻倒下去，当天就死了，看这病状像是脑溢血；但有些野史认为成帝乃服食春药，兴奋过度、精尽人亡而死，真是死也死的很西门庆。
因成帝无子，故以其侄刘欣为太子，而即位为汉哀帝。这刘欣虽是以外藩入京即位，但他是早在汉成帝生前就被选定立为太子，而不是被权臣拥立的，所以是一个实权皇帝。且是西汉最后一个实权皇帝。
所以，随着哀帝政权逐渐稳固，大司马王莽就被遣回封地，新的外戚傅氏、丁氏、赵氏、董氏上台了（注1）。结果傅氏、丁氏、赵氏与董氏这四大外戚家族又是一通的骄奢淫逸、明争暗斗，甚至搞得王政君以七十岁高龄与太皇太后之尊，出行时还得让亲属在前面领着，以避开傅家与丁家人，以免被新贵侮辱。王夫之说：“成哀之世，汉岂复有君臣哉！妇人而已矣。”妇人争斗，乏善可陈，不提也罢。
而就在这期间，西汉最后一位名将陈汤结束了他传奇而又坎坷的一生，病死长安。他病逝的时候很坦然，仿佛一生荣辱，贫贱富贵，都未曾在乎。
陈汤的前半生穷困潦倒，后半生坎坷落魄，他一生的英雄气，似乎都燃烧在那年的西域，特别是在郅支城下那一夜，火光冲天，绝美绚烂，他按剑长啸，万里破贼，斩首单于，那是何等的光华绝世。然而，在他的功业之外，我们终究是不了解这个两千多年前的历史人物，关于他的生活，关于他的情感，关于他的爱恨，关于他的贪腐，关于儒臣对他道德上指责，只透过几页史简，我们很难清楚洞悉，他也从来没有在历史中留下过剖白自己心迹的文字，除了那句时常被人误解为汉武帝所说的话：“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但这就够了。人这辈子，能有这八个字，够了。
又过了几年，年轻的汉哀帝也死了，他这个谥号的确很传神：心有中兴之壮志，上台后便致力于重振皇权与土地改革，不仅重用了朱博等文法吏出身的官员，恢复了汉武帝所设的司隶校尉以督查百官，还“屡诛大臣，欲强主威，以则武、宣”（《汉书·哀帝纪》），想要清除掉王氏外戚多年执政的影响，并效仿汉武帝、汉宣帝外儒内法，而改变朝廷内独尊儒术的局面，重新整合国家机器。
另外，哀帝还“躬行俭约，省俭诸用”，压缩朝廷费用开支，并颁布了“限田令”，想要解决土地兼并问题；可这就违背了贵族大臣们的根本利益，故在朝堂上屡加阻挠。哀帝失望之余，干脆也放飞自我了，一下子赐给宠臣董贤私田2000顷，几乎相当于关中良田的一半。大家一看，连皇帝都带头破坏规矩，那这法令咱们又何须遵守呢？随便敷衍一下，等风头过去就就行了。
果然，限田令很快不了了之，其他各项改革也大多夭折；汉哀帝一看自己的确不是做皇帝的料，再加上身有类风湿（痿痹）之恶疾，实在力不从心，结果即位六年就魂归天国了。
哀帝毕竟只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二十岁年轻人，却要承受有汉以来两百的积弊与权力失衡，他太难了。
图：汉哀帝的断袖之癖
由于哀帝好男色，对女色并不热衷，死后也是无子，于是在临死前将天子玺绶交托给了外戚宠臣、大司马董贤，让他来主持大事。但儒臣们已经受够了哀帝朝那些不学无术的外戚，于是竟又怀念起原先虽然揽权、但诸舅“皆修经书”、子弟“好士养贤”的王氏外戚来（见《汉书》之《谷永传》与《元后传》）。而王氏在哀帝一朝屡遭新贵打压的事情，也为他们赚到了不少同情分与民间舆论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赋闲已久的王莽在广大儒臣的呼声下再度复出，回朝处理哀帝丧事，并一口气将丁、傅、董氏等外戚全部拿下，然后重新当上大司马，拥立另一位元帝庶孙刘衎为汉平帝，刘衎当时只有九岁，基本就是个傀儡。而王莽抄了董贤的家后，变卖其家产竟一口气得到43亿钱，这笔巨款让朝廷的财政状况大大改善，王莽的政治威望一时大增。
