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谈西安情报工作
7月间的一天，罗青长领我去见周恩来副主席。周副主席非常高兴，说:终于在胜利以后见面了。
周副主席谈到，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事先得到我的情报，中央做了准备。许多同志担心毛主席的安全，纷纷要求毛主席离开陕北，转移到比较安全的解放区，毛主席没有同意，认为陕甘宁边区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余地大，安全方面没有问题。毛主席还说，只要了解敌情，最危险的地方也可能是最安全的地方。周副主席说，得知蒋胡军有了测量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他很重视，下令中共中央的电台停止工作三天，并通知各野战军在作战前部署期间以及在作战中，不用无线电传达，改用小电台拍至大电台代转，以便迷惑敌人。在得知胡宗南打算固守延安、不再分兵出击的情报后，毛主席同意他到真武洞公开出席祝捷大会，公开宣布毛主席、党中央还在陕北，以此拴住胡宗南，牵着他的鼻子走。
周恩来说:西安的情报工作做得很成功，你做了努力。罗青长说:还有陈忠经、申健，一共三个人。周恩来说:在我们党的情报工作中，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可以说是“前三杰”，你们三人，可以说是“后三杰”，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都为保卫党中央做了贡献。毛主席曾设想，如果发勋章，也要发给你们。
周副主席还谈到王石坚。他说:王石坚被捕，克农很担心你们三人的安全，我倒不那么担心。这同1946年丢小本子的事件不一样。那次是顾虑马歇尔直接交给蒋介石，一旦蒋介石看到，下令查办，不论中统、军统，都不敢马虎。王石坚的事，是下面保密局系统的人搞的，蒋介石不会马上知道。
从戴笠起，沿下来的郑介民、毛人凤，都同胡宗南有很深的关系，他们唇齿相依。胡宗南一定会压住。王石坚没有供出你们三人的真实身份，那当然好。其实供不供，无关紧要。王石坚是靠陈忠经掩护才站住脚，你结婚后住在王石坚的家，东西被搜走，这都是明摆着的事。王石坚说是利用你们，鬼才相信。蒋介石特务机关一向是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漏掉一个。有了这些线索，他们肯放手?即便王石坚招供，胡宗南也会让保密局保他的驾。他不是爱护谁，是为了他自己。共产党员在他身边这么多年，还带你打延安，保荐去美国，这件事捅出来，蒋介石饶不了他，同他有矛盾的陈诚这些人更会落井下石。我估计胡宗南心里有数，必然压着顶着，不敢声张，还会否认。对这样的事，我有点准头。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你们都安全。要考虑选一个被我们抓到的军统头目，把王石坚换回来。（据台湾《传记文学》第58卷第3期(1991年)载:王石坚“后为(国民党)当局侦破将之拘浦，王乃投降随国民政府来台，恢复原名赵耀斌，曾任国防部情报局专门委员，并在台结婚，现已病故”。）
以上这段话，是1949年7月周恩来讲的大意。30多年后，周恩来正确的分析判断得到了佐证。1985年出版的沈醉著《军统内幕》，有这样一段:" 1947年秋冬间，我曾去西安见过胡宗南，那是为了处理军统在西安几万包面粉的事。”“我在西安处理面粉时，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正在西安搜捕西北中共地下党组织。在清理出来的线索里，发现胡宗南的秘书和他的西北通讯社的负责人当中有中共党员，已经活动了多年。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胡在西北执掌军政大权，连对日抗战都不发一兵，而是全力对付共产党。现在发现在他身边居然有共产党暗中活动，这使胡最为丢脸，是非给蒋介石痛骂一顿不可的。”叶翔之认为:“这事关系胡宗南的声誉很大，问我应如何处理。我建议他立刻向毛人凤请示，估计一天之内就可得到答复。第二天，毛人凤复电指示，说涉及胡部下的问题，应先向胡详细报告，有关案卷都可送他去看。胡对此的确大吃一惊。
这个死要面子的人，听说自己的亲信中居然有了共产党，脸都气得发青。他立刻决定将所有涉及他部下的几个人都由他自行处理，要叶翔之不必过问;连向蒋介石报告时，也应当把这几个人另外列出来，千万不能让蒋介石知道。”
周恩来向张治中“公开一个秘密”
1949年11月5日，我收到一份请柬:
“国历11月6日(星期日)中午12时半洁搏候叙
周恩来谨订
座设中南海勤政殿”
由于我和司机不识路，到勤政殿晚了几分钟，我正想向周总理解释，总理却指着客人说:“都认识吧?”我一看，客人是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国民党当局原派的和谈代表。张治中说:“这不是熊老弟吗?你也起义了?”总理说:“他不是起义，是归队。”客人们似乎有些茫然。
席间，总理说:今天我向大家“公开一个秘密”。总理指指我，说:他是1936年入党的共产党员，是我们派他到胡宗南那里去的。客人们顿时大为惊讶。刘斐原是国防部次长，他说:真想不到!难怪胡宗南打败仗。总理说: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先看到了。
张治中说:我早知道蒋介石在军事上、政治上都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今天才知道，在情报上他也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蒋介石的特务如狼似虎，胡作非为，花天酒地，哪有像熊老弟这样的人?总理说:我们是依靠政治，不搞下流手段，同国民党的特务工作有本质不同。
总理说:今天借这个机会向大家说清楚，我们派他到胡宗南那里，是要他帮助胡宗南抗日，不是要他搞情报。当时，我们诚心诚意想同国民党合作抗日，中共中央还决定不在国民党机关、部队里建立党组织。可是蒋介石硬是要反共，我们不能不自卫，我们就交给他自卫的任务。
总理向张治中说:文白先生最清楚，抗战胜利以后，毛主席去重庆，我们又诚心诚意同国民党合作和平建国，我们做了许多让步，但是蒋介石硬是要打内战，要消灭共党共军，我们为了人民的利益，绝不能听之任之。毛主席早就公开说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在军事上、政治上是这样，在情报上也是这样。蒋介石、胡宗南已经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今天我向大家讲出来，希望文白先生有便转告蒋介石，让他知道来龙去脉。
还要劝他改弦易辙，反共是自取灭亡，反攻是痴心妄想，劝他不要反动到底。我们对他还寄予期望。
总理又指指我说:今天向你们公开这个秘密，还有一层意思—以后要他在外交方面做些事情，你们都是熟人，先给你们打个招呼，免得误会。
从此，我正式从“地下”转到’‘地上”，在周恩来的指引和领导下，踏上新的征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