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化军事里，可以说电子战，无线电干扰，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军事的格局，而他是我国电子战第一人。

1951年冬，抗美援朝进入了激烈的相持阶段，美军为了挽回不利的战场态势，利用其海、空军的优势，派遣大批装载有无线电干扰机的飞机，对我援朝运输线狂轰滥炸。

王诤

由于受到干扰机的干扰，我们的防空警戒雷达和空军指挥雷达受到严重影响。

敌机来了，我们的雷达不能发现目标，空军指挥雷达就不能测高，无法引导飞机升空作战，只能被动挨打。

在这危急时刻，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急电军委，指定一人入朝，研究解决反电子干扰问题点。

此人是谁？有何来头，为何彭德怀在此关键时刻，点名让他入朝？

弃暗投明，红军也有了“千里眼”、“顺风耳”

此人正是江苏省唯一一位在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将军——王诤，谁能想到他曾是国民党的一名电台中尉。

王诤原名吴人鉴，1929年从中央军校（前身黄埔军校）通讯科毕业，成为国民党军五十一师师部无线电台报务员。后调到张辉瓒的第十八师，成为了一名中尉电台台长。

在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时被俘。在此之前，吴人鉴就听说过红军是为穷苦人民打天下的军队，一心向往，可未能偿愿。

如今刚好时机来了，于是当即申请加入红军。黄公略便派人将他和那只要一个收报机的“半部电台”送到了红军总部。

就此如愿成了一名红军，为避免亲友受自己连累，后改名为“王诤”。

王诤

当时，毛主席还特意接见了他，看着那“半部电台”，毛主席问道：“这半部电台还能不能起作用？”

王诤解释道：“砸坏的是发报机，但收报机没有坏，可以利用它收听国内外新闻电讯稿和侦听敌台情报。”

毛主席听了很是高兴，向来用人不疑的毛主席，对他十分信任，随即把收报机交还给王诤，并指示，让他担任了红军无线电队队长。

至此，红军拥有了“千里眼”、“顺风耳”，而且很快就派上了 用场。

1931年5月，国民党发动约20万兵力，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

敌人来势汹汹，毛主席和朱老总正在会议室商议如何破敌，不久后王诤接破获的敌军急电被送了进来。

这些急电无疑于雪中送炭，因为正是靠着这些破获的急电，毛主席和朱老总掌握了敌军的动向，故而在危机时刻，当机立断，调集2万余人连夜急行军，创造了奇迹。

最后在20多万人的围剿下，硬是从蔡廷锴、郭华宗两敌之间的空子中，穿插了过去，还打了一次歼灭战，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这一仗，让毛主席看到了无线电报的作用，后采取了王诤的建议，开办无线电报务、机务员训练班。

之后在这个基础上，又建立了中革军委第一所通信学校，由王诤出任校长。

在王诤的一番苦心经营下，到长征之前，学校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内共办了11期，培养了各类通信人员2100多人。

而这支通信队伍，在之后立下卓越的战功，以至于毛主席多次夸赞王诤。

屡立战功，毛主席赞许有加

1931年6月，毛主席结合王诤截取的情报，三战三捷，再次粉碎了敌人对中央苏区第三次“围剿”。

战后，毛主席高兴地对王诤说：“你收到的那份蒋介石电报，对这次战役很有价值！ ”

除此之外，由于中央苏区被国民党封锁，几乎与外界失去了联系。

王诤便用收报机抄收了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电报和国外各大通讯社的英文电讯，然后将他们翻译汇编成《参考消息》，这才得以让中央苏区不至于被孤立，能及时了解外面的情况。

在四渡赤水战役期间，王诤一边组织全军无线电领导工作，还亲自值班、上机，通过电台破译敌密电，巧妙获取敌重要情报。

对保障毛主席、周恩来、朱德正确的指挥作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才有了之后那场被誉为神来之笔的“四渡赤水”，其中定然离不开毛主席的用兵如神，但也离不开情报基础。

