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池鱼白

编辑 | 池鱼白

“毛泽东写的这首‘蝶恋花’，没有一句通的，真是差劲！”

这是1959年，时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对毛主席所作的《蝶恋花》一词的评价。

他认为这首受到全国上下文人追捧的词全篇没有一句是押韵的，可见评价之差！

那到底是胡适恃才傲物还是有意贬低主席的词？还是世人盲目追捧领袖才有意夸大这首词的水平？这首词里究竟写了什么呢？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1957年5月11日，一首《蝶恋花·答李淑一》流露出了毛主席对革命烈士遗孀的哀叹，也道尽了他对亡妻杨开慧的无限思念。

湖南长沙中学的语文教师李淑一在1932失去了丈夫柳直荀，而毛主席的妻子杨开慧也是在1930年的革命斗争中牺牲。

所以当主席听闻了李淑一的事迹之后，不禁和她感同身受，悲痛的心绪缠绕着毛主席，驱使他挥毫泼墨，写下这篇《蝶恋花·答李淑一》。

而这首悼亡词一经发表便迅速传遍大街小巷，全国上下的文人学子们都对这首词连连称赞，甚至还被歌手改编成经典流行曲目，传唱至国外。

然而，胡适却并不以为意，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在诗词歌赋方面的研究可以说是有着非常高的造诣。

在攻击《蝶恋花》“一句不通”时，胡适认为自己并不是空穴来风，他坚信这首词的韵脚出了问题，还在书中给出了一些依据。

作为自古就有的词牌名，《蝶恋花》是有固定的格式的，这个词牌讲究上下阕同调，五句四仄韵，共八个韵脚，且要求在同一韵部。

而对照这一要求的话，毛主席的这首词确实和规矩不符。

在这首词中，上阕的“柳、九、有、酒”四个韵脚是属上声二十五有韵，下阕的“袖”属去声二十六宥韵。

而其中上声二十五有与去声二十六宥是为通用，同属词韵第十二部，这是和《蝶恋花》的要求一致的。

但下阕的“舞、虎、雨”这三个韵脚字均为上声七麌韵，属于词韵的第四部，这明显和上阕的四个韵脚字以及下阕“袖”字不同韵，没有遵循上阕的韵脚。

所以这首词的下半阕确实是“破韵”了。

除此之外，胡适还请教了湘籍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向他询问了湖南方言的韵律问题，而最终得出了即使是湖南方言也不押韵的结论。

而这些也正是胡适批评这首词的依据，其实，从专业的角度来看，胡适说的不无道理。

但有着长达39年的诗词创作经历，更是写出无数好诗词的毛主席，又怎么会不知道这首词的韵脚不合规矩呢？

其实，一向重视用韵、深谙格律的毛主席很清楚自己所作的这首词韵脚并不通顺。

所以，早在胡适评价之前的1958年12月，毛主席就已经在“作者自注”中批注道：“上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仍之。”

而这也证明了毛主席这首词“破韵”是故意为之，尽管按照韵脚来写，这首词会变得更加“美观”“漂亮”。

但毛主席认为，格律是为了能够更好地表达心中所想，直抒胸臆，不能为了押韵而破其本意。

所以他宁肯让让词句看起来没有那么美观，也要如此用韵，这才能达到他理想中意与声谐，浑然天成的程度。

倘若是一味追求格律和韵脚，忽视所表达的感情，就像是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而这无疑是一种本末倒置，削足适履的行为，也不能称之为诗词了。

其实，早在毛主席之前，就有许多名人大家所作的诗词不拘一格、频频“破韵”了。

就比如李商隐的《登乐游原》：“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和袁枚所作的《所见》：“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

