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震将军在革命年代属于人民军队中的后起之秀,土地革命、抗日战争都不算特别突出,但到了解放战争却成为野战军的参谋长,堪称突飞猛进。
能有这个结果,除了他个人能力很强以外,也离不开粟裕的提拔。原本他只是纵队副司令员,因为写了一篇见解独到的文章,被粟裕点名要到身边工作,之后就逐渐闻名全军、成野司的高级干部。
令人感慨的是,粟、张两位将军都重情重义,运动时期张震曾被打得遍体鳞伤,粟裕不顾被牵连的风险毅然伸手相助。
而张震后来一直在为粟裕恢复名誉奔走,那篇平反文章就是张震与另一位军委副主席刘华清联名发表的。一篇文章,产生了一段贯穿一生的友谊!
粟裕备受压力,张震撰文正名
1947年7月中下旬,华野主力在南麻、临朐接连吃了两个败仗,自身减员高达21586人,部队上下很多人开始发牢骚,士气相当低落。
作为华野的领导,陈毅、粟裕、谭震林三人都有一定的责任,陈毅和谭震林就希望粟裕代为起草一个检讨,然后联名致电中央承认错误。
粟裕答应了,他认为胜败乃兵家常事,检讨的角度也是基于南麻、临朐出现的问题,以及将来该如何避免。
但陈毅、谭震林看后都认为不深刻。谭震林当时已接到命令要率部前去支援胶东,临行前还特意写了封信批评粟裕,从苏中开始说起,将粟裕犯过的错误数落了一遍。
内容中有这样一句:“常常粗枝大叶,战略缺少远见”,语气非常严厉。把信写完,谭震林就走了,委托陈毅把信交给粟裕,连面都不愿意见。
陈老总对信上的内容比较认可,去找粟裕时也隐隐有批评之意。两人的态度,让粟裕也发火了,直言那就自己承担一切责任,检讨也不用联名了。
当时华野内部以陈毅、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唐亮为主,陈毅、谭震林意见相同,远在鲁西的陈士榘、唐亮都是老资历,大概率也会支持陈老总。
在这四比一的局面下,军中对粟裕的质疑增加了不少,让他备感压力。
关键时刻,华野二纵副司令员张震写下《改进我们的战术与指挥商榷——从打子母堡说起》,对南临失利进行了全面分析。
综合了我军的通信、后勤保障、士兵战术、子弹消耗等情况,再对比敌人的工事部署、火力防御等势态,以及天气、道路等客观因素,总结出一个答案——战事失利是多个层面导致,绝非指挥这单一问题。
他的文章发出后,很多人对内容进行了冷静的思考,仔细一想,还真是多维度的问题,粟裕的处境随之好转。
而粟裕则从文章中敏锐地察觉,张震有出色的战术分析能力和洞察力,很适合干参谋工作。还有这不落井下石的高贵品质,也值得托付信赖。
于是胶东保卫战后,张震被火速提拔为华野副参谋长,由于参谋长陈士榘基本都在一线带兵,野战军司令部的参谋工作实际交由张震负责。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张震凭借出色的表现成功胜任,1949年全军大整编时,就成为了名、实兼具的三野参谋长,在年轻干部中脱颖而出。
张震含冤被斗,粟裕及时伸手
张震能有这么大的成就,跟粟裕的提携是离不开的,在运动时期,他还靠粟裕救过命。
1967年夏,担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的张震听说学校里面出了离奇事,一些外籍学员受到环境影响,也要“闹革命”。
这种涉及到外交的大事,张震做不了主,就打电话给军事科学院院长叶剑英,希望能去北京汇报情况并获得指示。
得到批准后,张震跟一些相关干部前往北京,住进了京西宾馆。然而,此时的北京也比较乱,他们住了好几天,一直没得到开会讨论的消息。
张震心中忐忑,再度打电话给叶帅请示,询问事情该怎么处理,自己是走还是留?
