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射死刑究竟有无巨大的痛苦？1997年11月4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采用注射方式执行死刑，是中国首次。

近代的中国废除了古代各种残酷的死刑种类，仅仅保留了枪决这一种死刑。

这只是名义上的说法，实际上中国各地政府仍然保留着斩首的死刑。尤其是抓住恶名昭著的匪盗以后，往往将他们按照传统当众斩首处死，还要将头颅悬挂起来示众。

直到上世纪30年代，斩首这种死刑才逐步消失，悬首示众改为先枪决。比如赫赫有名的大汉奸谢文东，召集乌合之众同林彪的东北解放军为敌。

在1946年，谢文东被解放军打垮抓捕后，在勃利县公审枪决，再砍下头颅悬首示众。

在当年看来，枪决是比较人道的死刑方式。

中国大陆执行枪决，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用枪从后背射击心脏位置，二是用枪直接射击后脑。

第一种方式有一定难度，主要是行刑者不容易准确判断心脏的位置。即便处决前在死刑犯后背标准心脏位置，射击时枪口距离后背，也有几十厘米的距离，子弹未必能够打准。如果一枪没有射中心脏，死刑犯只是胸部受伤不会死去，往往需要补枪多次。

绝大部分枪决，都是采用射击后脑的方式。人的头颅很大，容易瞄准也更为致命，一枪就可以将死刑犯打死。

一般认为，对后脑射击处决，死刑犯不会有什么痛苦，眼前一黑就死了，这种死刑方式相对人道。

枪决有2个问题，其一是过于血腥，死无全尸。

枪决是要见血的，通常采用自动步枪进行射击，威力强大的子弹射入后脑后往往会爆头。

有些死刑犯的头盖骨会被直接掀飞，鲜血脑浆四溢，尸体的样子相当恐怖。

按照中国人传统的说法，人死了要有全尸。尸体不完整，死者的灵魂就会无法转世投胎，永远成为孤魂野鬼。就算不谈死后如何，单单现场血肉横飞的场面就很恐怖。

一个年轻记者被安排采访死刑犯和拍摄一组照片，20多岁小伙子目睹行刑全过程以后，连续3天没有吃饭，只是勉强喝点汤。

他认为：枪决以后的尸体，已经看不出是人，只是一堆散发着浓重血腥气和其他怪味的残尸。半个头颅已经不见了，粘稠的脑浆和鲜血飞溅的到处都是。无论多么胆大的人，第一次看到这个场面都会心惊肉跳，很长时间不能平静下来，甚至会成为终生心理阴影。一个负责抬尸体的年轻武警战士，当场就呕吐起来。我用了吃奶的力气，才没有当场吐出来。

其二是枪决往往一枪打不死。

要是选择射击心脏，往往会出现一枪打不死的情况，需要连续补枪。

枪决胡长清时的情况，就非常恐怖：2000年3月8日8时，江西南昌北郊瀛上刑场警戒森严，建国50年来因经济犯罪判处极刑级别最高的官员胡长清即将被执行枪决。8时46分，枪响了，胡长清扑倒在草地上，身体在剧烈地扭动，由于他的心脏偏离正常位置，第一枪没有打中要害。执法人员又补了一枪。但是，那个矮胖、丑陋的躯体仍然在草地上翻滚。第三枪，第四枪……共打了五枪，13分钟之后，这个灵魂才离开了躯体。《杨辉：让死刑犯平静地离去》

即便是打脑袋，也会出现要连续补枪的情况。

子弹射中脑部，也要看具体射中什么部位，不见得会一枪毙命。

解放军大将粟裕，曾被子弹射穿头部，虽留下头疼的严重后遗症，身体其他肌能基本恢复。徐海东大将也被子弹射穿头颅，重度昏迷了4天，一个耳朵从此失聪，但醒来后也是可以正常生活。

