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受领任务，单独出行

八十年代末，我接到一个任务，到广州出差送一份技术资料，由于当年资料的特殊性质，单位给我买了一个软卧票，这是我第一次坐软卧，目的地也是我非常向往的广州。

八十年代坐火车，买软卧票是有严格限制的，不是随便都可以买，单位要开介绍信，而且坐软卧的要么是特殊公事，要么是有一定的资格，并且也非常的不好买，要找渠道才能买得到。

临行前领导再三交待，一定要确保资料安全，准时送达目的地，办好交接手续。我当时想，这是自己单独第一次出差，一定要好好表现，圆满完成任务，给领导一个好印象。

（二）疑怕有特务，提心吊胆

带上资料和简单的行装，我就出发了，上了火车才知道，一个包厢是四个人，上车后，由于自己是担负着使命和任务的，暗地里告诉自己千万不能大意，我把资料放在身旁看得紧紧的，生怕有什么闪失，现在想起来当时那个样子一定是呆呆的，很好笑。

与我同行车厢的除了我之外还有三个人，二男一女，从他们的谈吐中得知，他们是从台湾来的。由于当时是改革开放初，对于台湾人心里还是有一种戒心，生怕他们是电影里的特务，专门盯上了我。搞得我资料包不离身，也不敢离开包厢半步。

通过他们之间的交谈得知，其中有两个人是在台湾做货物贸易生意，兼炒股，生意做的有点大。另外一个是在山东青岛开一家咖啡馆，是个台湾退伍老兵，做的是小生意，钱可能也不多。

旅行期间，炒股的人大吹赚多少钱，生意有多好，不可一世的样子，另一个开咖啡馆的就低调的多，做的小生意，赚的钱也不多。从我观察看来他和他们不是一路人。那时我们内地还没开设股市，听他们一说炒股，感觉也是云里雾里，就觉得他们很厉害，了不起。

那个年代从台湾来的都是很有钱，我们内地的人包括我自己都是仰视他们，觉得他们个个都有钱，个个都是富豪，我们和他们相比都是穷人，这也是事实。不过当时我没有时间想这些，老觉得他们在盯着我的包，像特务跟踪我似的。

（三）不敢多语，小心翼翼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了，大陆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台湾有的，大陆都有，他们没的，我们也有。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吃不起榨菜都成了笑谈。股市、期市都建立了起来，但就是不红火。咖啡馆到处都是，老百姓喝个咖啡很随便，开个咖啡馆更不需外资。仰视也变成了平视。

旅途中，到了吃饭的时间。我猜想他们这么有身份的人应该到餐车吃才是，但他们不约而同的是选择吃“便当”，不明白是为什么。一是有钱人应该到餐车点菜就餐，二是“变当”是什么意思。从口音上听“便当”感觉像湖北皮蛋的意思，等服务员把盒饭送到车厢我才明白，“便当”就是盒饭的意思。至于吃“便当”现在看来，简单经济实惠，不管有钱或没钱人吃都不丟人。

由于自己担负着任务，在火车上不敢随意走动，只能在车厢里吃个盒饭。跟他们在一起搞得我大气都不敢喘一下，紧张的要命。大概他们也看到我的紧张的样子，主动跟我聊起天了，这一聊我更害怕了，心想他们如果是特务，有录音什么的，到时给单位寄去，我更说不清了。所以，也不敢跟他们有过多的交流。

他们问干什么工作，一个月收入多少钱，我说工厂上班的，一个月二百多元。他们又说愿不愿意跟他们干，我笑了笑没敢回答。他说他炒股一天都赚二百多万，当时也不知道他说的是台币还是人民币，还是在炫耀自己。

火车到了广东的韶关站，离广州已经不远了，按火车的惯例，服务员要提前收拾卧具打扫卫生，没想到服务员到车厢后，怎么说劝说他们几个，他们在床上都不动，他们说他买到的是广州站的票，服务应该是到广州。他们一直在床上不起来，服务员也没办法，直到终点站广州站他们才起身。

当时觉得他们的做法有点不妥，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现在想来他们那时的做法也没有错。因为我购买的全程的服务，你不能为了自己的方便，没到站你就收拾东西。这也是改革开放给人带来了观念性的变化。

（四）有人抢包，资料丢失

没想这次执行任务还真有意外发生。火车到广州站后，我把资料安全的送达目的地，自己也如释重负。可让我没想到的是，广州的同志告诉我，和我执行同一任务的另一单位，坐同一趟车的同事出事了，出站时包被人给抢了。

改革开放初，广州火车站周围比较乱，抢外地人包的现象比较多，另一单位同事由于把资料放在一个老板手提箱里，抢劫的以为是里面放的现金，就抢走了。那个时候叫老板箱，就是电视剧上海滩里面的那种很流行。我比较幸运，我把资料放到一个普通的包里。

资料丟失后，过一段时间，外台广播中播放了相关丟失的数据。结果，这个单位主要领导和经办人员都受到了纪律处分，经办人员还降了职，调离了岗位，这事造成的影响很坏，其实那些资料放到今天也没有什么价值。

结束语：完成任务最重要。出差一次，战战兢兢，处处提高警惕，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真实写照，今天看起来有点滑稽可笑，怀疑别人是特务，今天的年轻人可都不会理解。但我认真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安全完成了任务，这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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