张震不知道的是,就这么短短几天,南京那边已经发生大变化,很多矛头直接是冲着他来的。在这种背景下,留学生的问题反而没那么紧要了。
叶帅含糊地跟张震说,先不要回北京,就在京西宾馆住下,身体上有不适就去301医院治,其他的问题都先别着急。
那个年代的京西宾馆,是中央领导们保护干部的特殊地点,听说让自己留在这,张震也隐隐猜到些什么,心里非常煎熬。
不久后的一天,总参谋部一位副总长突然把电话打到张震这里,态度恶劣地问:谁让你来北京的?赶紧回去。张震用同样的语气回答:叶帅批准我来的,你管不着!说完就挂断电话。
虽然有叶帅照顾,但张震觉得一直窝在这里也不是长久之计,就在一个月后返回南京,想自己去面对。
然而,局势的恶化超出他的想象,刚下飞机,军事学院就有两批人前来“迎接”。为了抢张震,双方还动起了手。
最终张震被其中一批人带走,住在汽车厂里。所幸这些人还能沟通,没怎么折腾张震,一个多做后还主动将张震放回。
但张震刚到军事学院,还没开始工作就被另一批人带走,这次被关在一处简陋平房中,对方的态度也差了许多。
此时的张震在那些“造反派”眼里就是香饽饽,谁抢到,谁的话语权就大,所以很多疯狂的事就出现了。
1968年5月下旬的一个清晨,张震起床去上厕所,没想到突然被人用绳子套住强行从两米多的围墙上拖出去,他当场就晕了过去。
等他醒来才发现,这是另外一群“造反派”,所做之事更加极端。
张震被拖行了几十米,还被铁棍敲打、拖鞋拍脸...军事学院与张震相熟之人获悉此事后无不流泪,可也没人敢帮手。
当天的批斗结束后,二儿子偷偷找到张震,拿着他的血衣进京求助,找来找去,找到了老首长粟裕的办公室。
那个年代这种事情很敏感,粟裕的秘书死活不让张震的儿子进入,导致未能见面。好在还是有人告知了粟裕,粟裕大骂秘书“多管闲事”,随后马上向周总理汇报。
总理听后很气愤:这样搞怎么行?我打电话交代他们。有总理和粟裕帮忙,张震的情况总算好转。
他被送到医院救治时,身体已很差,接连呕吐、难以进食,若再晚一段时间,恐怕会有性命之忧。
粟裕一生心结,张震完成遗愿
这次救命之恩,让粟裕、张震关系更加亲密,此后彼此的来往更多。
1981年粟裕突发脑溢血,虽抢救过来,但他自感时日无多,就特别想回老家看看。奈何院方为他检查身体后,不同意他远行。
当时张震在广西下部队调研,听说了此事就专门在返程时绕到会同,为粟裕拍了很多家乡的照片、看望了粟裕在老家的亲人。
粟裕在病榻前看到乡亲们送的土特产和自己曾居住过的房子,脸上终于露出欣慰的笑容。
1984年,粟裕病逝,他到死头上还是戴着“帽子”的,这是他一生的心结。张震曾经也多次为粟裕出声,奈何职务不高,没起到什么作用。
直到1993年,已是军委副主席的张震,在看到金治、谭肇之、秦叔瑾、黄亦凡、黄野松五位离休干部联名的《建议召开粟裕同志逝世十周年纪念会或座谈会的报告》申请后,意识到时机终于到来。
随即张震努力上下疏通,还专门去粟裕遗孀楚青家里说明情况,最终在1994年12月25日,张震和刘华清联名发表文章《追忆粟裕同志》。
里面明确提及1958年对粟裕的批判是错误的,是历史的一个失误,为粟裕恢复名誉。这一天,他们都等了几十年!
两位将军从战火中走出来的感情格外深刻,即便有一方已经不在,剩下的人也没有忘,令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