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是如何了解大寨和陈永贵的，这多亏了时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鲁笳。

可大多数人都不知道，陶鲁笳是1953年出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当时他年仅36岁，是当时全国的省委书记中最年轻的一个、

陶鲁笳在山西工作了十二年零八个月，得益于此，他同毛主席之间有过很多接触，特别是毛主席在华北视察期间。

1993年，毛主席百年诞辰之际，陶鲁笳还撰文深切缅怀：

“作为一名老党员，我在担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12年间，曾同毛泽东同志有过较多的接触和交往，他那特有的过人的智慧和洞察力、非凡的理论概括力和说服力、运用自如的渊博的历史知识、深入浅出生动风趣的谈吐、高瞻远瞩的雄才大略，至今记忆犹新，令我神往。”

陶鲁笳在山西工作多年，一直称山西是他的第二故乡。

从参加革命的那天开始，陶鲁笳便与山西结下了不解的缘分。特别是到了1940年，陶鲁笳调任昔阳、平定、和顺三县中共中心县委书记。其后二十多年的时间，他就没再离开过山西。

陶鲁笳了解到大寨、了解到陈永贵，有一个逐步的缓慢的过程。

大寨是山西昔阳一个山村，距离县城有几里路，过去历史上只有几十户人家，以种地为生，可大寨的环境很差，四周围都是荒山，本身绿色植被就很少，干旱少雨，土地的质量也很差，当地农民拼死拼活干一年，也不见得能吃饱。

一直到了建国以后，这种情况才有了根本改善。

建国以后，全国农村兴起了办农业合作社的高潮，给大寨的发展带来了一个新的机遇，这种模式改变了过去各家各户单独种地对抗天灾的劣势，因此从1952年，大寨建立了农业合作社以后，当年就实现了丰收。

1956年，中国掀起了办农业合作社的高潮，各地普遍开始试办高级社，大寨也成立了高级社，群众的积极性被有效的调动起来，粮食的产量逐年增加，1958年，全国办起了人民公社后，大寨也成立了一个生产大队，隶属于大寨公社。

大寨从过去粮食不够吃到粮食大丰收，涌现出了不少劳模，陈永贵即是其中之一。

陈永贵是四里八乡有名的会生产、懂经营的壮劳力，解放前后，大寨在党支部书记贾进财的带领下，成立互助组，当时许多壮劳力组都想拉陈永贵去，但陈永贵却坚决选择了老少组。

当时，老少组劳动力较少，整个组老人、孩子居多，当时所有人都觉得陈永贵太“傻”。

可后来经过一段时间后，陈永贵的老少组的成绩反而要比那些壮劳力组要好的多。

一调查才知道，那些壮劳力组一开始参加劳动，大家还都出力，可时间一长，每个人心里都开始打小九九，给自家地干活时卖力，给别人家时就偷懒，名义上是一个互助组，可实际上还是各干各的。

反观老少组，在陈永贵的带领下，积极性被动员起来，庄稼自然也得到了丰收。

1948年2月，在贾进财介绍下，陈永贵光荣入党，不仅如此，贾进财发现了陈永贵身上的闪光点，后来往县城里跑了几趟，硬是把大寨党支部书记的职务让给了陈永贵，自己甘愿当一个副书记。

陈永贵带着大寨人，硬干了十年，把大寨的亩产量翻了三倍还多，不仅自己够吃，还把余粮上缴了国家。

应该说陈永贵在大寨起到的作用，绝不仅仅只是一个带头作用。

在生产建设过程中，陈永贵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不仅发掘了一套更加系统、更加先进的管理经验，还总结了一套做思想工作的办法，这在那个年代是非常难得的。

在大寨的十年建设中，山西省晋中地委是第一个注意到大寨变化的，并开始把大寨的经验向全区推广，陈永贵的名字也出现在《山西日报》上。

不过，当时的大寨仅是在晋中地区名气比较大，还没到影响山西全省的地步。

1959年12月，中共晋中地委在大寨召开学习大寨管理经验的会议，山西省委也专门派员参加，并在会上做出决定，向全省推广大寨的经验。

这么一来，大寨正式从幕后走到了台前。

从60年代初开始，山西全省掀起了学习大寨、学习陈永贵的浪潮，充分带动了山西全省农业的发展。

1963年夏，大寨大队遭遇了特大洪水，把大寨花费了十几年修建起来的梯田冲垮了，大批社员的房屋被冲垮，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农民居无定所。大寨受灾的消息上报后，山西省委、晋中地委迅速出动，从国库中调拨一部分救济粮到大寨，再从地方财政拨发一笔救济款，救济大寨大队。

