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钱正英
2009年6月3日,工程院院士、水利专家、原水利部部长钱正英接受记者马国川采访,谈到1952年那年调她到水利部当副部长的事儿时问了一句:
“您知道当年为什么把您调到水利部吗?”
听到这个问题,钱正英老人只是笑了笑,说了三个字:
“不知道。”
要知道钱正英老人当年被调到水利部,不是只担任职员,而是直接担任副部长,当年在水利部,所有副部长以上的领导干部基本上都比她大十几岁,而时任水利部部长的傅作义,更是比钱正英大两轮。
如果要论资历,当时在水利部,几乎每一名领导干部都要比钱正英老。
傅作义将军就不用说了,他新中国成立之初就要求主管水利工作,除了担任水利部部长,还兼任着绥远军政委员会主席,绥远省军区司令员。到1952年免去兼职之后,由副主席担任了国防委员会。
副部长张含英也是个水利专家,他当副部长是傅作义提名的,出任时已经50岁,另外还有一个副部长李葆话,是李大钊先生的儿子,当时他部仅担任着水利部副部长,还兼任中央候补委员、党组书记。
图|1946年钱正英在淮河大堤
一个还不到30岁的姑娘,却能够和这些老一辈儿革命家并列。
后来马国川也问钱正英院士:
“你调到水利部以后主要负责什么?”
钱正英院士也只是回答了两个字:
“业务。”
家学渊源的水利专家如果要论搞水利工程,钱正英院士可以说是家学渊源。
钱正英的父亲钱夔毕业于上海南洋大学,读的是土木工程专业,后来赴美留学,又读的是水利工程,所以钱正英后来上大学,读的也是土木工程。
从今天专业的角度上来讲,土木工程是个大项,下面还有许多细分专业,其中包括道路、建筑、水利等等。
可钱夔却要求女儿:
“女儿,你以后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干水利!”
钱正英当时还有些懵懂无知,一直到后来,她才理解了父亲为什么这样说。
图|钱正英年轻时
1935年7月,长江流域爆发罕见的洪水,波及湖北、湖南、河南以及陕西南部地区,据曾经历过这场灾难的老人回忆:
“雨下得天昏地暗,如瓢泼、如桶倒,人眼都睁不开,宜昌街上积水达半人深。”
暴雨引发的洪水冲毁了良田,导致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烈景象,江汉平原一夜之间便有4万多人葬身洪流,受灾人口数达上千万,就连号称国际大都市的武汉,也被洪水整整泡了90天。
当时,钱夔正担任江汉工程局第二工程事务所主任,被专门派到武汉防治洪水。
本来这也算是专业对口,但现实的困难却压的钱夔抬不起头。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当时正集中力量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苏区,怎么会有多余的钱拿出来防治洪水,钱夔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只能望洋兴叹。
钱正英那年还小,但她仍然清楚的记得:
“那时我还小,天天陪着父亲到江边看水尺。只要水涨,父亲就心绪不宁。”
好在1936年汛期平安渡过后,钱夔也松了口气,可这个官,他是打死也不愿意再干下去了。别人都是升官发财,他当了这个官,不仅没往家里拿一分钱,还倒贴工资,以至于那段时间全家只能靠变卖妻子的嫁妆度日。
图|1951年黄辛白、钱正英夫妇合影于安徽涂山
可意外的是,钱正英还是走了那条父亲不愿意让她走的那条路。
钱正英是1939年在上海大同大学学习土木工程,那时正值抗战时期,钱正英也在学校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在一些共产党员的教导下,她也决定彻底放弃自己的专业,参加革命。
那段时间,钱正英一边上学,一边从事地下党的工作。
可到了1942年,情况发生了变化。
因为在沦陷区搞地下工作,实在是太危险,而他们这些高学历的学生,是未来祖国建设的栋梁,轻易损失不得,于是组织上便要求钱正英这一批学生都撤到解放区去。
钱正英满怀遗憾撤到了淮北解放区,当时时任新四军第四师师长的彭雪枫还劝慰她:
“将来我们淮北解放区要搞建设,要造一个大礼堂,一定找你设计。”
时隔多年后,钱正英仍然有些伤感:
“遗憾的是两年后彭雪枫在战场牺牲。我为他设计了墓地。”
钱正英到了淮北解放区后,在党组织安排下任文化教员,可一个突如其来的意外,却让钱正英发挥了她在水利上的天赋。
图|1958年3月,周恩来与钱正英在十三陵水库交谈
1943年,淮河发大水。淮北区人民政府组织民众以工代赈,修补大堤,也是偶然的机会下,大家发现钱正英是工学专业毕业,于是就让她当了技术负责人。
也就是从这天开始,钱正英每日奔波于大堤之上,因为那个年代正值抗战,钱正英负责的大堤河段一部分还在沦陷区,所以那时修大堤,还要部队派人在周边巡视,防止敌人偷袭。
让钱正英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次聊天,房东大娘告诉她:
“过去老人说不许妇女到闸顶上,因为妇女不吉利,上了闸顶,闸要倒掉的。”
钱正英大感意外:
“我天天在闸顶上走,没人管我啊。”
房东大娘乐呵一笑:
“你不一样,你是给我们治水的。”
钱正英也由此感觉到,老百姓对于治水的迫切性。
大堤修筑好了以后,钱正英被调到淮北行署建设处水利科科长,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钱正英彻底走上了水利工程岗位,除了治理水患,钱正英在战争年代的工作,多数是配合地方,架桥铺路,为部队战斗提供保障。
当过兵、挎过枪、打过仗,是钱正英在战争年代真实的经历。
图|1951年,钱正英同志(左)和治淮劳模在全国妇联招待会上与邓颖超同志在一起
1948年,钱正英曾被调去山东河务局任副局长兼党委书记,曾在河务局工作过的一些干部后来写回忆文章,谈到钱正英时都说:
“来了个女兵,骑了一匹大白马,挎着驳壳枪。”
到新中国建立后的1950年,钱正英已经出任了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兼治淮委员会工程部副部长。
那时,钱正英也不过才27岁。
“黄毛丫头”事实上,在新中国建立前,钱正英有两次出国留学的机会。
一次是内战爆发前,联合国救济署派人到中国考察,当时联合国的水利专家建议钱正英到美国去留学,甚至边区政府也都签字同意,但因为内战爆发,这件事也只能告吹,一直到改革开放后,当年来过中国的一个澳大利亚水利专家,还拿着钱正英的照片问:
“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个人?她还在不在人世?”
