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恩伯 图片来自网络

抗战初期，要论中国将领谁的功劳大，不客气地说，首推汤恩伯。

作为首支被蒋氏派到华北战场的嫡系部队，汤恩伯用他在南口战役中的表现证明了蒋氏没有看错人。

虽然南口战役以失利而结束，但责任并不在汤恩伯，而是驻守在张家口的刘汝明轻敌，被日军轻松地占领了张家口，造成已经北进的卫立煌部和东进的傅宜生部侧翼受到日军威胁，只能临时改变部署，由围歼日军第5师团改为迎击东条英机的察哈尔南下部队。

失去支援的汤恩伯见援兵迟迟未至，只能放弃南口。

南口战役的失利有其两面性。

在局部战场上看，南口的失利直接造成了攻击平津地区的日军没有了后顾之忧，可以直接南下攻打保定。

可从全局来看，南口战役的失利让日军第5师团长板垣征四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不顾第5师团的任务是掩护南下日军侧后这个事实，强行向太原发起进攻，过早地引发了太原会战，破坏了日军南下，打通平汉线，直取武汉的战略。

当时，日军的战略是用第5师团保护其侧后，主力在攻占保定后，沿着平汉线尽力南下攻占武汉，并没有进攻山西的计划。

在日军看来，只要占领武汉，就可以把中国部队分隔成两段，然后再向东推进，与正在于淞沪战场与中国部队苦战的日军东西对进，歼灭中国部队与淞沪地区。

可由于第5师团在南口受阻于汤恩伯，损兵折将，让板垣征四郎丢尽了颜面，这才大发凶性，不顾已经确定好的战略，偏要攻打山西，想要以攻占山西之功来挽回颜面。

但很显然，以区区一个师团的兵力要想打下山西是不现实的，即使再加上一个东条英机的察哈尔南下支队也不够。为此，日军在攻占保定后停止了南下的步伐，派出有力之一部向西攻击娘子关配合板垣征四郎作战。

可如此一来，日军的战略还未来得及完全展开就宣布破产，这就给了李宗仁的第5战区在徐州外线部署的时间。

因此，日军在抗战初期虽然在局部占据了上风，但在战略上却严重失分。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汤恩伯在南口会战中的表现确实是功莫大焉。

当然，蒋氏也没有亏待汤恩伯。此役过后，汤恩伯荣升为第20军团长。

在此之前，汤恩伯在蒋系部队中的地位其实并不高，仅是一个军长，和一些黄埔1期生的地位差不多。而在南口会战之后，汤恩伯开始发迹了。

不过，南口会战的惨烈，自己基本部队13军的伤亡数字还是让汤恩伯心有余悸。在汤恩伯看来，与装备精良的日军硬碰硬地正面交锋是不划算的。即使打败了日军，自身的伤亡数字也是惊人的。

作为曾经在日本学习过军事的汤恩伯，对日军的作战特点和优劣还是知道的。汤恩伯认为，要想打败日军，除在正面的坚守之外，使用主力进行运动战，从侧翼对日军发起进攻才是制胜的关键。

因此，在南口会战之后，运动战与侧翼攻击就成为了汤恩伯部的主要战法，并在接下来的台儿庄战役中得到了检验。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抗战时期的运动战和侧翼攻击战法的创造者应该归功于汤恩伯。

很多人都在诟病汤恩伯在台儿庄战役中见死不救，以至于让守在台儿庄的西北军伤亡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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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说法要一分为二的看。