刘衎即位后，按照惯例朝廷要改年号，王莽为其改的年号叫“元始”，一元复始，万象更新。
这一年恰好是公元元年，在西方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而在东方似乎也要开启一个新时代了。
果然，是年正月，王莽便被群臣共推为安汉公，离帝位只有一步之遥。
其实外戚并不可怕，因为他们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于皇帝；但王莽的麻烦之处在于，他不仅是外戚，同时也是儒臣领袖，如此一来，当年宣帝苦心搭建的内朝外戚与外朝儒臣相互制衡的权力格局就被彻底打破了，王莽身兼大司马与太傅，内朝外朝全是他一人说了算（注2）。
王莽大权在握后，为收买人心广施恩惠，也为了实践儒家“兴灭继绝”的政治传统与孝治道德，乃大封宗室与功臣后裔。自高祖以来，功臣及诸侯王的后代，凡以各种原因失去爵位的，都加以恢复，前后不下二百人。王侯丧嫡的，还可以让孙子来继承爵位（注3）。不久更怀念起陈汤往日对他的恩情，于是召集群臣为他平反，追谥陈汤破胡壮侯，并以1400户封陈汤之子陈冯为破胡侯，连带还加封了甘延寿之孙甘迁1600户。当年那个亲手砍了郅支头的军侯杜勋本来已被世人遗忘，现在也被捞了出来封为讨狄侯，食邑千户。
为了收揽民心，王莽还献田三十顷，钱百万，以与贫民，搞得百官都被道德绑架，只得跟风捐献，效仿者二百三十余人，就连太后也省下自己的“汤沐邑”10个县交给大司农用于赈济贫民。此外，王莽还赐天下鳏寡孤独及高年人以布帛，又在长安城中起了五条街，房屋一千套，给灾民居住；并宣布大小官员试用期未满者皆可转正，且天下吏民从此不必再自行置备服兵役所需物资，一切由政府出资配备。另外王莽还废除了皇家的呼池苑，改设安民县（今甘肃省华亭县），并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将贫民迁往居住。贫民在沿途的饮食均由各地县政府免费提供。贫民到达安民县后，政府会分配田地和所需的生活用品、农具、耕牛以及种子等。王莽甚至还在长安给学者们造了一万套住宅与大量儒教礼仪建筑，并在乡村这一级普及了儒家学校，大兴文教，颇有一番盛世气象。
王莽做的这一切，并不仅仅是在收买人心，同时也是在改善民生，而向儒家圣王（注4）看齐。然而他错了。在天下财富总量没有增加的情况下，他的广泛施恩一没有物质基础，二没有促进社会再生产，完全只是在加速国库的枯竭与财政崩溃。如此，旧的利益集团要维持，新的拥护他的儒生集团又要讨好，存量博弈玩儿的飞起，增量博弈却无从谈起，王莽就这样掏空了汉朝的根基，同时开启了一个头重脚轻、摇摇欲坠的新朝。
汉平帝下元始五年（公元5年）十二月，汉平帝去世，死时年仅十四岁，对于他的死，史书颇有争议，有人认为是病逝，有人认为是王莽下毒弑杀的，但汉平帝身体一直不好也是事实（注5），总之没有任何确切的证据表明王莽有弑君之举。
不管怎么说，汉平帝早逝，又没留下子嗣。算上成帝与哀帝，汉家已经三代皇统绝嗣。而哀帝与平帝这两位元帝庶孙一死，元帝一脉就等于彻底绝嗣。王莽只能找来汉宣帝最年幼的曾孙刘婴立为西汉皇太子，由于刘婴不满一周岁，还在襁褓之中，故暂不即位，封为皇太子，号“孺子”（注6），史称“孺子婴”。