道理也是一样，如果死刑犯没有被直接爆头，子弹只是射穿后脑，就需要法医仔细检查死刑犯是否断气。

很多死刑犯后脑中枪以后，仍然长时间在地上抽搐甚至翻滚，迟迟不能断气，只能再次补枪，如被冤杀的呼格吉勒图就是打了两枪。

1997年1月，中国修订了《刑事诉讼法》，首次规定“死刑采用枪决或注射等方法执行”。1997年3月28日，由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首次采用注射方法执行死刑。

国外已经搞了多年注射死刑，已经比较成熟。

注射死刑通常采用三种药物，首先用全身麻醉剂硫喷妥钠，让死刑犯失去意识；接着用肌肉松弛剂巴夫龙，使得肌肉麻痹和呼吸衰竭；最后用氯化钾，让心跳直接停止。

以美国为例， 死刑犯会被捆在病床上，被插入两个静脉导管，一根用于执行死刑，另一根作为备用。

死刑犯身上连接着心脏监护器，借此确定他是否死亡。导管则连接着一个自动死刑机器，共有三管药水。

执行死刑时，由医生或者其他人按动开关，上面提到的三管药水依次注入到人体内。

硫喷妥钠会让死刑犯在几秒内丧失意识，巴夫龙则让呼吸停止而死去，氯化钾则麻痹心脏确保死亡。从注射到确定死亡，一般不超过7分钟，也不需要见血。

至于中国大陆的注射死刑，则是大同小异：1998年10月，最高法院在北京召开全国采用注射执行死刑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将青岛、武汉、洛阳、杭州、成都作为注射执行死刑的试点。杭州市中院开始实施人工注射执行死刑时，给第一个死刑犯注射时还顺利，但给第二个死刑犯注射时，执行员就感到全身僵冷，浑身直冒虚汗，双手颤抖……人工注射，执行员心理压力太大。必须改用仪器注射！

1999年6月某日，中国第一例采用注射泵注射执行死刑在武汉实施，所用药物由最高法院委托中国医科院药物研究所配制。最高法院派员到现场监督。执行室里，第一个死刑犯被固定在执行床上，执法人员将针管刺入死刑犯静脉，一切准备妥当后，现场指挥一声令下：“执行！”执法者按下按钮，执行泵电机启动，自动推进器均匀地将1号药和2号药相继推进静脉。死刑犯显得非常平静，6秒钟，意识消失，2分钟后，脉搏停跳。

第一例成功了！但是，第二例却出了问题。1号药和2号药必须通过两个通道先后推入，中间不能间隔，两种药水又不能混合，否则将发生凝结。这次，当1号药推入后，因2号药未能及时推入，而1号药的残留部分与2号药一经接触，立刻发生了凝结，堵住了输液管，在执行泵继续推进2号药时，输液管发生了爆裂。

而我国用仪器执行死刑的第二例因操作不当而失败，经检查发现，这里有管线的缺陷。杨辉马上和吕处长、罗建明碰头，研究改进办法。经过6次改进，所有管线全部采用螺纹接口，管线问题解决了。注射泵的压力怎么解决呢？不久，罗建明找到了一种新的混合式步进电机，以这种电机做注射泵的核心部件，第二代双通道药物执行泵诞生了。改进后的新产品决定在洛阳试用。1999年10月某日，杨辉走进洛阳法警培训基地行刑室，3男1女抢劫杀人犯将被执行死刑。这是执行泵第二次在执行死刑中使用。

死刑犯被固定在执行床上，一只手伸进献血式窗口，执行员与死刑犯被隔开，执行员只能看到死刑犯的一只手。这样做的目的自然是为了减轻执行员的心理压力。现场指挥下达了执行令。执行员按下了执行泵上的蓝色按钮，刹那，显示屏上黄色的针筒标记开始闪动，针管里的液体开始推入罪犯的静脉。六七秒，罪犯合上了眼睛。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成功了！杨辉一阵激动。这人道的一针，4个死刑犯平静上路，他们脸上没有任何痛苦的表情。执行泵研制成功，整个项目共获得5项国家专利。