可出乎预料的是，陈永贵代表大寨党支部做出了一个决定：

“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国家救济款，不要国家救济物资。”

不仅如此，陈永贵还做出三个承诺：

“当年社员口粮不少，当年社员收入不少，上交给国家的统购粮不少。”

在当时看来，这几乎是天方夜谭，几乎所有人都认为，陈永贵是在吹牛，就连山西省委、晋中地委都不相信，陈永贵能做到他的承诺。

可现实开始让众人吃了一惊。

从1963年下半年开始，陈永贵带着大寨百姓苦干了几个月，不仅恢复了被冲垮的梯田和房屋，还实现了丰收，以至于出现了灾年反而比过去收成还高的奇观，大寨亩产量达700斤，总产量达到了20万斤，上交给国家12万斤。

比原来还好，无疑是大寨人创造的奇迹，同样也是陈永贵创造的奇迹。

1963年底，时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的李一清到大寨参观，事后非常激动地说：

“陈永贵虽然是个农民，但他身上有一股强大的魅力，他在复杂的环境中表现出了非凡的指挥才能，从他身上我看到了农民之外的东西。”

1963年下半年的一天，著名作家赵树理闯进了时任陕西省委书记陶鲁笳的办公室。

“陶书记，今天我发现了一个人才？”

陶鲁笳也感觉诧异，忙问了一句：

“是谁？”

赵树理兴奋地告诉他：

“陈永贵。”

“他没有一处讲到毛泽东，却处处都是毛泽东思想，没有一处提到哲学，却处处都是辩证法，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人才啊！陈永贵了不起！”

赵树理是听说了大寨奇迹以后，专门到大寨去听了陈永贵的讲话，专门跑回来报告省委的。

陶鲁笳听了赵树理的话，不由得陷入沉思。

以前陶鲁笳就听说过陈永贵的名字，但也仅仅只是知道他是个劳模，可赵树理的话无疑给他打开了一扇窗户，让他不由自主的想起了毛主席的讲话。

1962年9月24日，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尽管在过去几年时间里遭遇了严重自然灾害以及各方面存在的问题，但随着不断调整，国民经济略有上涨，总体而言，我们国家的经济正在逐渐好转，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

与此同时，毛主席也关注到了一个问题，即“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风险”。

“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确立的中心任务就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后，毛主席更加重视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陶鲁笳意识到，陈永贵在大寨的行为，就是为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了个很好的头。

1964年3月27日，毛主席乘专列南下，考察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到28日，专列停在了河北邯郸，在邯郸停留的两天。毛主席邀请时任河北省委书记的林铁、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到专列上汇报工作。

一直到许多年后，陶鲁笳依然记得当时的情形。

毛主席很关心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特意询问他们：

“你们搞社会主义教育，影响产生没有？现在生产情况如何？”

当时，山西省在公社一级正在搞“四清运动”，在农村普遍宣讲中央颁发的两个“十条”（即1963年5月发出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9月发出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草案）》，俗称前十条、后十条），毛主席很关心农村的情况如何，有没有影响生产。

毛主席最担心的是，农村干部脱离生产，不参加劳动反而拿高工分，与社员的收入出现较大差别的问题。

陶鲁笳在回答毛主席提问时，特意讲了在大寨蹲点时的所见所闻：

“前不久我在昔阳县大寨大队蹲点，了解到这个大队的生产和思想政治工作都很突出，支部书记陈永贵是个生产能手，也是个思想政治工作的能手，而且对管理工作抓的很严，公私分的很清，省委1960年就发出通知，要求全省的农村党支部书记向陈永贵学习。”

“陈永贵提了一个口号，叫做参加生产，领导生产。”

一听陶鲁笳介绍，毛主席眼前顿时一亮：

“很好嘛！就像打仗一样，你不参加打仗怎么指挥战争？”

当时，陈永贵要求所有的党员干部都与群众一起参加劳动，并提出要求，党员的劳动要优于一般群众，而支部委员又要优于党员，而支部书记更要好于一般委员，陈永贵认为，只有这样，党支部才有资格领导生产。

谈到大寨战胜六三大洪灾时，陶鲁笳显得很动情。

1963年的大洪水，将大寨人十年时间建起来的房屋、梯田全冲垮了，当时全大寨人都绝望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陈永贵那时正在县里参加人代会，听闻消息后立马赶回了村子里，面对所有人的哭诉，陈永贵只是问了大伙一句话：

“人冲走了没有，牲口冲走了没有。”

大伙回答：

“没有冲走一个人，没有冲走一个牲口。”