这几首短诗虽然“破韵”，但丝毫不影响诗词中意象的美感，十分朗朗上口，为人代代相传。

除此之外，崔颢的七言律诗《黄鹤楼》的前四句也是完全不在律上，但凭借其文采仍成千古绝唱，无人能比。

而唐朝诗人陈子昂写下的《登幽州台歌》和李白作下的《将进酒》都未讲究诗词的平仄押韵，如今却登上了教科书，谁能否认这些诗词不是旷古奇作呢？

从古至今，诗词歌赋多有出律之处，但并不妨碍它们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难道是这些诗词大家不懂格律吗，不会押韵吗？胡适怎么没有批判他们呢？

由此可见，胡适此举是“胡批”“胡说”罢了。

那为何胡适要如此针对毛主席呢，这要从他们相识说起。

1936年夏，毛主席在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回忆起了从前的经历。

他十分感慨地说：“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新青年》）这个杂志了。我非常敬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1918年，25岁的毛主席正值青春年华，在他的老师教授杨昌济的指引下来到北京，为了筹集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的学费，毛主席在北大当起了图书管理员。

而热爱读书的毛主席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一到空闲时间，他便前往教室里蹭课，与此同时，学校的教授经常会前往图书馆寻找书籍。

早在毛主席还在湖南师范读书的时候，就已经从《新青年》杂志上认识了胡适等人，他对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们所提出的新思想十分感兴趣，还将他们当成了学习的榜样。

尽管毛主席经常会在学校图书馆里见到这些大人物，但那些教授对眼前这个毛头小子并不感兴趣，也无意与他攀谈，这让毛主席很是失落。

他在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时就说道：

“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彼时的胡适就在北大当文科教授，但他并没有对这个有南方口音的“穷小子”产生什么偏见，毛主席向胡适进行讨教的时候，胡适也来着不拒。

而在与毛主席几次交谈之后，胡适也渐渐对毛主席起了惜才之心，而胡适的才华横溢和开阔思想也令毛主席折服。

1919年8月，毛主席发表了一篇名为《民众的大联合》的文章，胡适看后连连点头，赞不绝口，他赞叹道：

“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

此后，胡适就经常说毛主席是他的学生，毛主席心中很感恩这位亦师亦友的先生的教诲，就连毛主席回到湖南后创办的自修大学都是在胡适思想的影响下诞生的产物。

据毛主席给朋友的信里所说，“自修大学”一名就是胡适先生起的，可见当时他们二人的关系十分紧密，毛主席对胡适是很敬重的。

可随着革命进程的推进，曾经在美国留过洋的胡适就和毛泽东等人产生了思想上的分歧。

面对破败不堪的“旧中国”，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发现笔杆子并不能拯救中国，于是他们痛定思痛，决定建党立政，依靠武装拯救沉沦的中国。

而毛主席也正是在李大钊和陈独秀创建党派后加入了他们，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人。

但胡适深受美国“民主自由”思想的侵扰，他依旧坚持不参与政治，还在抗战胜利后劝说我党放弃斗争，支持国民党的统治。

道不同不相为谋，二人早已在革命的道路上背道而驰，渐行渐远......

在与众人分道扬镳后，胡适坚持研究自己的学术，并大力推广白话文。

以至于在看到毛主席后来所作的《七律·长征》和《清平乐·六盘山》两首古体诗词时，胡适十分不满意：“这些新人偏要做旧诗，真可怪！”

但嘴硬的胡适尽管不满意古体诗，还是对这一诗一词做了一些十分中肯的批注，不仅发现了《六盘山》中的一字印刷错误，语序不通，还为这首词添加了合适的词牌名。

这不仅彰显了胡适的文学研究程度之深，也从这面证明了这二人的关系此时还没有特别恶劣。

而当胡适在读《蝶恋花》给出差评时，正值他在台湾服务于国民党的时期，当时的他存在着极大的偏见，而这也能解释为何胡适将这首词批的一文不值了。

作为一届文学泰斗，胡适如此“小心眼”，可以说有些一叶障目了。

而毛主席的诗词之所以流传至今，从不是因为堆积而成华丽的辞藻和不知所谓的炫技，而是他的诗里蕴含的磅礴胸臆和无人能比的境界格局成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