之后红军开始长征，1935年10月，毛主席和彭德怀指挥的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失去了联系，而当时红二、六军团还不知道张国焘的问题。

在这关键时刻，周总理找到了王诤，将这联络任务交给王诤。

王诤接到任务后，亲自上机操作，凭着对全军电台呼号、波长的记忆，以及对红二、六军团电台报务人员操作手法的熟悉，成功找出了波长和呼号，使得中共中央和红二、六军团联系上了。

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得知后，很是高兴，毛主席更是拍着王诤的肩膀称赞道：“好哇，王诤同志，这就好，非常之好哟！你为党中央、为工农红军又立下了大功，历史将永远铭记你的功绩！”

此后在抗战时，王诤也为我军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建设做出突出贡献。

抗战结束后，王诤担任中央军委作战部副部长兼三局局长。而早在日本宣布投降时，王诤就意识到内战不可避免。

为此，在抗战胜利之后，他组织大批通信领导干部，分赴各大解放区。

利用缴获的日伪军通信设备器材，加速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建设，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建立起了一个无线和有线的通信网。

这一举措，可以说为后来的解放战争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因为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正是通过无线电通信，洞察全局，才能在窑洞中，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

对此，毛主席也对王诤给予了肯定，还曾表示：“解放战争胜利后，要给王诤颁发一枚最大的奖章。”

这些赞许，无疑是对王诤的肯定。

在此后毛主席，还曾赞誉王诤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作的开山鼻祖。事实上，王诤完全对得起这个称号。

彭德怀点将入朝，着眼于电子对抗事业

新中国成立后，王诤担任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部部长同时兼任了国家邮电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着力于全国通信事业的发展。

不久后，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可在志愿军与美军作战之初，我雷达部队却受到美军强烈的电子干扰。

这严重影响了志愿军战略部署。

正因为如此，在1951年底，彭德怀急电军委通信兵部称：请火速研究解决反电子干扰问题，并点名让王诤入朝。

王诤接到命令后，马不停蹄赶到前线，直接进入空军部队的雷达站研究对策。

王诤当即作出了指示：要守候在雷达站，不看到干扰不回去，不找到对付的办法不回去。

更是以身作则，带领专家团队坚守在前线10多天，亲自上前线和雷达操作员一起研究、试验，共同摸索出了4 条雷达反干扰措施：

改变雷达站发射机频率；微调接收机本振；降低雷达接收机增益；将最强的干扰方位角上报

措施实施后，果然立竿见影，推广到全军，较好地解决了美军通过无线电干扰我军作战的问题。

而正是这次入朝，让王诤敏锐地觉察到电子对抗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他意识到：我军目前还没有电子对抗的力量，这在未来战争中是要打败仗的。

也因此，他决心致力于电子战的研究。

几经波折，为电子对抗事业奠定基础

回国后，王诤报请在通信兵部雷达管理处下设反干扰小组，这也是我军电子战的最早组织机构。后扩建为无线电技术对抗处、无线电侦察干扰部，致力于电子对抗工作的研究。

很快测试成果的机会就到了。

王诤

1955年，蒋介石叫嚣着反攻大陆，海峡前线形势紧张，我军大批战机要秘密进入福建机场，为避免被美蒋雷达侦测，必须实施电子对抗手段。

王诤亲自点将，让张履谦带一个小分队过去，在福建海岸进行电子侦察。在任务执行时，王诤大小事物事必躬亲，最后配合张履谦的侦察，作了精心设计。

运用电子对抗，神不知鬼不觉避开了美蒋雷达侦测，大批战机进入前线机场，为后来空战的胜利赢得了先机，也为后来浙江沿海诸岛的解放，创造了条件。

这也进一步验证了电子对抗的作用。

考虑到电子战在未来战场上的重要性，王诤建议军委在1957年春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电子科学研究院，王诤出任院长。

