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逆历史趋势做事，人力根本不可能是规律的对手，魏晋南北朝的主题是民族融合，所以，活跃在这个历史区间的政治人物都主动或者被动迎合这个趋势。对于西晋王朝来说，晋武帝是知道胡人问题的严重性的，但却根本无力解决，因为，人是不可能对抗趋势的。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胡人问题不是一天所形成的，也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就像治病一样，疾病是一个长期积累所形成的果，所以自然也不能在短时间内治愈。这样看的话，贾后乱政、八王之乱只是让胡人问题提前暴露而已。
太康元年（280），侍御史郭钦给武帝上言：“曹魏时人口稀少，西北诸郡杂居胡人，京兆、魏郡、弘农，往往有之。如今，胡人虽然表面服从，但是百年之后一旦出现变局，胡人骑兵就可以自平阳、上党南下，用不了三日就能到达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庭矣。”
对于解决胡人问题，郭钦给出的答案是，趁着谋臣武将还在，应该挟平吴之威将内地的胡人迁徙到边地。比如，将北地、西河、安定等郡的胡人迁回他们的原属地，同时从河南、河内、河东三郡挑选四万户人以充实当地。
这是万世之长策。
武帝的反应是，帝不听。
此时的西晋，武帝已经完成了统一大业又通过大封宗室来拱卫皇室，同时又裁撤了州郡的武备，给地方州郡割据之势打了预防针，在内忧外患都已经解决了的情况下，武帝觉得，是时候该享受享受了。于是遂以游宴逸乐为事，而渐殆于政事。
次年三月，武帝将平吴所俘虏的吴国宫女筛选出了五千人充入后宫，加上之前所有，武帝后宫已经达到了上万人的规模。
都说西晋是一个极度奢靡的王朝，可是这个风气正是作为执政的第一家族司马氏所“引领”的。
说实话，以武帝的政治水平不可能察觉不到胡人问题的威胁，而是他比谁都清楚解决胡人问题的复杂性，移民是一个大工程，需要强大的国力支撑才能勉强完成，而西晋当时的户口数是2459840户，人口也就千万，西晋有限的赋税收入根本无法支撑如此大规模的移民行动，何况，当时的财富还大部分被门阀所垄断。
再说，西晋刚刚完成了统一，内部实际上并不稳，如果开启大规模的移民行动的话，极易发生威胁帝国稳定的事件，武帝不想因为移民动摇帝国脆弱的根基。
等于说是，郭钦看到的是未来的灾祸，武帝着眼的是眼前的困局，既然关注点不一样，自然无法在思想层面达成共识。
另外，郭钦可能还忽略了一点，胡人问题是经过了一百余年的周期逐渐形成的，西晋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以人力进行解决，而胡人内迁又是由政治、气候、战争等因素所共同作用形成的果。
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匈奴五单于争立，呼韩邪单于落败投降了汉朝，汉朝将其部落安置于并州以北。于是，匈奴人就在朔方等边郡世代定居了下来。
虽然匈奴内迁，但其民族属性却并没有遭受汉文化的冲击，匈奴人在组织、风俗层面都保持着以往的传统，并没有发生与汉人深度融合的情况。如此格局，天下太平时，匈奴人能够起到为帝国守边的作用，只要帝国中枢发生变局，这些人就是最不稳定因素，东汉时代匈奴此起彼伏的叛乱已经验证了这一点。五胡乱华，刘渊首先建立政权是有一定原因的。
汉献帝建安年间，曹操将匈奴分为左、右、南、北、中五个部落。为了解决中原人口不足的短板，曹操还通过移民的方式内迁部分胡人于北方，比如，将五万氐人安置在扶风、天水一带。
不管是匈奴投降还是曹操的主动移民，都是政治层面的主动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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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草原气候进一步恶化，塞外的匈奴因遭受水灾有两万人投靠了晋朝，武帝接纳了他们并将其安置在河西宜阳城下。由此，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等郡胡人数量剧增。
随着气温的不断下降，胡人南下的步伐被按下了快进键。假如你穿越到西晋当时的北方，你会惊讶地发现一个怪象：胡人数量已经直追作为主体民族的汉人。
当胡人在数量上已经逐渐与汉人持平时，作为以汉人为统治主体的西晋王朝就已经是危机四伏，如果西晋内部出现问题，那么胡人就会在第一时间给西晋放血。
最重要的是，随着胡人在北方的长时间定居，其精英群体已经吸收了汉人在文化、制度层面的精华，比如刘渊，如果胡人首领以汉人的制度、文化优势指挥具备武力优势的部族，那么汉人肯定不会是其对手。
而西晋本质上又存在严重的世庶、胡汉矛盾，北方胡人已经成为西晋政权的最大威胁。
更危险的是，西晋此时的中央集权体制还极其脆弱，武帝只是以一个裱糊匠的身份在宗室、外戚、世族几方势力之间打太极，如果失去雄主坐镇，那么没有军功和威望的继任者肯定不能维持这种脆弱的平衡，内乱几乎就是必然，到了那时，胡人必然会趁势而起。
太熙元年（290），武帝驾崩，失去雄主坐镇的西晋王朝政局不可避免地走向失控。
元康元年（291）三月，贾后诏汝南王司马亮诛杀杨骏，废杨太后为庶人，将杨氏外戚踢出权力中枢，暂时形成了贾氏外戚与宗王共掌朝政的局面。
事后，司马亮为太宰，与太保卫瓘录尚书事，楚王司马玮为卫将军领北军中候。
六月，司马亮与卫瓘以司马玮刚愎为由，准备夺取其权力。贾后紧抓对手矛盾先是以司马玮诛杀司马亮和卫瓘，完了又以专杀之罪诛杀了司马玮。