当时，第5战区赋予汤恩伯部的作战任务就是侧击日军。可何时出击，这里面的学问可就大了。

如果出击的时机过早，攻击台儿庄的日军仍有余力，那么，侧翼攻击就未必能取得太大的效果，很有可能会打成一次胶着仗，至多不过击溃仗。

如果出击的时机过晚，防御台儿庄的部队在伤亡殆尽的情况下很有可能会守不住。到那时候，即使侧击，也失去了战机。

可出击的时机是不好把握的。

当然，汤恩伯也有自己的私心。除以上两条原因外，害怕自己的部队遭到太大损失也是汤恩伯迟迟不发动侧翼攻击的一个原因。

但不管怎么说，在台儿庄战役中取得的歼敌2万余人的战绩，汤恩伯至少能占一半。

这个结论并不是夸张，而是据实而论。

但不容回避的是，每次侧击的成功，都是建立在正面部队拼死抵抗，严重消耗日军战斗力的前提下的。汤恩伯在屡次侧击的获胜中尝到了甜头，从此一改过去与日军正面对战的战术，专打这种“便宜仗”。

当时，汤恩伯部归属第5战区李宗仁领导。可日军在发起武汉攻略战的时候，由于蒋氏挖开了黄河，造成平汉线两侧河水泛滥，大部队无法展开，只得再次变更了作战部署，主攻方向由沿着平汉线进攻变为沿着长江西进。因此，蒋氏就把汤恩伯部由第5战区临时调到第9战区作战。

当时，第9战区把战场划分为两段，南浔线由薛岳负责，瑞武路由张发奎负责。汤恩伯进入战场后由张发奎指挥。

此时的汤恩伯虽然已经暴露出骄气，但军人的血性仍在，虽然是嫡系将领，但对张发奎并没有流露出那种骄气，两人的相处还是比较不错的。

汤恩伯率部进入战场不久，张发奎负责的瑞武路战场局势就发生了变化，瑞昌落入敌手。日军精锐的第9师团和凶悍的波田旅团沿着长江南岸继续向西推进。

可由于薛岳在南浔线打得不错，日军在德星路上几乎寸步未进，逼得冈村宁次只得调动第9师团一部南下支援，日军在瑞武路上的兵力不足。

而此时，嫡系精锐的第54军霍揆章部，第32军团关麟征部和第31集团军汤恩伯部都集结在瑞武路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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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发奎知人善任，知道在这三支部队中，尤以31集团军擅长侧翼攻击，于是，就把31集团军部署在关麟征部的西南方向，给的任务有两个，一是，负责掩护关麟征部的右翼，二是，抓住一切机会攻击日军的侧翼。

汤恩伯做得更绝，除把第十三军留在身边之外，其他部队，如110师等部队，都给派了出去。给的任务也简单，那就是没有具体任务，只要看到了日军的小股部队或者辎重部队，不需要请示，打就是了。

当时，日军波田支队由于是靠近长江南岸行军，很快就陷入了江边的湖沼地带，第9师团的行军路线虽然稍好，但也是攻下一个山头，就要面临下一个山头。由于中国部队已经吸取了部队一线配置不利于作战的经验，改为纵深配置，这就使得日军虽然攻下了一个山头，但在其后方仍然有中国部队在驻守，双方的阵地如犬牙交错般交织在一起。

在一般情况下，在这种犬牙交错半的阵地中，中日双方的部队经常采用的战法就是固守。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出击，如果未能获胜，很有可能连撤都撤不下来。

可由于有汤恩伯这位善于侧击的人物在，整个战场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部队不仅在正面与日军进行激烈的攻防战，在日军后方，大战也同样进行。汤恩伯部在日军战线稳固的情况下就敢于从侧翼硬生生地穿插而入，血淋淋地撕下日军的一块血肉，然后再大大方方地突出去。

这种毫不讲理的战法让自诩为名将的冈村宁次都感到胆寒。

难怪此役过后，冈村宁次称汤恩伯是“蒋氏手下尤骁勇善战的将领，其部队是蒋嫡系中的精锐。”

可在武汉会战之后，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不仅汤恩伯军人的血性不在，连他率领的部队也由那支骁勇善战的精锐之师变成了平日里只会扰民，作战时一触即溃的败类。