在儒教理论中，皇帝代表天命的继承，所以皇统绝嗣被看做是相当严重的天谴，这意味着祖德散尽，政权将终，天亡汉家。加之适逢北半球气候从温暖期转向寒冷期，天灾稍微有点多，星象有点乱，而依照儒教“天人感应”的理论这就是上天降罪于刘氏。如刘向就曾上疏成帝统计：“谨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今连三年比食，自建始以来，二十岁间而八食，率二岁六月而一发，古今罕有。”如此频繁的日食，让汉末君臣都颇为恐惧。另外，绥和二年（前7年），天上还出现了“荧惑守心”的异象，按照儒教的说法，这意味着天子将有大灾难，汉成帝吓坏了，竟然逼丞相翟方进自杀，以代替自己的灾祸。结果，翟方进还真就自杀了，可见汉代君臣民众对灾异信仰之深。
在这种情况下，朝野儒臣乃至包括部分皇族宗室都认为刘姓汉室已德不配位，无法有效治理天下，必须要禅让给贤人才能再造三代盛世（注7）。汉家刘氏是尧帝的后代，其德既衰，就当按照五德始终之说，将皇位禅让于舜帝的后代。王莽号称楚汉时济北王田安后裔，而齐国田氏又出自陈国公族之后，正是帝舜后裔（注8）。如此看来，帝舜代尧、田氏代齐、王氏代汉，这全是他这一族的祖传技术，此乃天意也！
况且，王莽出身于外戚权贵，明明可以飞扬跋扈，却偏偏用最严格的儒教道德要求自己，不仅勤身博学又孝悌（注9），而且“折节为恭俭”，“恶衣恶食，陋车驽马”，这在竞逐豪奢、骄矜傲慢、腐朽透顶的一群外戚子弟之中，就如乔木高耸于荆榛，野鹤卓立于鸡群，绝对是一股令人感动的清流。所以大家认为，王莽拥有崇高的儒家道德精神与理想人格，是当之无愧的儒家政治与宗教双料领袖，正是取代汉室成为儒教圣王的最佳人选。后来号称“文义至深，论不诡于圣人”的著名儒家学者、大思想家扬雄甚至还写了一篇《剧秦美新》的文章赞颂王莽说他“参天贰地，兼并神明，配五帝，冠三王。开辟以来，未之闻也。”马屁虽拍的震天响，但这基本代表了西汉末年所有儒生的心声。
于是，公元6年，儒臣们集体奏请王莽以《尚书大传》所载周公摄政并践天子位之故例，摄行皇帝之事，称“假皇帝”（代理皇帝），并改年号为“居摄”。从此，汉朝整整三年没有皇帝，孺子婴作为太子负责吃奶，王莽作为代理皇帝负责执政，这种奇怪的政体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公元8年12月，王莽在经过“三夜不御寝，三日不御食”的政治表演后，终于“万分纠结”的来到高庙接受禅让（注10），与汉高祖他老人家进行了隆重的交接工作，正式从假皇帝变做真皇帝，改国号为新，改年号为“始建国”，并易服色，改正朔。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儒家神学政权就此诞生。而孺子婴则被废为定安公，西汉灭亡。
末代秦主名“子婴”，末代汉主名“孺子婴”，兜兜转转两百年，历史竟是如此巧合，兴亡之间，令人唏嘘慨叹。
其实西汉末年的情况虽然糟糕，但远不至于亡国的地步。虽然天灾稍微有点多，贫富差距有点大，但老百姓基本还能挣扎在温饱线上，而朝廷国库更是充足，特别是武帝时赵过发明代田法后，成帝时议郎汜胜之又发明了适合于小农经营的集约农法区田法，即在一块小面积上，集中使用大量肥料，其法不仅可抗旱保收增产，还可施之于坡地和荒地，有利于扩大土地利用范围。所以西汉末年虽然天灾年年有，可赈灾也年年搞，国家既无外患也无内乱，农民起义当然也有，但只是零星发生（注11），可称得上承平日久。至汉平帝时的公元2年，全国垦田已达到827万余顷，在两汉最为阜盛，其人口更是达到了上下两千年间的最高峰六千万（注12），占当时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乃至班固竟在《汉书·食货志》中大赞哀平时期说：“宫室、苑囿、府库之臧已侈，百姓訾富虽不及文、景，然天下户口最盛矣。”
