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防论”与“塞防论”之争早已为国人所熟知，然而，当我们将其放在英俄“大博弈”的背景下，就会发现其中处处是英国人的身影。英国通过赫德等在清政府任职的官员，以及《申报》等拥有巨大舆论影响力的媒体，为左宗棠收复新疆制造了重重阻力。

“海防”与“塞防”之争：英国的渗透与操纵

文 | 傅正

一、“海防论”的由来

1871年，琉球国宫古岛岛民向日本萨摩藩上缴年贡的船队在返回途中遭遇台风，漂流至中国台湾东南部。船上69人当中，3人溺死，54人被台湾当地居民杀害，仅12人生还回国。

等到1874年，日本政府突然利用此事大做文章，宣称琉球是日本属国，一则试图借机吞并琉球，再则以此为借口出兵中国台湾。

当年5月10日，日军登陆台湾屏东县射寮村，很快与台湾当地居民接战。这是日本政府自明治维新以来第一次发动对外战争，也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第一次重要的外交事件。

清廷得闻奏报，一面命令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配合恭亲王奕领导的总理衙门出面交涉，一面命令沈葆桢为钦差大臣，督率福建水师赴台监视日军，又命福建巡抚王凯泰、福建陆路提督唐定奎率兵25000人备战待命。中日战争一触即发。

当年6月，清政府要求总理衙门出面交涉的消息，第一时间传到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那里，他在12日给好友，即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金登干（James Duncan Campbell）的去信中就说道：“日本人武力占领了台湾。中国已告诉日本，台湾是中国的，所以日本人现在要末（么）撤兵要末（么）开战，二者必居其一。”

到了10月9日，清政府派遣福建巡抚王凯泰率兵赴台的消息传到英国国内，甚至有英国媒体报道：“中国已对日宣战。”

当天赫德就在给金登干的电报中预言：“日本公使两星期后离北京，战争几乎确定无疑，如中国能抵抗最初的进攻，则可最后获胜，日本的成功取决于第一次打击。”

英国人显然不希望看到中日开战，让俄国坐收渔利。

在这危急关头，驻华公使威妥玛奉命协调中日争端。在谈判过程中，日方不仅无理取闹，还利用清政府昧于西方国际法和外交规则的弱点，大做文章。

据赫德的描述，9月30日，日本特使大久保利通在总理衙门辩论时理屈词穷，就大肆抨击西方的国际法学著作，例如瓦泰尔（Emeric de Vattel）的《国际法》和马滕斯（Klarl von Martens）的《外交手册》，意图回避国际外交惯例。

但总理衙门对于这些惯例颇为生疏，只能回答：“十分感谢。但不管怎么说，台湾仍然是我们的！！”

对此，赫德评论道：“日本人想使我们陷入一场国际法论点的争吵之中；而由于他们有一位法国法学家、一个李仙得和一座大图书馆，所以他们引用恰当段落的能力较强。我们避免讨论，只说：‘好吧；但台湾是我们的。’这就是今天的确切形势。”

但现实情况是，日本人之所以愿意坐下来跟清政府咬文嚼字，玩弄国际法条文，是因为他们的军队陷于台湾的山川沟壑之中，进退维谷，已不可能实现吞并台湾的野心。

因此，1874年11月初，中日双方最终接受英国的调解。中国无端赔款50万两白银，还变相承认了日本对于琉球的宗主权，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威妥玛正是利用了这个机会，于中日签订协议之时，命令汉文秘书梅辉立（William Frederrick Mayers）前往天津面见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公然要求清政府把伊犁割让给沙俄，把天山南路割让给阿古柏，承认天山为英俄势力范围的分界线。

不得不说，他选择这个时机向李鸿章提出放弃新疆的要求，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不到一个月之后，即1874年12月10日，李鸿章上呈《筹议海防折》，挑起了“海防”与“塞防”之争，正是对威妥玛要求的最好呼应。

1990年代后期，所谓“现代化史观”甚嚣尘上，许多学者抱着“不过正则不足以矫枉”的态度，肆意吹捧李鸿章，不仅将他举为中国近现代海军建设的奠基人，更称他为中国近代第一流的外交家。

然而，李鸿章真的懂什么是近代外交吗？所谓近代海军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维护中国主权的目的，又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保障李合肥个人的政治地位而建立的？

王绳祖先生在1980年代初就曾敏锐地指出，所谓“弃塞防保海防”的实质，是李鸿章“阴谋扩大淮军系军阀的势力，与湘军系对抗”。十几年过去后，许多学者对于该问题的理解反而大大倒退了。

