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书籍中很少提到一位名叫高岗的高级干部，然而在当年，毛主席对他是当真喜爱。

此人是服安眠药自杀的，得知其死讯后，毛主席显得极为震惊，语气很是急切地问道：“人死了吗？”要知道，高岗此前曾有过一次自杀未遂，显然，主席希望这一次还有“奇迹”上演。

作为一位伟大的革命领袖与大国领导人，毛主席知人善任，平庸之辈显然是很难入他老人家法眼的。高岗能力自然不差，人品却差得离谱，跟他长期共事的同僚对其评价基本没一句好的。

可即便如此，高岗死后，毛主席依旧遗憾道：“遗憾，终于留不住他。”

20世纪50年代头几年，我国接连发生了几件事情，让毛泽东隐隐感到国家蓬勃发展的表象下可能出了大问题。

1950年1月，刘少奇在回应东北局关于“党员雇工”问题时作出批示：“在今天农村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村资本主义的一定程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党员变成富农怎么办的提法是过早的，因而也是错误的。”

在批示中，一句“认为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不满，根据工作人员的回忆，当主席读过报告后，脸上立马写满了不悦。

1951年4月，山西省委申请成立以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名义上是“改善老区互助合作呈现出的涣散状态”，更深入的目的则是“逐步动摇、削弱和否定私有基础”。对于这一申请，刘少奇直接指出“该意见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而这一次，毛泽东并没有选择纵容，而是针锋相对地公开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并在当年9月让相关部门着手做准备。

1952年12月26日，政务院第164次会议批准了“新税制”，4天后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公私纳税一律平等”，为新政策的推行铺路。然而，由于准备工作不充分，该政策在落实的过程中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这也令毛主席大为不满。

主席在批评中说了这么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也就是说，这个决策在推行时干脆绕过了毛主席。

围绕着包括上述在内的诸多事件，50年代我国高层内部发生了不小的争论。而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当年的事情可大可小，往小里说，这不过是“正确的不同观点”；往大里说，这可就是“左”和“右”的原则性问题了。

毫无疑问，毛主席并不希望任何危险的种子在新中国的躯体上扎根，为防微杜渐，他的态度十分坚决，批评也非常尖锐。

毛主席的目的是纠正错误，而有人却看热闹不嫌事大，甚至巴不得党内部出大事——正所谓浑水摸鱼，在高岗看来，国家越乱，他的机会也就越大。而他非常自信，只要自己一出手，就能一举将刘少奇“将死”。

别看如今不少朋友恐怕压根没听过“高岗”这个名字，当年的他可是“天老大他老二”，不仅仇视刘少奇，看不起周恩来，还鼓吹“林（彪）不如高（岗）”。

在讲此人的“壮举”之前，我们不妨先看看此人究竟是什么来头。

论资历，高岗还是有些东西的。

他出身贫寒，于1926年入党，随后便在西北地区秘密筹划并发动武装起义，是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

在谢子长、刘志丹两位陕甘根据地主要领导牺牲后，高岗论资排辈，成为该根据地的“一号人物”，其能力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我到陕北已经五六年了，可对于陕北情况的了解，对于和陕北人民的联系，和高岗同志比较起来就差得多。”

此后，高岗同志获得了令人炫目的晋升速度。

七大过后，他入选为13位中央委员之一，正式跻身最高层；1948年底，林彪入关后，高岗接过了东北地区的党政军大权。据说在组建新中国政府时，中央本打算只设立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和张澜5位副主席，在最后关头又增加了高岗一人，理由居然是“副主席中没有一位是北方人”。

1951年10月，正值志愿军入朝作战一周年，朝鲜政府向彭德怀元帅授予其国家最高荣誉“一级国旗勋章”。对于这一殊荣，彭德怀表现得十分不安，他认为自己配不上，因而推脱道：“这勋章授给我不合适，应该授给高岗。”

1952年8月，国家陆续征召几位地方干部入京并委以重任，其中高岗被任命为新组建的、有着“经济内阁”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直接对中央政府负责，在地位上甚至不输由周恩来领导的国家首脑机关政务院。

高岗的这次升迁被史家称为“五马进京，一马当先”，这也成了他人生中的最高光时刻。值得一提的是，这“五马”中还包括他后来阴谋夺权过程中最重要的盟友，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饶漱石。

从上述可见，高岗在彼时我国高层中的地位之高，同时可以看出中央对高岗的栽培是全方位、多层次甚至倾注一切的，然而，如此砸资源换来的并不是一位好同志，反而拔苗助长，将其推上了歪路。

跟高岗长期共事过的同志，几乎无一人愿说他的好话。

此人性格鲜明，行事雷厉风行，在执行上级命令方面没得挑。可过于尖锐的性格令他容易骄傲自满，好大喜功。

在地方当“一把手”期间，高岗就曾时常被曝出丑闻，例如在1952年初，东北局党校教育处长写了封匿名信，控告“个别干部”贪污腐败，铺张浪费，矛头直指高岗及他的几名爪牙。本着对高岗的保护，毛主席只是下令将信件在内部小范围传阅，并没有公开。