注射死刑是比较人道的，前提是整个流程执行没有问题。

关键在于，如果死刑执行期间步骤有问题，就可能导致犯人巨大的痛苦。

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如果麻醉剂、镇静剂因为注射剂量或者药物抵抗等问题，不能让犯人失去意识和痛感，犯人就会挣扎而死。

2014年，美国俄亥俄州对53岁的强奸杀人犯丹尼斯·麦奎尔，进行了注射死刑：执行人员领着麦奎尔进入执行室，并让他躺下。随后，执行人员注射了药物。过了5分钟之后，麦奎尔没有了动静，执行室也没有任何声音。现场见证者也没有人说话，只有他的家人在悄悄地哭泣。又过了5分钟，突然麦奎尔开始间歇性地抽搐，喘气时发出很响的打呼声，呼吸困难。

我们无法了解当时他是否清楚自己的状况。这个过程持续了10分钟之久，麦奎尔的家人哭出声来，其中一个人说，为什么执行会持续这么长时间。与此同时，遇害者的家属什么话也没说，他们一直沉默地观看完整个执行过程。注射完成20分钟后，监狱长终于指示医务人员进入执行室检查麦奎尔的生命体征，这个过程又花了3分钟，直到10点53分才宣告他已经死亡。

这是第一次使用镇静剂蓝精灵和止痛剂氢吗啡酮混合的“鸡尾酒毒针”，剂量可能不够大，才出现挣扎20分钟才死亡的结局。

受害者的妹妹认为，自己年仅22岁的新婚孕妇的姐姐被残杀奸杀，杀人者活该有这种下场。

妹妹表示：相比我姐姐死前受到的一切，这个畜生受到的痛苦不到十分之一。他能够这样死去，已经是非常人道了。

类似的问题还不止一起。

在1988年的美国德克萨斯州，杀人犯兰瑞被执行注射死刑。

在被注射药物后2分钟，兰瑞因为痛苦或者不适开始剧烈挣扎，导致插入静脉中的针头脱落。

医生只能慌手慌脚的重新扎针，这就花费了8分钟时间，因为扎针者双手颤抖，兰瑞则不断扭动。扎针成功以后，又花费14分钟时间才让兰瑞断气。

可见，所谓的注射死刑如果遭遇死刑犯拼命挣扎，就有可能增加痛苦，拖延死亡时间。

另外，死刑犯被麻醉后是否完全感受不到痛苦，医学上无法完全肯定。

很多人不知道，脑死亡的遗体捐赠者进行手术之前，是要注射麻醉剂的。官方有很多解释，医生们普遍认为即便脑死亡了，未必手术时的捐献者就感觉不到痛苦，更别说脑死亡的认定本身就有很多标准。

一些医学论文认为，注射死刑中的犯人，有90%可以在昏迷中感到不同程度的痛苦，甚至有40%可能保留一定的意识。

最后，还有个行刑人的问题。

注射死刑一般需要医生来执行！但是，西方医生遵守医德的第一条，就是不能故意伤害病人，更别说让病人死亡。西方大部分医生都有自己的宗教，无论哪一种宗教都禁止杀死其他人类。

绝大部分医生不可能执行注射死刑，只能让监狱的医生，甚至受到过一定医学训练的狱警来完成。

这些人非常不专业，杀人的巨大压力让他们更是慌乱。

在2007年，俄亥俄州对一个叫作牛顿的杀人犯执行注射死刑。牛顿是个大胖子，体重高达120公斤。手臂上的脂肪太多，负责执行死刑的监狱医生根本找不到静脉血管。医生花费了10多分钟，前后扎了10次才将针头扎入血管，这导致牛顿的精神几乎崩溃。

关键在于，针头扎的不是很准，导致牛顿被注射药剂以后长达16分钟才死去，是理论致死实践的两倍多。

也就是因为以上的种种原因，中国很多死刑犯宁可选择枪决：还是一颗子弹来的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