二、对于国防政策的舆论操纵

英帝国主义干预清政府外交国防事务，无非经由两个渠道：其一，通过操纵舆论，使“民情”倒向自己一方，给清廷决策者造成压力，甚至控制清朝大员的思想意志；其二，唆使在华有权有势的英国人出任清政府的决策顾问，为其制定政策方针。简言之，一则依靠新闻媒体，再则依靠英籍客卿。

仅就前者而言，正如恽文捷所说：“19世纪70年代上海和香港等口岸发行的中英文西式报纸是中国政界和知识界获取国际时事信息的重要渠道。”

重要者，如英文《字林西报》《北华捷报》等自不必说，英国商人美查（Ernest Major）于1872年创立的中文报刊《申报》，尤以“英国投资人雄厚的财力、广泛的社会关系以及多样的信息来源，在江南地区拥有巨大影响力”。

从1874年11月威妥玛正式要求清政府承认阿古柏政权开始，《申报》就突然发表大量关于西北边事的文章，比如《论告贷》（1874年11月30日第1版）、《译论中国告贷事》（1875年1月23日第1版）、《译字林新报论中华新行告贷一事》（1875年3月15日第1版）、《论新报言土耳其国事》（1875年8月9日第1版）、《续述土国负债》（1875年12月14日第1—2版）、《论借饷征回事》（1876年3月3日第1版），等等。

这些评论当然不会直接说阿古柏如何如何仁慈，新疆群众如何如何安居乐业。它们无一例外地抓住了清政府收复新疆最大的障碍，即军费问题。

左宗棠为了筹集远赴新疆的粮饷，曾通过胡光墉等人向上海的外国银行借款，以解燃眉之急。

此时《申报》就大做文章，宣称英国等西方强国靠向外放贷发家致富，清政府却反其道而行之，后患无穷。

这些文章甚至拿出土耳其的例子，宣称土耳其因告贷而不堪重负，饱受西方列强凌辱。试思，中国国力相比奥斯曼帝国如何？倘举债西征，其后果较之土耳其又如何？

这些言论看似客观公正、科学合理，但其议题设定已经决定了它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西征耗费财力，不如放弃新疆；一旦清朝陷入债务陷阱，届时国家分裂、民族受辱，危害远较失去新疆为大。

讽刺的是，二十几年后，当各国银行团争先恐后向清政府大举放贷时，《申报》又转而鼓吹“借款强国论”了。

究其实质，正如刘增合教授所言，“光绪二年前半年，是左宗棠运筹举借外款的关键岁月。这期间，《申报》为阻止西征借款而转载和撰写的社论呈现一边倒的倾向，……其间甚至编造和传播谣言，该报通过转载外电消息，散布朝廷举借外债数额高达2000万两，担忧平定新疆叛乱之役将会拖垮中国财政，……通过营造阻借舆论，冀能最大限度影响清廷的决断”。

彼时中国新闻媒体行业尚且一片空白，这给了英国殖民势力自由发挥的广阔空间，《申报》之类的英资报刊几乎控制了中国人了解外部信息的一切渠道。其力量之大，甚至左右了各部重臣和封疆大吏对于形势的判断。

例如刘增合教授就曾仔细对比过《申报》社论与直隶总督李鸿章、山西巡抚鲍源深、刑部尚书崇实等高官的“弃疆”奏疏：

基本可以证实，崇实、李鸿章、鲍源深三位参与决策的督抚和部臣，在奏疏信息来源、观点模仿和逻辑借鉴方面，《申报》社论（包括该报关于西北战况的负面报道）明显具有向导性和启发性，李鸿章奏疏中干脆称，自己是屡屡参考“外国新闻纸”和“西路探报”，这显然包括为《申报》提供社论、战况消息的《字林西报》《晋源西报》等英文报纸，由此推知，中文报纸《申报》起到了展转中介的作用，它将英方背景的各类英文媒体与清廷大员的决策行为、决策方向联结起来，旨在影响朝政决策走势。

除去借款一事以外，《申报》等英资报刊也十分善于在战况上大做文章，如遇西征清军行动稍有迟缓，便不惜造谣生事，宣称清军无力收复南疆，不如就此罢兵。

李鸿章自不必多言，沈葆桢、丁日昌等人也多依据《申报》社论，要求清廷放弃新疆。

左宗棠就对英国人操纵中国舆论以阻挠西北战事苦恼不已，“尤对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等东部大员动辄搜罗报纸言论，据以入告内廷的行为，十分愤慨”。

他曾多次在书信中抱怨英人居心不良，“东部诸侯”误听误信。例如他在1875年给前任浙江巡抚杨昌浚的一封信中说道：

洋事坏于主持大计者自诩洞悉夷情，揣其由来，或误于新闻纸耳。此等谬悠之谈，原可闭目不理，无如俗士惟怪欲闻，辄先入为主。公谓忌之者多，不知忌之者尚托空言，此则以无为有，足惑视听。江浙无赖士人优为之，处士横议，托于海上奇谈，都人士遂视为枕中秘矣。所系在颠倒是非，辩言乱政，不仅江浙一时之害。

