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历史性的突破进程中，万里与安徽省犹如破浪前行的领航者，稳稳地站在了全国改革的最前沿。特别是在确认包产到户属于“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这一关键问题上，他们展现出了无与伦比的勇气与智慧，成为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的先行者与典范。

1979年底至1980年初，一系列重要的会议——中共安徽省军区第六次代表大会、安徽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以及安徽全省农业会议相继召开，为改革的浪潮推波助澜。在这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上，万里以深邃的洞察力和坚定的信念，详细阐述了“包产到户实为一种创新的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的深刻道理，从而为包产到户正名，赋予其“社会主义”的合法身份。安徽省委的这一举措，无疑是在全国范围内首开先河，为后续的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预见包产、包干到户将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最终席卷全国农村方面，万里同样展现出了超凡的远见卓识。1978年10月，在与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新华社记者张广友的深入交谈中，万里斩钉截铁地预言：“包产到户，此乃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它必将汇聚成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力量。”

针对当时包产到户与中央某些文件规定不完全吻合的质疑，万里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强调：“一切政策的制定与执行，都应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切不可将文件和上级指示僵化为教条，不顾实际情况，盲目照搬或强行灌输。”

1980年1月9日，万里在会见农业经济管理学学者杨勋时，更是信心满满地表示：“凤阳所实践的包干到户，其影响力必将超越地域限制，最终传播至全中国，实现全国的统一。”万里的这一预言，不仅体现了他对时代脉搏的精准把握，也使他成为了全国省、部级以上干部中，首位公开预言包产、包干到户将成为历史潮流的领导者。

包产到户的实施，如同一股清泉，滋润了广大农民干涸的心田，为他们带来了摆脱贫困、迈向富裕的希望。在那些曾经贫困落后的地方，改革的潜力被无限放大，变化的速度令人惊叹。以全区为例，1980年相较于1979年，粮食增产高达3.84亿多斤，其中，长期贫困的定远、凤阳、嘉山三县，增产幅度更是达到了2.378亿多斤，占据了总增产量的62%。凤阳县的粮油总产量连续两年实现跨越式增长，1979年粮食总产达4.4亿多斤，较1978年增长了49.80%；1980年则再创新高，达到5.02亿斤，又比1979年增长了14.2%。油料作物的增长同样喜人，1979年比1978年增长161%，1980年又比1979年增长30.2%。万斤粮户在1979年还只是个例，但到了1980年，却已遍地开花，仅凤阳县就有1万多户，占全县总农户的10.5%。

此外，全区户均生产粮食超万斤的队有577个，户均生产千斤油料的队有667个，人均贡献油料300斤的队有161个。社员的收入分配也显著提升，按现行价格计算，1980年社员分配由1979年的99元上升至128元，净增29元，增长率高达29%。其中，滁县、全椒县、凤阳县、定远县及嘉山县的增长率均十分可观，人均收入超过100元的生产队数量也实现了近一倍的增长。

社员的口粮分配同样大幅增加，由1979年的555斤提升至662斤，每人净增107斤，增长19.3%。随着生产的发展和收入的增加，社员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改善，生活需求也从基本的吃、穿、住、用转变为更高层次的住、穿、用、吃，追求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社员们欣喜地说：“如今，万斤粮户已不再是稀奇事，千元收入也屡见不鲜。”

陈云曾说：“衣食不足，怎知荣辱？农村的变化不仅仅体现在物质财富的增长上，更体现在人们精神面貌的焕然一新。”过去，生产队常被视为“矛盾的聚集地”，派活、评工、分粮、分草等事务常常引发争吵与纠纷，有的地方甚至是“大吵大闹三六九，小吵小闹天天有”。然而，自从实行包产到户后，村民们一心一意投身于生产，无暇顾及是非纷争，逐渐形成了团结互助的新风尚。

由于政策深得民心，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得以恢复，干群关系也得到了显著改善。如今，干部下乡时，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受到社员的热烈欢迎，昔日的冷漠与疏离已不复存在。近两年来，伴随着农业经济改革的深入和生产的发展，农村集镇文化中心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极大地丰富了农村的文化生活，改变了过去文化贫乏的局面。

过去，村民们被集体劳动紧紧束缚，生活单调乏味，不少人甚至不安心务农；而现在，在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村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节奏安排生产，劳逸结合，张弛有度。再加上有了文化生活阵地，社员们在劳动之余，可以前往公社所在地赶集、看戏、看电影、看电视、听说书，还可以读书看报、听科学讲座等，生活变得多姿多彩，充满了乐趣与享受。

回望当初，全党对于包产到户的认识并不统一，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便是这一政策坚定的支持者。他多次在中央会议上力推包产到户责任制，认为这是激发农业生产活力的关键所在。陈云、刘少奇等领导人同样对包产到户持支持态度。

陈云曾向毛泽东及其他中央常委建议，部分地区可通过重新分田到户的方式，来提振农民生产积极性，以期迅速恢复农业产量。刘少奇则明确反对将包产到户视为资本主义复辟的观点。1962年7月，他明确指出：“在我看来，实行责任制，无论是一户包一块地，还是一个组包一片地，都是完全可行的。”同年5月，邓小平在中央常委工作会议上更是以“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生动比喻，表达了对包产到户政策的支持，并随后强调，对于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应使其合法化，以保障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首先，包产到户使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紧密结合，按劳分配原则得到更直接的体现。社员们多劳多得，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彻底改变了过去依赖干部催促的被动局面。许多社员天不亮就出门劳作，直至月上梢头才收工回家，展现了极高的生产热情。

其次，该政策充分挖掘了劳动潜力，使辅助劳力也能为创造财富贡献力量。群众有了自己的包产地后，充分利用一切可用时间进行劳动生产，为社会增加了财富。同时，老年人和儿童也积极参与其中，为家庭和集体减轻了负担。

再者，包产到户有利于对土地进行加工改造，将瘦地变为肥地。群众为了获得高产，对包产地进行了深翻、垒坎保土、增施肥料等一系列措施，有效改良了土壤结构。此外，他们还普遍增施农家肥，既降低了生产成本，又保证了当年增收。

此外，包产到户还便于因地制宜，更好地发挥地力优势，实现增产增收。群众根据每块地的实际情况，合理选择种植作物和套种方式，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同时，该政策还有助于解决粮、林、牧争地的矛盾。实行包产到户后，社员们更加珍惜土地资源，避免了毁林开荒、与牧争地等现象的发生，有利于农、林、牧业的全面发展。另外，包产到户还加强了田间管理。对于边远、零星的地块，集体排种往往存在窝工和管理不便的问题。而包产到户后，这些地块得到了更有效的管理，过去抛撒浪费的现象得到了遏制。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包产到户以户为单位进行劳动生产，但每块土地的利用和生产活动仍然由生产队统一决定。因此，在相对固定给各承包户的耕地面积和集约经营的状况下，包产到户实际上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这一政策的实施，不仅增加了耕地面积，提高了集约化水平，还扩大了生产规模，这是一种逻辑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