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提起“卡廷森林惨案”，人们更多的是对波兰这位“受害者”的同情，谴责苏联当局的所作所为。

据史料来看，1940年被击毙的2.2万名波兰战俘中，绝大部分都是波兰社会的精英阶层，如军官、知识分子、公职人员等。他们被反绑双手，后脑中枪，死状带有强烈的处决色彩。苏联人的做法针对性极强，即以此打击波兰人的民族精神，瓦解其抵抗意识。

卡廷森林事件固然残酷，但客观而言，它充其量只能算是苏联当局针锋相对的、忍无可忍的报复；且从某些角度看，苏联人算是手下留情了。

要说作恶，波兰针对苏联的伤害，一点都不比卡廷事件小；而这一切的源头，在于一战后才刚复国的波兰狂妄的“大国梦”。

众所周知，1795年1月，俄、奥、普三家在瓜分协议上签完字后，波兰一度在世界版图上消失了长达123年之久。直到一战爆发，列强为利益打成一团，波兰才嗅到了重新成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机会。

虽然争取国家独立的目的是无可厚非的，但在这个过程中，波兰领导层的做法却很不光彩，颇有不择手段之嫌。我们不妨先来看看波兰究竟做了些什么。

19世纪末到20世纪头几年，波兰和俄国的关系出现了一些缓和：受困于内外局势，沙俄政府出于安抚的目的，承诺给予波兰更多的自主权。而那段时期，其国内大小政治团体总体趋向于“求和”，当然，这其中不包括波兰社会党。

事实上，在波兰政坛内部，社会党向来被视为“少数派”和“激进派”，而自1892年以来，在党内蹿升迅速、并在后来成为社会党乃至波兰领袖的约瑟夫·克莱门斯·毕苏斯基，更是鹰派中的鹰派。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如今来看，毕苏斯基无疑是历史“故意”创造出来的，专门放在那个时间点、那个位置上的“天选之子”。

此君诞生于一个颇有历史渊源的波兰贵族家庭中，自幼接受传统的贵族教育，爱国忠君，民族意识极强。

学生时代的毕苏斯基聪明而好学，精通俄语、德语、法语、立陶宛语，还掌握一定水平的英语，不仅如此，他对历史、哲学和文学都非常入迷。

毕苏斯基年轻而老成，中学时便在学校里大放异彩。而鲜为人知的是，校友中还藏着一位同级别的人物，后来成了毕苏斯基主要政治敌人之一。他叫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没错，此君便是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革命斗士，苏俄政坛早期“三巨头”之一，赫赫有名的契卡的缔造者。

要说沙俄政权最终会被推翻，很大程度上归咎于统治阶层对敌人太过“仁慈”，这一点在毕苏斯基身上得到了极好的体现。1887年3月，毕苏斯基突然被捕，当局给的罪名是“刺杀沙皇”。

原来，他的兄弟罗尼斯瓦夫与几名同志确实策划了一次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行动，因事情败露并没有成功。当局在调查时严重怀疑“前科”累累的毕苏斯基也有参与，因此被判流放5年——谋杀国家元首，最终竟只获得了这样的刑罚，量刑的标准实在令人无法捉摸。

然而，毕苏斯基并不感激沙俄政府的“仁慈”，相反，在寒冷的西伯利亚，贵族出身的他备受欺凌，在与狱友互殴时被打掉两颗牙。狱方羞辱般地剥夺了他的诸多特权，还时常借故将其关进小黑屋。

我们不难看出，毕苏斯基日后激进的政治主张的形成，与他曲折的成长道路有着密切联系。而在1892年刑满获释后立马加入了政治团体，而他挑选的正是波兰政坛的激进派——波兰社会党。

正如刚刚所说，由于沙俄政府承诺赋予更多自主权，波兰政坛在对俄态度上整体趋于缓和。就连一向以激进著称的波兰社会党，所秉持的不过也更加偏向“国际主义”。而毕苏斯基的到来，毫无疑问地改变了这一切。

他在手段上与隔壁的布尔什维克们如师出同门——不满足于口号斗争，而是主张真刀真枪地干架。

1904年10月28日，哥萨克骑兵暴力镇压了一次政治示威游行，仅不到一个月后，毕苏斯基就直接命令军队向沙俄军警开枪。

不仅如此，他还将手伸向了远东地区，于日俄战争爆发后火速赶往日本，表示自己代表波兰，愿意为日本政府输送俄国方面的情报，为日本赢下这场足以影响历史进程的关键性战争立下汗马功劳。当然，这一做法在波兰国内引起巨大争议，致使波兰社会党内部发生分裂。

1905年6月，毕苏斯基说服波兰议会，在奥地利秘密成立军事学院，专门培养军情人才，策划和执行各种暗杀活动。

随后，针对沙俄政府官员的枪杀、炸弹等袭击如雨后春笋：仅1906年，俄国就有336名各级官员死于波兰刺客之手。

在国际舞台上，毕苏斯基的手段就更加激进了，甚至显得有些投机主义，急功近利、反复无常且滑稽。

他最早选定的盟友是德国——德皇希望波兰同俄国作战，作为报酬，德皇许诺帮助波兰复国。有着共同敌人的双方一拍即合，哪知到了一战末期，德、奥两大国式微，毕苏斯基见风使舵，赶紧撕毁协定，下令让士兵停火。

