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男人，尤其是老男人，天性是爱捧“才女”的，于此可以获得无限心理满足。但这个爱好，由于“峻礼教之大防”，“男女授受不亲”，几千年来都受阻。直到晚明开始，思想解放有了端倪，才敢冒头渐渐形成风气的。坦白说，没有这些“老男人”捧到天上，“秦淮八艳”也不过是些皮肉女生意人，而现如今的南京市旅游收入至少要折耗掉1/3的。

那个年代，尤其是在江浙地区，更是破天荒地浮现出了这么个特殊现象，即文坛大佬们纷纷下场招收女弟子，不仅未成年“小姐姐”收，连闺中少妇也收，甚至不看小董直播的“丈母娘”们都照收无误，还一改“铁老师”风范，出力出资为她们刊刻文集，为她们宣传扬名，一时间“江南才女”之名遍布南北。此前的中国女性，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大抵属于男人们的私有商品，导致史上为人所知的“才女”，几乎一个巴掌都数得过来，即便才情再高，也没法冒头，只能无声无息消亡在闺房之内了。

而到了清人那里，一切似乎发生了大逆转。那时男名士们选编的“闺秀诗集”，随随便便就是“三千余首”，10年能抵以前1000年总数（比如恽珠编《国朝闺秀正始集》），江西蔡殿齐编的“闺阁诗钞”仅道光一朝就列出了50多名大才女，人数上也力压清以前群芳。当然，男女事情最容易出现吃瓜事件，就如当代女学生也经常揭发色痞导师一样，明清文人的男女交往也闹出了不少幺蛾子乃至社会风波。

1940年代南京秦淮河

当时的江南，比较著名的“风流教主”，即乐于提携“女作家”“女诗人”而有全国知名度的，就有南京的袁枚，杭州的陈文述，以及王文治、杭世骏这些文化界名流。在这些名士的指点和揄扬下，“江南才女”们也大量出炉，“闺秀文集”井喷一般涌现，造就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化奇观。我们现在翻看晚清到清的名家文集，从钱谦益到吴梅村到王渔洋到毛奇龄，都能看到他们与“才女”们诗笺唱和的篇什。有关“明清闺秀文学”的整理与研究，近几十年来都成了海内外的学术新爆点，好多人靠这个当上教授，混成“国际知名学者”。

这种现象，自然是紧联观念上的变革。过往的中国社会，普遍价值观是“女子无才便是德”，至此是慢慢松绑。明清时代江浙区域的人们已经醒悟到，“才”不只是男人们的专利，也是衡量女性个人价值的重要指标。当然，更为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江南地区富庶，很多有钱人家的女儿平日无所事事，也跟着父兄们识文断字，乃至作诗作文，她们这些人的家属（父亲、兄弟、丈夫、儿子）又往往多是文坛名家，这些家属不仅观念上更为开明，也有家族标榜的需要，就很乐意很主动为妻女以及异性“闺蜜”们修订文集。比如编《国朝闺秀诗柳絮集》的黄秩模，他的妻子就是著名才女，这部闺秀集也是夫妻合作的产物。

这些男人“家长们”，不遗余力地传颂女眷们的才华，到头来自己也脸上有光，是间接为自己贴金。道理是浅显的，既有才女班昭蔡文姬，那自然会有生养她们的才女爹班彪蔡伯喈，这是很中国式的认知惯例，“爹味”可谓是自古有之的文化传统。

袁枚当然算得上这批“老男人”的No.1。而他之所以这么热衷捧“女作家”，除了他观念开放，思想领先同时代人之外，也跟他家族本身才女辈出有关。

袁枚主要生活在乾隆年间，是地道杭州人，中年之后一直定居南京，现在南京师大所在的“随园”即是他购置私家别墅，也是清代以来江湖盛传中的《红楼梦》里大观园的原型。说随园即为大观园，绝非空穴来风，除了地理位置及其楼宇设置极其相似之外，随园当时多住女子，且才女云集，也是一大关键。“金陵十二钗”几乎都能在随园找到“原版”。而且，当时有大量江南知名文人都与随园内才女有文字往来，更有很多大家庭的女眷拜袁枚为诗，对外称“随园女弟子”，从彼时的vlog画册《随园女弟子湖楼请业图》可知，登场入室的亲密名媛弟子大概就有近50位。

乾隆壬子三月，尤诏、汪恭绘《随园十三女弟子湖楼请业图》局部.现藏上博

袁枚的三个妹妹都是著名才女，文坛号称“袁家三妹”，而到了袁枚的孙女辈，所谓的“袁氏五女”更是声名在外，“同居随园中，联袂唱酬，无间寒暑”，袁枚及其随园在整个乾嘉时代，俨然是江南文化中心，更是才女们角逐竞胜、驰骋诗才的胜地。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袁枚怎么可能不对女性高看一眼，并且汲汲于推扬？不过，树高于林风必摧之，彼时就有大量文人羡慕嫉妒恨，乃至暗中联络地方大员刘墉刘罗锅，意在驱逐袁枚，黑他罪名是“有伤风化”，整的好像全球股市动荡都是他搞出来的，显然是吃醋过多。后世很多人直把袁子才当“色痞”批，也不是很厚道。现有材料可证袁枚是很会享受生活，但要说他对异性下流，似乎未见记录，视为诬陷可也。