陈永贵微微一笑，挺直了腰杆：

“没有冲走一个人，没有冲走一个牲口，这就是大喜事，应该开庆功会，还哭什么。毛主席说过，人是第一可宝贵的，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老天爷也是纸老虎，欺软怕硬，你硬了，它就软了，我们每个人都有两只手，靠两只手我们就能改天换地，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

陶鲁笳滔滔不绝的讲述大寨人和陈永贵的事迹，毛主席听的也很仔细，对大寨的故事，毛主席显然很感兴趣。

还没等汇报完，毛主席就问了一句：

“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不识字？”

陶鲁笳掏出一张纸，写了“陈永贵”三个字，并告诉毛主席：

“陈永贵42岁扫盲，今年50岁，能读报，还懂得什么叫逻辑。”

听了陈永贵的事迹，毛主席也显得很感慨：

“山沟里出了好文章啊！陈永贵识字不多，做的事情可不少啊。”

通过陶鲁笳的汇报，毛主席确实了解了不少大寨的实际情况，还在南下的途中，就给周总理打了个电话，要求注意一下陈永贵和大寨的事迹。周总理虽然很感动，但本着务实的原则，还是又给陶鲁笳打去了电话：

“你去大寨去，搞一个长时间调查。”

陶鲁笳按照周总理的嘱咐，特意在大寨又呆了20多天，写成了《大寨大队调查报告》。

1964年12月，陈永贵接到通知，去北京参加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在会后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

1974年年底，四届人大召开前夕，周总理飞赴长沙向毛主席报告人事安排，毛主席认为副总理的名单中缺农民代表，周总理当时就提了大寨的陈永贵，经毛主席许可，陈永贵成为了副总理候选人。

1975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中，陈永贵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

陶鲁笳有四个字的工作指南，即“四面八方”。这四个字还是毛主席送给陶鲁笳的。

1949年4月，作为太行区委书记的他在北京香山别墅见到毛主席，毛主席问了他许多农业生产的有关问题，末了叮嘱了他们一句：

“领导干部工作要兼顾四面八方。”

许多年以后，陶鲁笳依然对此印象很深刻。

上世纪六十年代，河南林县从太行山腰修建的引漳入林的水利工程，这样一个跨省的工程得以顺利进行，与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的陶鲁笳支持不无关系。

陶鲁笳晚年写过一本回忆录叫《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他后来细数与毛主席的交往经历，也曾忍不住感慨，在担任山西省委书记的12年时间里，同毛主席见面就有40多次，其中仅1958年就有7次之多，参加毛主席主持的小型会议就有20几次，和毛主席同桌吃饭就有8次。

有意思的是，毛主席明知道陶鲁笳是江苏人，却几次见面都称他是“山西人”。

就连陶鲁笳自己也称自己是“半个山西人”。

1955年7月27日，陶鲁笳在中南海游泳池边向毛主席汇报工作，两人一聊就是一个下午，当天晚上，毛主席还邀请他共进晚餐。

陶鲁笳走后不久，毛主席就依照他的汇报，写了一份题为《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毛主席又主持编撰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书中收录了来自全国各地176篇典型材料，其中光是山西就有16篇。因为陶鲁笳很擅长做文字工作，在担任山西省委书记期间，还主管《山西日报》。

1958年，毛主席主持召开南宁会议，曾在会上当众表扬：

“《山西日报》的文章写的很好，有分量。”

1959年，中共中央八届七中会议上，印发了陶鲁笳的《介绍山西经验》，上面还有毛主席写的批语：

“此件很好，很容易看。如有头昏病，还可以治愈头昏。”

更为关键的是，陶鲁笳不仅仅是善于抓文字工作，而是将所有的工作落到实处。

毛主席在建国初很关心农业生产。

1953年2月，毛主席乘长江舰由武汉到南京视察，谈到农业生产时，曾意味深长的说过这样一句话：

“中国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水利又是农业的基础和命脉，只有水利搞好了，农业才能长期发展，农业发展了才能更好地支援工业。”

那时陶鲁笳作为省委书记，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指示。

1958年3月，毛主席在成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陶鲁笳在会上就提出：

“为解决山西和北京两地的工农业和城市的用水问题，可以从内蒙古清水河县岔河口引黄河水经桑干河流入官厅水库，一半蓄在水库，另一半则流入汾河。”

毛主席对陶鲁笳的提议表示赞同。

从五十年代末开始，在陶鲁笳的提议下，山西就成立了引黄工作组，并根据考察的情况编制了《山西省引黄工程设计任务书》，只是很可惜，在那个特殊时期，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工程一再被搁置，一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才又重新恢复上马。

万家寨引黄工程开工以后，已经卸任省委书记多年的陶鲁笳还曾到工地去视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