抗战时期，其他部队都是越打越强，涌现出了诸如“五大主力”等部队，可汤恩伯的部队却越打越差，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汤恩伯的善战是毋庸置疑的，可汤恩伯的野心也是昭然若揭的。汤恩伯凭借着自己的赫赫战功实现了自己的野心，在1940年的下半年，他被蒋氏任命为“鲁苏皖豫”四省边区总司令兼第31集团军总司令，虽然在名义上仍然服从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领导，但在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可与李宗仁分庭抗礼的方面大员。

从此之后，汤恩伯开始放飞自我了。

过去，他在战场上舍生忘死，其目的就在于得到权力，而并非保家卫国。在目的达到之后，他再也无心打仗，把心思都用在了如何做官，如何讨取蒋氏欢心，如何稳固自己的地位，如何在政坛上更进一步上面了。

在接下来的随枣会战和枣宜会战中，汤恩伯动辄不服从李宗仁的命令，让李宗仁很是难堪。

本来，对于汤恩伯部的使用问题上，李宗仁已经是很保守了，他生怕得罪了蒋氏身边的这位“红人”。因此，每逢大战，总是安排汤恩伯做一些侧击的任务。可即使如此，汤恩伯仍然不领情，动辄叫嚣，你不能拿我的部队去拼消耗！

可部队是国家的，岂是哪个人私有的？汤恩伯部不能去拼消耗，难道其他部队就能了？

在枣宜会战中，李宗仁安排汤恩伯率部进入大洪山，本来就是攻击日军的侧后。这本是汤恩伯部的拿手好戏。即使攻击不顺利，也可以撤入大洪山，可谓是可攻可守。

可枣宜会战日军的部署是两头硬，中间软，由此，汤恩伯就认为这是李宗仁是在故意消耗他的部队。不仅拂袖而去，而且还给远在重庆的蒋氏发电报告状。

而蒋氏呢，则立即来电指示李宗仁，是否对汤恩伯部另作安排？

凡此种种，更加助长了汤恩伯的骄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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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蒋氏的故意纵容和包庇下，汤恩伯的实力快速发展，全盛时期，他下辖的正规部队和地方部队的数量竟然达到了惊人的60余万人。

可养兵是需要花钱的，可钱从哪里来的呢？问蒋氏要？蒋氏既没有也不能给。于是，汤恩伯开始私设关卡收税。

可当河南民众到重庆控告汤恩伯的时候，蒋氏竟然说，“这是我同意的。”

得到蒋氏的支持，汤恩伯更是飞扬跋扈。以至于敢在大街上用手杖殴打县长，把手杖都打断了。这可是连昔日的北洋军阀都不敢做的事，可汤恩伯偏偏敢做。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简而言之，汤恩伯把他的辖区搞的是民怨沸腾。终于，在1944年的豫中会战中，汤恩伯尝到了他倒行逆施的恶果。

豫中会战打响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汤恩伯部几十万大军一触即溃，其精锐的13军也失去了往日的战斗力，仓皇撤入嵩山避难。

汤恩伯本人更是凄惨，从叶县赶赴洛阳开会的途中，被伊川县的农民给缴了械。

失去了电台，汤恩伯更是无法指挥部队作战。直到4天后，电台才在地方绅士的说情下得以归还。

在一场大战中，时间究竟有多宝贵，自不待言。也正是在这4天内，整个豫中的战事呈现出混乱之势，前线部队只能在做本能的反抗，毫无章法，以至于被日军各个击破。待到汤恩伯收回电台开始指挥的时候，大势已去了。

对于汤恩伯在河南的倒行逆施，蒋氏不是不知道。对于河南战事的失利，蒋氏也知道应由汤恩伯负主要责任。

可要对汤恩伯追责，蒋氏就要面对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那就是汤恩伯手中掌握的部队太多了，已经出现了尾大不掉之势，并且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体系，即便是蒋氏，也无法在短期内掌控。