杨氏为官浙江时，曾鼎力襄助左宗棠平定西北，不想此时《申报》竟然利用杨乃武一案多方炒作，促使清廷将其革职。这也让左帅见识到了西方媒体如何制造热点，以达成其目的。

又如，左宗棠此时也提醒两江总督沈葆桢千万留神报刊舆论：

吴越人善箸述，其无赖者受英人数百元即编新闻纸，报之海上奇谈，间及时政。近称洞悉洋务者，大率取材于此，不觉其诈耳。

他在给台湾兵备道吴大廷的信中，索性直接点名批评李鸿章鼓吹的弃疆之论全部来自《申报》造谣：

《申报》乃称回部归土耳其，土耳其已与俄、英通款贸易，中国不宜复问！合肥据以入告，并谓得之亦不能守，此何说也？《申报》又云，弟与金和甫军进喀什噶尔，数战未能取胜。金军现在古城、济木萨，其地是准部非回部；弟在兰州，因办粮运、待协款，别部屯田哈密，前行尚屯关内，何曾越吐鲁番、辟展、乌什诸城以规喀什噶尔乎？此等风谣从何而起？岂庸妄者流授之意也。

按照事前战略规划，金顺率军经古牧地、乌鲁木齐，进取玛纳斯，主要负责北疆，根本不曾前往喀什噶尔，《申报》居然造谣其在喀什噶尔连吃败仗，可说完全不顾事实。偏偏李鸿章居然对这等小报造谣深信不疑，“据以入告”，诚令人担忧。

这些论述淋漓尽致地刻画了英国人如何善于利用现代媒体技术，操纵一国政治。但像左帅这样了解现代舆论奥秘的清廷大员，又有几人呢？

利用“筹款问题”大做文章的当然不只《申报》主笔，更有堂堂英国驻华公使。或者可以说，《申报》舆论只是在配合威妥玛的行动。

当初李鸿章甫一挑起“塞防”与“海防”之争，就受到了威妥玛的关注。他设法获取了相关讨论的全部奏折，对其仔细加以研判。

精明的英国公使很快发现，影响左宗棠西征的最大障碍就是“财政困难”。他将这些奏折的副本以“1876年1月12日第10号发文”之名寄往伦敦。自此以后，利用借款打压左宗棠西征，就从报刊舆论上升为外交政策。

在威妥玛的精心安排下，福赛斯于1876年4月8日在天津与李鸿章会晤。

在李福之会两天前，威妥玛曾写过一封长信给福赛斯，暗授机宜。威妥玛在信中指出，“左宗棠西征最致命的难题是缺乏军费”，根据他的估算，西征新疆每年需要开支军饷500万英镑，“还必须在俄国交付战争物资3个月内向其支付硬通货”，而各省协饷所得共计“约900万英镑”。

折算下来，左宗棠还需要自行筹集300万英镑的款项，其中半数可以通过关税获得，另一半就不得不向列强借款了。

威妥玛建议福赛斯从此点入手，说服李鸿章放弃新疆；如有可能，再说服李鸿章上奏朝廷，建议与阿古柏结盟，共同抵御俄国。

然而，这项问题事关重大，李鸿章不敢轻易答应福赛斯。于是威妥玛决定进一步就借款问题施加压力。

1876年3月10日，英国领事馆就上海洋行借款一事照会总理衙门，声称在“马嘉理事件”解决之前，领事馆会阻挠英国商民向中国提供借款。

“这些照会，是威妥玛为解决马嘉理事件而掀起的外交讹诈和战争叫嚣的一部分，在实际利益上，也符合英方对新疆的一贯政策。”

从后续的历史看，威妥玛的策略显然发挥了作用，不特李鸿章顺从其意，上奏朝廷要求接受阿古柏成为清朝的属国，即令原先支持左宗棠的沈葆桢，也转而反对收复新疆。左宗棠曾愤怒地给其同乡帮办刘典写信：

昨接雪岩信，说威妥玛前此阻借，系由吴人怂恿。俗云家鬼弄家神也。沈幼丹前奏，或亦由若辈撺掇而成耶？不然何今是昨非乃至于此！

沪局新闻纸公然把持国政，颠倒是非，举世靡靡，莫悟其奸。而当事者不但不加诃禁，又从而信之，甚且举以入告，成何事体，可为浩叹！

寥寥数语，十分清楚地说明了《申报》是如何与威妥玛等英国外交官暗自勾结，干预中国内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