1917年，“十月革命”打响后，抱着“多一个朋友便少一个敌人”的打算，列宁主动提出废除一个多世纪前瓜分波兰的帝国主义条约，这极大推进了波兰复国的进程。然而毕苏斯基并不感恩，反而积极充当列强企图绞杀红色势力的桥头堡，并趁乱派兵进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地区，大肆驱逐、屠杀俄国军民。

波兰军队的做法给苏维埃政权造成了不小的压力，以至于后者不得不在1918年割让明斯克、日托米尔及赫梅利尼茨基等地区，只为换取波兰人停战，集中力量对付白军。

客观而言，对于刚复国的波兰和毕苏斯基本人而言，这已经是一份相当不错的答卷了，然而波兰人却出尔反尔，于1920年4月再次发动进攻，势在逼迫苏俄归还此前被沙俄占领的土地。

历史上，“民族主义”很多时候带有一些贬义色彩：对政客来说，它是通向高位的捷径；对商人而言，它又是财富密码。

毕苏斯基正是靠着极其鲜明的民族主义与赤诚的爱国之心，迅速登上了权力的顶峰。而他许诺给波兰民众的“大国梦”，致使他无法停下向外扩张的脚步。

不仅如此，毕苏斯基也成功引导波兰民众将对沙俄的憎恨转移到了苏维埃政权上，甚至制定了详尽的渗透计划，试图借助一切力量从内部整垮苏俄。

他已将自己的政治生命与国家命运紧紧捆绑在一起，正如其本人在1914年说的那句历史名言一般：“现在只有剑才能够决定国家的命运。”——这一点与后来的第三帝国何其相似。

过程中，为了国家利益，波兰可以毫无底线，几乎把周围的国家惹了个遍；殊不知，并非所有国家都像英法那般好脾气，波兰是万万招惹不起的。

终于，波兰人的贪得无厌令苏俄忍无可忍，当局也第一次拾起了民族主义口号，呼吁“尊敬的俄罗斯公民”团结起来保卫国家。后来发生的，便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苏波战争”。

1920年中，随着图哈切夫斯基再次掌握指挥权，局势几乎在一夜间发生扭转：苏军接连拿下基辅和维尔纽斯，兵锋直指波兰首都华沙。

大敌兵临城下，毕苏斯基的政治根基开始动摇，权贵们对这位近乎于“独裁者”的政治路线产生严重质疑，当局甚至已开始抓捕他的心腹，以便将战败的损失降至最低。但出乎意料的是，苏俄高层触目惊心的内耗致使苏军痛失好局，华沙之围过后，毕苏斯基也立马由“战犯”转而变成“民族英雄”。

苏维埃政权是阶级斗争的行家里手，但在民族主义的战场上，毕苏斯基显然更胜一筹。在俄国、波兰两大民族主义的碰撞中，后者大获全胜，或许是这场胜利太过来之不易，致使毕苏斯基在战后不再掩饰自我，而是肆意地摆弄胜利者的姿态。

苏波战争结束后，波兰政府宣布：“华沙将对在波兰的俄国公民采取一定措施。”

据学者I·苏霍夫的统计数据：当时被关押的苏维埃俄国、苏维埃乌克兰和苏维埃白俄罗斯公民总数约为6.6万，苏军战俘数量约为7.3万。为解救数量庞大的俘虏，苏俄当局曾多次派代表前往华沙谈判，然而带回来的却是残酷的答复。

1921年，苏俄代表团在上呈给当局的报告中提及：“他们被波兰政府当成奴隶一般虐待，被关在集中营里，时时刻刻遭受苦役和酷刑。”代表团成员表示，由于波兰单方面的阻挠，营救俘虏的谈判没有任何进展。

同一时期，《真理报》也对波兰当局虐待、屠杀俘虏的做法表示谴责：（波兰）军官们异口同声“消灭俄国侵略者”，却对俄国战俘施以酷刑和侮辱，令波军士兵都感到不寒而栗。

“莫斯科试图让华沙人道对待战俘和当地居民，未果。我国尝试向国际联盟和波兰的邻国呼吁以改善境况，但波兰政府一个字都听不进去。”

显然，正如《真理报》所言，苏俄方面的努力是毫无成效的：1922年2月，毕苏斯基终于收到了一份如他所愿的报告：在波兰北部的图霍拉集中营，已有约2.2万名俘虏被处决。而根据西方历史学家和研究机构统计，苏波战争结束后，共有约4.5万名军人和平民遭到波兰当局的报复性处决。

拿破仑说：“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宽容敌人从来不是俄国人的性格，苏维埃政权并非有仇不报，而是不急于一时。

1940年，斯大林批准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提议，对在押的波兰俘虏中的军官、知识分子、政客等精英阶层展开清洗，约有2.2万人被处决——单从数字上看，苏联人迟到的报复，其实也算是手下留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