还有一次是济南解放后,钱正英考虑到自己水利知识不够,希望到苏联去学习,结果报告送到济南军管会主任曾山手中时,曾山大笔一挥:
“工作紧张离不开。”
钱正英的留学之路也就此告吹。
尽管钱正英大学时候学的就是土木工程,但真正的经验都是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学习积累的,钱正英后来也坦言:
“(解放前参与的水利工作对我)很有影响,让我认识了水利是怎么一回事,对于这些重要河流有了初步的了解,知道水利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比如,在黄河工作的时候,我有时间就阅读黄河的历史文献,包括清朝河督靳辅和他的“参谋长”陈潢的,以及明代治黄专家潘季驯的文稿都找来看,也包括国民党请来帮助治理黄河的那些美国专家、德国专家以及我国的专家李仪祉先生等的文献。”
钱正英出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部长时,有人在会上直接质疑:
“一个黄毛丫头,怎能出任部长?”
尽管反对的声音不少,但似乎支持的人更多,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曾山更是力排众议。
钱正英出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部长后,“黄毛丫头”的名号也被彻底叫开。钱正英后来调北京出任水利部副部长后,一次在北戴河开会,散会后李先念主动跟她打招呼,回去的路上他就好奇的问了一句:
“你就是那个黄毛丫头?”
27岁当上一个大区的水利部部长,29岁成为国家水利部副部长,钱正英也被人们称为新中国建立以后最年轻的副部长。
1954年7月,淮河再度发大水,当时钱正英已经怀了8个月身孕,预产期就在9月,可她仍然不顾危险,亲自前往。在蚌埠淮河防汛指挥部,一住就是一个月,一直到9月初,钱正英又挺着大肚子回到了北京,准备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结果还没等到人大会召开,钱正英就分娩了。
对于这件往事,钱正英的印象非常深刻,9月初回北京时坐火车,因为没买到下铺坐了上铺,但上了火车后,下铺的乘客实在不忍心她挺着大肚子爬上爬下,就将下铺让给了她坐。
1954年9月8日,钱正英在北京饭店参加人大预备会,结果吃中午饭时肚子痛,被紧急送到医院,当时钱正英心里还想着参加人大会开幕式的事儿,于是嘱咐医生,能不能先把胎给稳住,开完会再生,尽管医院给她打了一针,但孩子还是在当天晚上就生了出来。
没能出席开幕式,对钱正英而言是个遗憾,但无论如何不能不参加投票选举,还没出月子,钱正英就恳求医院参加选举,北京医院后来破例同意了她的要求。
那时工作人员特意在人大休息室安排了投票箱,方便钱正英这些不便行动的人大代表投票。
一直到许多年以后,钱正英对此事依然念念不忘:
“我参加了人大会议,选毛主席我也参加了。”
邓颖超听说钱正英人大会议期间生了孩子,觉得很有意义,便托人来稍话,建议给孩子取名叫“宪生”,以此来纪念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诞生,然而这件事对钱正英而言又是另外一个遗憾:
“我当时没有接受这个建议,原因是之前跟老伴儿说好了,孩子跟他的姓,名字中间的字按他们家的排行,最后一个字要跟着我,我是从事水利工作的,孩子的名字里要有三点水,所以,这第二个孩子就叫了惟洪,如此一来,我也就只能辜负邓大姐一番美意了。”
从1952年调任水利部任副部长,到1974年出任水利电力部部长、党组书记,水利部部长、党组书记,再到1988年离开,钱正英在水利部门工作了30多年,几乎参与了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几乎所有的水利电力工程项目。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都很重视水利工程。
1949年8月,就在全国即将解放时,淮河发大水,受灾人民群众达4000万,其中重灾区的灾民达1000万,全国被淹的耕地据不完全统计,地达1.2156亿亩,减产粮食220亿斤。
毛主席后来收到曾希圣的汇报电文时,忍不住落下泪来,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毛主席下定决心要兴修水利。
不过,因为经验不足,一开始也吃了不小的亏。
钱正英在安徽工作期间,苏联水利专家来指导工作,并建议在淮河润河集抢建一个蓄洪水闸,搞出一个设计方案。但因为时间仓促,没有按照惯例在闸门下面修建防冲消力池,而是只简单挖了一个防冲水槽。后来钱正英调水利部工作后,对这个工程做了模型试验,补修了闸下的消力池。
可即便如此,后来还是出了事儿。
1954年7月淮河发大水,一开闸就把闸门冲掉了。
钱正英为此懊恼不已,请求中央给予处分,周总理受到钱正英报告后,也体量了她的难处,没有批评她,只是批示了一句:
“缺乏经验,不予追究。”
图|钱正英
尽管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的水利工程的建设坎坷前行,但终究还是有所建树,虽然全国的江河湖海在汛期来临时仍然肆虐,但几乎已不闻大水引发冲垮堤坝,淹没农田的受灾情况出现,这同那个年代以钱正英为首的一大批水利专家努力是分不开关系的。
