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任何一种历史现象都是在时间的重力下累积、堆砌出来的结果，比如两晋“皇帝垂拱，贵族当政”的政治生态，其产生原因可以直接溯源至两汉，两汉是豪强势力的形成、壮大期，当豪强和世族合流之后，皇权已经无可奈何，只能采取合作、配合的态度。
豪强势力最早兴起于春秋战国，经过乱世的野蛮生长，到了始皇一统天下之后已经成为一股极其强悍的力量深度左右着地方的权力和经济。当时的秦国地方官吏甚至不得不采取和当地豪强合作的方式来开展工作，刘邦的老丈人吕公和沛县县令就是这种关系，项梁叔侄和吴县县令也是这种关系。
而且，吕公能够拒绝县令的请婚将女儿嫁给刘邦这本身就能说明某些问题。很可能，吕氏和刘氏的联姻还是豪强之间的强强联合。秦国郡县制脆弱的问题本质上就是豪强势力将秦国官吏边缘化。
为了收回地方权力，始皇就将关东豪富十二万户大约六十万人迁徙到关中。但是，秦末、楚汉的乱世又一次给了地方豪强疯狂扩张的机会，加上汉初的无为而治，豪强通过对盐和矿产的垄断，已经成为朝廷的巨大威胁。
豪强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周亚夫在平定七国之乱时听说叛军竟然没有联系洛阳大侠剧孟，因而是欣喜若狂。由此可见，汉初的豪强势力已经扩张到能够影响帝国国运的地步。
同时，地方豪强还利用自身影响力广泛交结朝廷权贵，卫青曾经为大侠郭解求情就是典型。
当汉武帝即位之后，匈奴问题已经成为其必须解决的历史使命。而应对大规模的战争，帝国就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强大的动员能力和雄厚的财力。
可是，遍地的诸侯和豪强却大大影响了朝廷的动员能力，所以，武帝为了强化帝国的动员能力就必须进行集权，在削藩的同时打击地方豪强，将基层权力收归朝廷。
同时，传统的农业赋税也根本就不能支撑长期而大规模的战争，所以，武帝削藩和打击豪强也是从这两个群体手里争夺财富，夺回经济权，武装军队，服务国家战略。
所以，武帝的集权一个是政治的需要，更是国家战略的需要。
对于削藩，武帝采用的是推恩令的阳谋，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而对于豪强势力，武帝是出台了一系列制度：启用酷吏政治强力打击豪强势力；建立十三州刺史，监督地方，杜绝地方豪强兼并土地的行为；继续推进徙陵政策，将关东豪强迁往茂陵，抑制其势力；禁止豪门聚族而居；禁止官员在本地任职...
对于地方察举上来的人才，朝廷还通过考试的方式进行筛选，就是怕豪强势力渗透进政治，以经济优势和行政权力对朝廷造成威胁。
同时，武帝还出台了盐铁专营、算缗、告缗等政策，从经济层面沉重打击了豪强势力。另外，武帝发行的白鹿皮币也是从诸侯手中夺取财富。
当然，武帝之所以能从诸侯手中直接夺食也是吃了景帝强力削藩的红利。
大家都以为武帝的开拓战略是文景之治的积累支撑的，实际上，汉武的军功都是通过对地方经济权力的争夺才实现的，是由豪强和诸侯的财富堆积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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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打仗就是一个烧钱的过程，任何一个王朝的国库都不可能支撑长期的开拓战略，这也是大多数帝王根本不敢轻启战端的核心原因。
武帝朝是西汉历史的一个拐点，不仅开地千里，解决了一系列内政问题，同时沉重打击了贵族和豪强势力，基本实现了帝国的中央集权。用武帝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汉家诸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武帝非常清楚自己的历史使命，也基本完成了时代交给他的“作业”。
只是，凡事都有利有弊，武帝虽然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于是，后世的人就抓住这些问题不放。实际上，这是很难避免的。
武帝之后，由于帝国再未产生像武帝一样的雄主，再加上部分皇帝对豪强的妥协和收买，豪强势力再一次崛起，成为左右帝国命运的强大势力。
豪强的基本特点是：占有大量的土地，经济实力极强；人脉广泛，能够左右政治；掌握了地方话语权，能够操控舆论...