总之，当时老百姓并不见得想改朝换代，西汉王朝也并未气数已尽，可掌握了话语权的儒臣集团竟硬是把它给忽悠亡了。这恐怕算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不因土崩（民怨沸腾）而因瓦解（上层离心）灭亡的王朝，也是唯一一个被意识形态忽悠灭亡的朝代。
当然，这也未尝没有什么不好。儒教一向认为，天下非一姓之私，惟有德者居之。古代没有民主，没有民选，热心政治且好为帝王师的儒生们就只能创造出灾异、谶纬与禅让传贤的理论，而借用上天这种高于人世的神权来约束皇帝的绝对权力。如今既然汉朝皇帝自己解决不了土地兼并、奴婢买卖这些严重社会问题，那么儒家就换人来解决！
总之，在汉儒看来，“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汉书·刘向传》），每个王朝自有其生命周期，到达一定年限，如果还找不到一个德位合一的“圣王”来“改制”重新激发活力，那就必被时代淘汰出局，让位给站在时代前列的新“受命者”，以建立儒教理想国，最终达成“太平世”的终极目标——儒教认为这是天意的显现，也是历史赋予他们的伟大使命。寒窗苦读儒学经典的那一盏灯火，必将燃烧成为一颗普照万民的太阳！
只是，儒臣们没有想到，他们所选择的“教皇”王莽竟这么不靠谱。更讽刺的是，虽然王莽治理天下那一套比汉成帝更为符合儒教原教旨，更为复古周政，更为信奉天命，更为迷信鬼神，更为重农抑商，更充满了儒家理想主义的光辉，但竟然结果更烂。
事实证明，儒家的宏大词汇与理想主义并不能解决残酷的现实问题，现实的问题必须扎根现实才能解决。知行合一，实事求是，躬行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中国的读书人摸索了两千年、付出了无数血泪的代价才最终明白的道理。
公元23年，王莽灭亡，死于参加起义军的一个商人杜吴之手。而早在这之前，儒生便已抛弃了因触动豪族利益而改革失败的王莽，并在接下来的数年间重新聚集到刘秀麾下，去歌颂新的世界（注13）。
王莽篡汉是个悲剧，王莽灭亡同样也是个悲剧，如果他没有在改制的道路上越走越偏，那么也许中国会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儒教宪政政权，可惜王莽失败了，而经此一败，儒家便再无胆略与气魄对帝制进行根本性的政治变革，甚至渐渐失去了批评社会改造世界的雄心与限制约束皇权的信心，结果最终不仅失去了坐席，还失去了筋骨，沦为了跪在地上磕头的“奴才”，而从此中国便再无因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危机而亡之王朝。
总之，无论是虽远必诛的陈汤，还是曾经辉煌的西汉王朝，还是短暂而悲剧的新莽王朝，都在充满了历史的指责中，走向了末路，但我们无需为此太惋惜太沉痛。正如西方哲学尼采所言：“因为是前辈人造就了我们，因此他们的热情、他们的迷茫、他们的错误，还有他们的罪行——也造就了我们。”
我们是汉人。