贾后以女主身份形成专政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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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西晋朝廷的稳定性逐渐减弱，其内部的胡汉、世庶矛盾也就适时爆发。296年，匈奴人郝元度煽动冯翊、北地、安定等郡的羌人造反，兵力迅速就达到了数万的规模，胡人横行关中。
由于晋军镇压不力暴露了自身的武力短板，胡人各部就纷纷入局并拥立氐人齐万年为皇帝，公然叫板晋王朝的权威。
实事求是地说，胡人内迁是必然，西晋的内乱也是必然。
齐万年被镇压之后，太子洗马江统给朝廷上了一篇《徙戎论》，建议朝廷将关中的匈奴人、氐人和羌人集体迁回他们的原属地。
在这篇《徙戎论》中江统强调了两个问题：关中人口百余万，胡人就占了一半；胡人天性骁勇善战，战斗力强于晋军。
也就是说，关中的胡人在数量上已经与汉人持平，加上其具备武力优势，已经成为西晋朝廷的巨大威胁。
但是呢，武帝当年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如今陷入严重内耗的西晋朝廷就能解决吗？
显然不可能。
对于此时的西晋王朝来说，中枢权力的竞争才是主要矛盾，胡人威胁只能算是次要矛盾。主次颠倒的结果必然是，帝国危局的进一步扩大。
永康元年（300）四月，赵王司马伦与齐王司马冏以“匡扶社稷，为天下除害”的名义发动了政变，废贾后为庶人，然后将其杀掉，攫取了中枢权力。
女主干政之后，西晋又被八王之乱所折磨。
政变之后，司马伦诛杀司空张华，自为相国侍中，次年正月篡位称帝，迁惠帝于金墉城。完了就是司马氏宗王为了攫取中枢权力公然武力竞争。
为什么西晋的八王之乱会愈演愈烈，司马炎大封宗室、裁撤州郡武备只是表面原因，严重的世庶、胡汉矛盾才是核心。
同时，诸王为了壮大己方武力还积极引入胡人武力助阵，这也是胡人后来武力冲击西晋政权的原因之一。
永兴元年（304），在司马氏诸王还在内斗时，匈奴人刘渊已经于当年八月在左国城称大单于，正式起兵，在短短的半个月之内就聚集了五万之众，强势揭开了五胡乱华的序幕。
贾后乱政历时九年，八王之乱持续了七年，严重消耗了西晋的中央禁军，稀释了朝廷对地方、胡人势力的控驭能力。再加上天灾的作用，西晋的国运是江河日下。
同时，鲜卑、羯、氐、羌也都加入了给西晋放血的行动中。
一般来说，公众的认知是八王之乱导致了五胡乱华，其实，八王之乱是同时导致了地方豪强和胡人势力的崛起：
永康元年（300），贾后杀掉太子司马遹，接着，在赵王司马伦杀掉贾后之后，前益州刺史赵廞在蜀地造反。永宁元年（301），氐人李特据广汉造反；太安二年（303），义阳蛮张昌反于荆州，其别帅石冰乱扬州，封云乱徐州；永兴元年（304），匈奴刘渊据左国城建国；永兴二年（305），陈敏据历阳（今安徽和县）造反，战火波及荆、扬、徐、豫等地。同年，公师藩起兵于邺郡，刘灵起兵于阳平；永熙元年（306），刘伯根起兵于惤县（今山东黄县西南），王弥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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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江南，由于本来就和西晋的粘合力极差此时已经被江东世族全面掌控。
永嘉元年（307），刘渊分遣诸将，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河南河北之地疯狂开拓。永嘉五年（311），刘聪攻陷洛阳，俘虏怀帝。
武帝当年罢除州郡武备虽然避免了州郡的独立，但却一点没考虑地方豪强。八王之乱后，地方豪强是和胡人一起给西晋政权进行放血，西晋只能上演永嘉南渡的悲剧，完了还处于世族的控制之下，东晋皇权衰弱到了极点。
建兴四年（316），刘曜攻克长安，俘虏了晋愍帝，西晋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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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五胡乱华的悲剧是由八王之乱所引发的，但实际情况却是，胡人经过百年的渐次南迁已经彻底在北方站稳了脚跟，他们同时在土地、人口、文化层面都完成了原始积累，且具备武力优势，只差一个机会。
同时，江南因为分裂惯性也在谋求再次割据之势。
当然，那些无法通过个人努力打通上升渠道的士人阶层也在等待机会。
等于是，胡人内迁、豪强遍地、胡汉矛盾、世庶矛盾、江南的分裂惯性共同导致了西晋的灭亡。
当时的西晋，民族融合是大势，江南势力需要再次整合也是现实，这些都是需要战争进行解决的，西晋根本不可能仅凭国家机器就能阻止这个进程的发展，何况当时的西晋也根本没有这个实力。
虽说江统后来建议朝廷解决胡人问题，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就是在武帝平吴之后，其也不能以现有力量解决这个历史难题。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当年的晋武帝和当初的秦始皇是一样无奈。武帝最好的做法就是，扮演好一个裱糊匠的角色，维持现状，延缓矛盾的爆发。
所以，我们就不要一味指责武帝的格局、眼光，因为这个问题早在郭钦之前邓艾就已经指出来了，武帝不可能没有所察觉。
我们不是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所以就别总是站在上帝的视角指责当事人决策失误和不作为。
历史趋势，不是人力所能阻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