如果贸然把汤恩伯撤职，派人去接收他的部队，很有可能会闹出乱子来。

因此，蒋氏采用了他常用的两面手法，一是，在会议上申斥汤恩伯，把汤恩伯撤职留任，反而把担负次要责任的1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给罢免了。汤恩伯与蒋鼎文一贯不和，罢免蒋鼎文，就是给汤恩伯吃了一颗定心丸，意思就是说，不会让蒋鼎文借机收编他的部队。

二是，把关中地区从第八战区划分出来，并入1战区，把胡宗南提升为1战区副司令长官，排名在汤恩伯之前。这么安排，就是在提前为1战区的指挥班子安排平稳过渡。

因为相对于蒋鼎文，胡宗南更能被汤恩伯接受。想当年，戴笠、胡宗南和汤恩伯曾经在龙门结盟，算得上半个自己人。

可蒋氏对汤恩伯还是不放心的，虽然对汤恩伯的处分要轻于蒋鼎文，可蒋鼎文虽然是军中元老，但手中没有基本部队，处分得再重，蒋鼎文也没有反抗的资本。而汤恩伯则不同，蒋氏总是有些投鼠忌器，害怕投了汤恩伯这个“鼠”，打碎了几十万大军这个“器”。

因此，在陈诚和胡宗南基本稳定了局面之后，蒋氏就把汤恩伯以及他所属的部队编为第3方面军，调到黔桂湘前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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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蒋氏对汤恩伯仍然抱有戒心，虽然对他委以重任，但基本部队却都不在汤恩伯身边。如汤恩伯的基本部队13军先是被派到东北，后又驻扎在华北；如第85军，被部署在了华中地区；如第29军，干脆就给撤编了。

失去了基本部队的汤恩伯被剪去了羽翼，只能雌伏做小，乖乖地趴伏在蒋氏身边取悦尽忠。

可蒋氏对汤恩伯的偏见始终没有在根本上得到改变。

按理来说，像汤恩伯这种既有资历，又有战功的将领，早都应该是上将了。可在1946年之前，汤恩伯始终就是个中将。

1946年2月，汤恩伯才好不容易混上了一个中将加上将衔，实授仍然是中将。

当时，凡是中将衔的将领去世，蒋氏为了体现出自己的“仁慈”，总是追赠去世将领一个2级上将的名分。

可在汤恩伯去世后，却没有这个待遇。由此可见蒋氏对汤恩伯的成见之深。一直到汤恩伯死后很久，蒋氏才在众人的劝说下勉强给了汤恩伯一个2级上将的追赠。

作为一名战将，汤恩伯的军事生涯应该以1940年冬季为分界线划分为两段。

1940年冬季之前，汤恩伯履行了他作为一名将领的职责。虽然也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保守实力，见死不救等等，但战功和歼敌数量毕竟摆在那里，谁也说不出二话。

不然，也不会流传出他赴日本就医的时候，是被日本人害死的说法。

而在1940年冬季之后，汤恩伯的表现则判若两人。究其原因，是其野心通过战功得到了部分实现，而其又不满足，总幻想着要做曹操。

而蒋氏呢，为了满足自己既控制李宗仁，又制约我党在河南的发展的需要，就利用汤恩伯，有意识的对他进行纵容，让其做大，终于尾大不掉，酿成了1944年豫中会战的惨剧。

客观地说，汤恩伯由一名抗战英雄走到败军之将这步田地，其中固然有汤恩伯自身的原因在内，但蒋氏的责任更大。

蒋氏在汤恩伯发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类似于“郑伯克段于鄢”中的郑庄公，如果不是郑庄公在发现“段”有不轨企图的时候不加制止，反而故意纵容，也不会有日后兄弟阋墙的惨剧。

而蒋氏同样如此，如果在发现汤恩伯有不轨企图的时候就严加制止，汤恩伯也不会走到日后那个地步。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汤恩伯的凄惨下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蒋氏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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