当时的江南才女，对知识分子丈夫们支持也是巨大的，自然也容易得到“惠而不费”的回报。那些江南文人，每当事业受挫之际，譬如科举失败、仕途失意时分，往往都有“名士之妻”或“令子之母”给予精神上的安慰，让他们特为感激。比如常熟著名诗人孙原湘，属于少年得志，青年时期就已名噪京都，可45岁之前一直考场蹉跎，若非有文学伉俪席佩兰的鼓励劝慰，以他负气高傲的性格，估计早跟黄景仁一般呕血奔白玉楼找李贺喝酒去了。还有孙星衍之于妻子王采薇、徐达源之于妻子吴琼仙、张问陶之于妻子林佩环、陈文述之于妻子龚玉晨，莫不是如此。

南师大“随园”——去南京不去随园，有过错

更有意思的是苏州才子郭麐。他少有神童之誉，是大佬姚鼐得意门生，还是个远近闻名的“小鲜肉”，可以说是“智慧与美貌并存”，偏偏成年之后，混得非常凄惨，久困科场屡试不遇，后半生只能憋屈在江苏淮安坐馆授徒为生，是郁郁抱憾而终，人生至为凄凉。但他这人有个特点，就是很尊重女性，尤其是和那些才女们惺惺相惜，是乾嘉时代著名的“妇女之友”，而那些闺阁女性们集体也对他满怀善意，不断写诗赠文勉励他，支持他，让郭麐这个落魄才子不断感受到了人世间的温暖，并且有了勇气继续活下去，不至于沉沦。“一代有一代之作者”这个著名论断，就是中年郭麐提出来的，去世约30年后，他的诗文还漂洋国外传播到了日本，深受那里的文豪们喜爱。他生活不幸，但在文学和“女笔友”们那里到底得到了精神补偿。

写出《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一书的美国汉学家高彦颐女士就说，明清文人往往在社会黑暗败坏之际，尤其是对公共生活幻灭之时，就会撤回到“休憩天堂般的家内生活”，和“才女”女眷们过起“花间偕隐人”的浪漫生活。“江南才女”们才是那些“江南文人”的精神支柱，而非反过来——只有能领会到这一点，才能理解陈寅恪为啥眼盲都执意要写《柳如是别传》了。

当然，“老男人”总有特别可笑的地方。当时很多江南文人，居然会觉得“最宠爱老婆”的方式，就是“宠以诗”：也就是说，在这些老男人认知里，不是“爱她就给她买买买”，而是将她写入自己的诗文里，就算是莫大的赏识和恩赐了。

比如“清代江西最杰出的诗人”吴嵩梁，是学界大佬翁方纲门生，时有"诗佛"之誉，书画也是擅名江左，他有个爱妾名为岳筠。此女山西文水人，诗文书法也是了得，由于出身很差，15岁妙龄就不得已跟从老吴生活了。可这样的姻缘，在老吴看来，显然是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劲，是很自信对方就是“图他年纪大图他不洗澡”，又总以为自己的才华足以抵得上刘德华，他“疼爱”才女岳筠的方式，就是当岳筠“听话”时，就“下定决心”为她写几首诗，然后郑重刻入集中，以为如此一来，对方就沾了他莫大荣光，可以跟着“永垂不朽”了。他的这些自我感动莫名的心声，如今看来，当然是个笑话。

诸如此类，自然是老男人的无比自恋带出来的滑稽感。不必讳言，当时的“江南才女”，很多无非就是老男人物化、意淫的幻想客体。比如嘉道时期的名门闺秀“莲姑”，是个“红颜薄命”的女子，本身才貌俱佳，却横遭意外，家破兄亡，“身为寇虏，待毙道路”，虽然“何其惨也”，但生前她落难时，从未见这些“江南才子”们施以援手过，等莲姑一旦惨死，就成了他们大做文章的题目，大江南北的名士们纷纷凭吊，诗人凌霄甚至专门整理出了一部诗话，用了整整两卷刊载这些“吊文”。文辞固然都很漂亮，可感情都是空洞的抒发，说白了，如此“才女”不过就是他们既能炫技又可以惯常假慈善的工具人罢了。

老男人为啥爱捧“江南才女”，这也是其中一面。用鲁迅的话说，无非是些“油头滑脑”的文人，借此“拆梢”“揩油”“吊膀子”。这作风，倒是与时下很多功成名的名教授大作家一脉相承，以为出书时在“后记”中感谢下含辛茹苦的“黄脸婆”，就是“世界上最好的礼物”了，自己感动得热泪盈眶之后，就可以坦然抛妻弃子，毫无心理包袱地去玩弄女学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