所以，当王莽动了这些人的蛋糕之后，他们分分钟就将大新朝送入了历史，以刘秀为代言人建立了东汉帝国。
本质来说，东汉王朝的建立实际上是豪强势力的胜利，刘秀就是地方豪强的代表，其通过对豪强势力的整合最终剪灭群雄，建立了东汉王朝。所以，成为光武帝的刘秀就必须认可这些人的利益。当地方豪强通过建立新朝的军功进入朝廷的行政体系之后，他们就已经成长为同时具有经济优势和政治权力的世族。
这是豪强势力和世族的第一次合流。
东汉王朝本质上就是皇帝和世族群体共治天下的格局，而光武帝也只是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
可是，刘秀当年在打天下的时候是酣畅淋漓，当他称帝并再次实现大一统之后才猛然发现，情况不对，他的皇权极其有限，经济和权力都被世族和豪强所垄断。
首先，豪强拥有大量的土地，以此为基础发展庄园经济，在发展庄园经济的过程中又发展了大量的奴婢，这些奴婢在服务于生产的同时，其青壮还被主人挑选出来发展为私人武力。
由此，豪强又进一步拥有了武力。
任何一个王朝，土地和人口都是帝国的命脉：土地是主要的经济来源；人口是兵役制度和徭役的支撑。
但是，当时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田和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口都被豪强所垄断，导致东汉朝廷所能征收的赋税极其有限，同时，兵役和徭役制度也严重受限。
也就是说，东汉王朝是没有成熟的户籍制度的支撑的，这就是刘秀为什么不能像汉武一样持续开拓，东汉武力不显的核心原因。
动员能力有限，财富集中于世族，东汉的国运已经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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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朝廷的赋税来源都由数量有限的自耕农承担，所以这些人在巨大的压力下也就卖身为奴，成为庄园经济的一部分。如此，东汉王朝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朝廷越来越弱，豪强和世族势力越来越强大。
对于此，刘秀也曾做过努力，于公元39年下令度田，要求各州郡丈量土地，但却根本就落实不下去。比如，颍川和弘农的官吏根本就不敢丈量豪强掌控的土地。
即使刘秀模仿武帝当年的铁血手段杀了一批官吏，强力丈量土地，但马上就遭到了豪强势力的叫板，尤其以青、徐、幽、冀四州的反对最为强烈。
没办法，豪强势力是经过长时间的发展积累起来的强大势能，加上刘秀是依靠这个群体打的天下，给他们进行了分红，进一步壮大了这个群体的势力，所以，东汉朝廷在短时间内是根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也就是说，东汉王朝虽然继承了西汉的法统，但也同时接收了西汉的历史问题，且让豪强的痼疾越来越严重。
最终，刘秀只能放弃，选择和世族豪强继续合作，共享江山。既然光武帝都没法解决的问题后世帝王就更没法解决，只能通过发展外戚政治、重用宦官来制衡世族群体，但是却引发了三方混战，最终，东汉王朝在持续的内耗中四分五裂。
另外，东汉的世族不仅垄断了经济，还通过对文化的垄断掌控了帝国的人事权。当时，由于经济原因的限制只有世族家庭才能有实力和时间培养精英，再加上他们对察举制的掌控，东汉皇帝又进一步失去了人事权。经过时间的叠加，自然就出现了像袁绍家族这种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的局面。
当作为边军的董卓窃取了帝国权力之后，世族就以此为理由正式起兵，打着勤王的名义开启了疯狂的扩张之路。
抓住乱世的机会，豪强也进一步扩张，实现了在武力、经济层面的双向增长。
当时，为了增强实力，袁绍、曹操、刘备、孙权等人在积极引入世族力量的同时也大力争取地方豪强的支持，于是，豪强再一次渗透进权力系统。据史书记载，“豪杰多附绍，州郡蜂起”。
这是世族和豪强势力的第二次合流。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两个群体之间的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我们将其统称为世族。但世族毕竟于豪强势力更具优势，因为他们具备文化优势，在人事层面拥有极大的话语权。
本质来说，东汉末年和三国的历史其实就是世族通过战争的形式再次分配权益而已。
当曹丕接受汉献帝的禅让建立曹魏之后，也就同时接收了东汉的政治资源，而此时的世族在经过西汉末期和东汉年间的疯狂扩张，已经成长为全面掌控天下的强大势力。
曹丕为了稳固皇权是不得不采取和世族合作的态度，出台了九品中正制，以出让人事权的方式换取世族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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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曹氏皇权不断衰弱而曹爽又想集权的情况下，司马懿代表世族群体发动了高平陵政变分分钟就攫取了曹魏的政权，实现了世族对权力的全面掌控。完了世族再通过联姻的方式结为一个利益共同体，皇权对其是根本无可奈何。
接着，司马炎为了实现改朝换代的目的又再次以出让经济和权力的方式换取他们的支持。于是，西晋王朝就成为了作为第一家族的司马氏和世族共治天下的格局。
当世族全面掌控权力之后，帝国就停止了发展，陷入了奢靡、清谈的畸形文化中，武力严重退化。而此时的西晋王朝又面临着严重的胡人渗透问题，终于在八王之乱中导致了五胡乱华，神州陆沉。
如果说，西晋皇帝还有部分权力的话，那么东晋的皇帝就只是一种象征，因为，在永嘉之乱中帝国的禁军基本覆灭，东晋皇帝是依靠北方和江东世族才建立了东晋政权。
于是，东晋皇帝就不得不选择“王与马，共天下”的模式，东晋切入了世家大族轮流执政的政治模式。
东晋的皇权旁落到底有多严重，王敦一言不合就敢起兵对抗朝廷，晋成帝在给王导的手诏中竟然有“惶恐言”“顿首言”“敬白”这样的词汇，甚至正月初一王导上朝时，成帝还要起立相迎。
“皇帝垂拱，贵族当政”成为东晋王朝的政治特色。
而此种政治局面的形成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总结起来就是：西汉末年是豪强的发展、扩张期，通过支持刘秀建立东汉王朝豪强势力进一步渗透进政治并和世族形成合流，东汉末年和三国的乱世是世族的再一次扩张期，也是豪强和世族的再一次深度合流，曹丕建立的曹魏本质上是曹氏与世族合作的模式，当司马炎建立西晋之后，世族已经全面掌控了权力，在支持司马睿建立东晋政权之后，皇权也处于世族的操控中。
历史彻底切入了贵族时代。
直到经历了唐末、五代的洗牌赵匡胤建立宋朝之后，贵族政治才退出历史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