1952年8月，鞍钢发生生产事故，陈云、薄一波按照流程组织调查工作，却被高岗认为是针对他个人的一次“挑衅”。此后，薄一波也上了他的“黑名单”。

刘少奇在许多经济建设和其他问题上与毛泽东产生分歧后，高层领导们十分担忧，高岗却表现得十分兴奋，他很快便炮制了一个恶毒的计划——将问题扩大化，一次性搞垮他所有的政治敌人，直至窃取最高权力。

这个过程最离谱的是，高岗对自己的阴谋甚至都懒得掩藏，他到处抓“盟友”，先后劝说过陶铸、邓小平等许多高层领导站队入伙，似乎根本不在乎自己的计划泄露。而1952年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更是被他当成了一场“总攻”。

据相关资料：大概从1949年底开始，高岗就已经将刘少奇视作仇人。他十分密切底关注对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将刘的所有“黑料”收集起来。对于扳倒这个“宿敌”，高岗志在必得，他曾叫嚣道：“我在会议上不讲话则已，要讲就要挖刘少奇的老底！”

会议上，高岗谈论任何问题时首先抛去事实不谈，大搞人身攻击，动辄上纲上线，甚至断章取义搬弄是非，凭一己之力将好端端的经济会议弄成了批斗大会。

当时的气氛非常尴尬，周总理一度不知该如何结束会议。

事情闹到这一步也大大出乎了众人意料，这也让毛主席意识到了眼前的问题并不简单。再三考虑后，他做了一个高明的确定：示意示意周总理将陈云、邓小平叫来，通过针锋相对的发言敲打高岗，同时，毛主席又亲自出面，对刘、薄在相关问题上的错误进行了直接批评。

可以看出，此时毛主席对高岗仍有期待，他希望通过这种“看破不说破”的方式令高岗收敛并悔改。然而，这种“各大三十大板”的处置方式却在某种程度上给高岗造成了错觉，让他误认为自己在政治层面上大获全胜。

此后，彻底迷失的高岗“乘胜追击”，大肆造谣，挑拨离间，又说“林不如高”，又说刘少奇不懂经济，全靠他高岗一人撑着。他还私下问过不少同僚，问是否有意跟他一起打倒刘少奇，夺取权力。

对于他的倒行逆施，终于有人看不下去了。

1953年下半年，邓小平、陈云等委婉地汇报了高岗的所作所为，这立马引起了毛主席的警惕。当年12月下旬，毛主席准备动身前往杭州起草新中国宪法，对“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一事征求意见。

如今来看，这明显是毛泽东对高岗的一次试探。果不其然，后者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此事表示强烈反对，声称应当“轮流主持”。

高岗带有明显目的的狡辩立马让毛主席洞察了真相，主席后来曾感叹，自己竟然迟迟没有发现高岗的不对劲，大有“看人走眼”的过失。

12月24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向高岗、饶漱石集团发出警告。

1954年，周总理又多次主持召开座谈会，众人轮流揭发高岗等人从事阴谋活动的事实。

眼看一切已板上钉钉，可毛主席接下来的决定实在令人意外。

犯了“阴谋篡权”这样的大罪，在毛主席眼里，高岗仍有可用之处。而毛主席示意组织的批斗会并不是想要毁掉高岗，而是希望用这种方式令其悔悟，治病救人。

在他老人家看来，高岗私下里干坏事，自己却一直没有发现，他也得背负一定的责任，这种情况下更不应该将高岗一棍子打死，而是能救则救。哪知高岗、饶漱石二人毫不领情，丝毫不知悔改，一口咬定自己没错。

无奈之下，毛主席不得不作出决定，勉强保留高岗党籍，免除一切职务。他曾对叶子龙说，自己的下一步打算是将高岗“下放”到陕西，去当个省委副书记，让他重新与人民群众接触，通过历练回归本心。如果后者能够改正错误，日后还是可以重新启用的。

与之相应的，组织缓和了对他的批判，恢复了他的一些待遇，甚至还拿一些文件给他看。哪知居功自傲的高岗在被解除职务后就已经心灰意冷，尤其在1954年8月看过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名单，确认自己的名字不在其中时，当即便彻底陷入绝望。

造反要杀头，高岗显然懂得其中的道理。几天后，自认翻身无望的他趁四下无人时吞下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毛主席得知消息后表现得异常惊讶和惋惜，连问工作人员，高岗是否真的死了。原来，早在当年2月，高岗就曾试图自杀过一次，但没有成功。沉默良久后，主席说道：“遗憾，终于留不住他。”

他老人家很痛惜自己没有早一步将处置决定告知高岗，因而落了这么个下场，感慨“这事怪我”，由此可见，毛主席对高岗究竟喜爱到了何种程度。

然而换个角度来看，高岗之死一点都不值得惋惜：纵使能力再强，经不住考验的同志终究很难称为一位好同志。显然，毛主席是明白这个道理的。

1955年3月，中央决定将高岗、饶漱石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与此同时，中央下令在各级组织成立监察委员会，以防止相关事情再次发生。经过这么个教训，党的团结进一步加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