历史的责任值得一提的是,钱正英在晚年仍然一手领导了三峡工程大论证。
三峡工程可以说是一个百年工程,从孙中山1919年在《建国方略》中提出,再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建设阶段,可以说寄托着无数人的心血。
新中国成立后,修建三峡工程一事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但当周总理拿着方案去找钱正英时,她却明确提出反对:
“时机不成熟。”
以中国当时实际状况,确实不足以上马如此大规模的工程,当时国内最大装机容量还不到1000万千瓦,而三峡工程水库水位定在190米、装机容量2000万千瓦,目标过高过大,不易实现。
1969年,人们再次提出修建三峡工程,钱正英依然表示反对,但却提出了替代方案——修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以解决电力发展的需要。
周总理主持研究后,认为葛洲坝工程可作三峡的实战准备,毛主席后来也同意了这一方案。
图|1979年,钱正英与葛洲坝女工代表
事实无疑证明了钱正英的远见卓识,尽管建国已经有20年,但国力仍然不足以支撑三峡工程上马,修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期间,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加上所处的特殊时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仓促上马,因为准备不足发生了几次严重事故。
1971年,钱正英从国外访问回来后,受命去工地检查,这才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甚至就连设计方案也存在严重问题。
1972年11月,周总理抱病主持会议,商讨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问题,与会同志一致认为,葛洲坝工程建设虽然存在问题,但却是因为葛洲坝工程的问题是没有按基建程序办事,勘测设计工作太粗,投资估计过低,施工准备不足,如果解决了这些问题,葛洲坝工程是能够建成的,经济效益也是好的。
周总理听取了各方意见后,果断下令葛洲坝工程停工,并要求重新准备设计,批准设计以后才能复工。
一直到1974年9月,葛洲坝工程的设计方案获得了周总理批准,工程项目才又开工。
1988年,整个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完工,而钱正英正式退出水利部。然而就在不久之后,她又以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身份,兼任了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组长,推动三峡工程开工建设。
图|20世纪80年代钱正英在建设工地与工人亲切交谈
尽管新中国建立几十年,加上改革开放多年,国家经济实力显著提升,但对三峡工程的建设,钱正英还是投入了详细的论证研究,历时32个月,论证获得了巨大成功,钱正英也终于确信:
“三峡大坝的建立非常有必要,如今技术成熟,越早建越好!”
1999年,76岁的钱正英担任三峡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组长,不顾高龄每年都要到工地上两次,2004年改任专家组顾问,依然坚持每年到三峡工地视察。
从离开水利部门后,钱正英的心依然留在研究中国的水利问题上,而且跳出水利部门之后,她反而能够更加全面的看待问题。
到了90年代以后,黄河出现断流,对于像钱正英这样一辈子研究水利工程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钱正英后来也意识到,老一辈儿水利工作者在过去工作中犯了错误:
“粗放管理,过渡开发”
2003年,国务院举行一个学术讲座,钱正英被点名讲水利工作,在谈到过去水利工程过度开发问题时,钱正英主动承认错误:
“这不是现任水利部长的责任,是我当年当部长时的责任。”
这份勇于担责的精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图|钱正英
记得1992年,钱正英兼任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组长时,有记者采访她:
“您对水电事业是不是有特殊的感情?”
钱正英“哎呀”感慨了一声,随即告诉记者:
“我经手的大大小小水库数不清,但修一个水库就挨一次骂,这次接受三峡论证任务时,家里孩子们都反对,他们说:“你干啥呀?你做了那么些工程也可以了,再搞一个给大家骂的事情?万一搞得不好还得坐班房,杀你的头不足以谢天下!”
可即便如此,钱正英依然以古稀之年,承担了这项艰巨的任务,对于中国的水利问题,钱正英始终认为,自己应有一种历史责任感。
2022年10月22日,钱正英院士在北京病逝,享年99岁。
好好的大动脉被拦腰一截, 真是痛心。 长江那么多支流造坝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