注1：傅氏乃哀帝祖母一族，丁氏乃哀帝母亲一族，赵氏乃成帝皇后赵飞燕一族，董氏则是是哀帝同性伴侣董贤一族，另外，董贤的妹妹又是汉哀帝昭仪，可以说是双料外戚。
注2：所以后来东汉吸取此经验教训，在官僚系统中又引入了宦官机制，结果被篡位的风险变小了，但党争内耗又更严重了。
注3：这种做法对比于汉武帝大肆削爵，显然更易收买人心，这就导致后来王莽改朝换代，刘氏宗族反应平平；甚至有的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玺韨，惟恐在后，或乃称美颂德，以求容媚”（《汉书·诸侯王表》）。
注4：所谓圣王，即以圣人来做统治者，这是儒教的最高理想。不独儒教如此，犹太教的救世主，柏拉图笔下的哲人王，都是为了应对古代贵族旧秩序逐渐瓦解的危机，而以新的更具普世意义的道德伦理，来重建社会秩序。
注5：《汉书·平帝纪》上说他“每疾一发，气辄上逆，害于言语”，而且嘴唇和十指还会发青，以今天的医学来推断，汉平帝可能患有先天的气管狭窄，别说说话了，就连自由的呼吸都是一种奢望——其虚弱与失语，正如同王莽篡汉期间的忠汉臣民与刘姓宗室。
注6：刘婴被赐号为孺子，应是王莽对周公的模仿。据《尚书》记载，周公当政时，他的弟弟管蔡等诸侯发动叛乱，并放出流言说：“（周）公将不利于孺子。”孺子就是周成王，那么称刘婴为孺子，显然王莽是以儒教圣人周公自诩。
注7：其实自汉昭、宣时代开始，就有一部分儒臣坚持认为汉有“三七之厄”（见《汉书·路温舒传》与《汉书·谷永传》），且“汉家尧后，当有传国之运”（《汉书·眭弘传》）。也就是说，汉儒按照《周易》的推演，算出汉朝只有三乘以七十共210年的国运，所以“天道有常，王道无常”（《汉书·翼奉传》），当一个王朝到达一定的年限，且不再具备统治的德行，那就没资格继续当统治者。
注8：当然，汉代奉行迁徙豪强的政策，六国的旧贵族老早就被强制迁徙到了关中，而王氏家族则一直是关东人，他这段谱系极可能是伪造的。
注9：见《汉书·王莽传》：“（王莽）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敕备。”
注10：其实先秦儒家并不怎么推崇禅让，它更支持的是周之宗法继承（当时鼓吹禅让的其实是墨家），直到战国时燕齐一带五德始终学说盛行，才让禅让这种观念进入儒家体系，并在汉代齐学兴盛的促进下最终酝酿出了王莽以降上千年的中古禅代传统。
注11：比起中国其他末代王朝，西汉末年农民起义算是最少，且规模也都不大，公元前18年广汉男子郑躬起义，只发展到一万余人，已算是最多，另外还有几次铁官徒起义，人数也不多。
注12：据《汉书·地理志》普查，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汉帝国有编户12233062户，59594978人，定垦田827053600亩。这里的亩应该是汉武帝以后的大亩，即240步一亩，合今约五亿八千万亩，这在两千年，已是相当惊人的垦殖水平。今日我国人口已有14亿，耕地面积也不过19亿亩罢了。
注13：王莽的亲信名儒如掌乐大夫桓谭、侍中常侍执法杜林（《古文尚书》宗师级大儒）、绣衣执法伏湛（汉初大儒伏生之后，世代名儒）、列卿张纯，后来都投效刘秀，做了东汉朝的儒臣。特别是这位张纯，年轻时为王莽设计九锡礼仪，助他成功篡位，老了却为刘秀积极操办封禅大典，为东汉歌功颂德，真是一个七窍玲珑的多面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