而之后发生的事情，更证明了王诤独特的战略眼光。

王诤

上世纪60年代初，美国派U-2高空侦察机深入我国内地，侦察我战略要地，企图轰炸我国战略武器试验基地。

1962年9月初，被我军地空导弹部队打下一架。

可在1963年3月28日、1963年9月25日的战斗中，敌机安装了反导弹的电子装置，导致我军地空导弹制导站每次开机，敌机都能准确改变方向，避开打击。

最后还是靠近战突袭，才击落其中一架。

经过此事后，王诤决定用电子对抗的办法来进行打击，通过两个多月的奋战，完成了对制导站的改装。

1964年7月7日，一架U-2飞机肆无忌惮的出现在福建漳州上空，结果被改装的制导站引导发射的三发导弹击落，这无疑证明电子战战术是有效的。

可我变敌变，1964年11月26日，敌U-2侦察机又安装了一种新的电子干扰机，竟直飞我西北核试验基地上空，可导弹部队屡击不中。

王诤临危受命，奉命到雷达厂解决问题，很快指导专家研制出了新的反干扰系统，共击落了敌军5架飞机，在高空电子战中战胜了美国。

对此，李书训回忆说：

为什么在当时我们技术条件落后的情况下，能在电子战中战胜美军，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王部长水平高、懂技术、作风实、高瞻远瞩，大家齐心协力、密切配合。

要知道在当时我军高级指挥员中间，很多人还不熟悉电子战理论，可见王诤战略眼光的前瞻性。

事实上，也是如此，早在60年代开始，电子对抗技术已经出现了左右战争局势的作用，在三次中东战争就体现了出来。

可之后由于国内的局势，电子对抗事业被搁置，直到1972年春，王诤才恢复了工作。

进入工作后，王诤很快又把工作重点放在了电子对抗上。

期间到中越边境各雷达站了解被美军干扰的情况，进行实地考察，又充分到基层进行调研，向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副主席提出要求优先研制211项电子战装备，成立电子对抗领导小组，开展研究工作。

1974年6月17日，叶剑英主持召开中央军委办公会议，专门讨论王诤起草的《电子对抗三结合座谈会报告》。

会议期间，张春桥表示反对，眼看电子对抗事业再次陷入丧失发展机遇的危险。

孔从洲

王诤并未就此放弃，一边扎扎实实抓电子对抗装备的生产和研究，另一边，宣传电子对抗的战略意义。

时任炮兵副司令员的孔从洲，对王诤在电子对抗问题上的超前意识、危机意识和顽强不屈的精神，深为敬佩。

1975年5月，孔从洲找到王诤，对电子对抗事业表示了支持，为此他决定“走后门”。

他说：

“我这个人浑身毛病，但是有一点自认为是千金难买，那就是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从不走后门。可是，狗急了跳墙，人急了要造反，我孔从洲为了我军的电子对抗事业，今天准备不择手段了。”

之后，孔从洲写了一封信，运用大量数据和案例，讲述了电子对抗于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并将信送到了毛主席手中。

毛主席看后极为重视，立即作出批示：

送小平、剑英、成武同志阅。请剑英同志找二炮孔从洲商谈几次，为盼。

有了毛主席的批示，加强电子对抗事业被提上议程。

王诤立又作了一份详细的报告交给叶剑英，讲述了电子对抗的战略目标、组织领导、部队建设、人才培养等问题。

叶剑英看后，大为赞扬。后经国务院、中央军委决议，通过了《关于加强我军电子对抗工作的报告》。

1977年4月，军委在总参谋部组建第四部，由王诤兼任部长，主要分管电子对抗和雷达工作，各大军区同时设立对口机构和组建相应的电子对抗部队。

在王诤的带领下，电子对抗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1977年11月，王诤病情已经很重，他不顾医务人员的劝阻，带病指挥了我军第一次大规模电子对抗演习。

王诤将军

这也标志着，我军的电子对抗走上正轨。

1978年初，总参第四部要在武汉组织电子对抗演习，王诤此时身体状况已经很不好了，可他还是执意赶往武汉参加了演习，第二天他还坚持到现场作演习总结报告。为中国电子抗战事业发挥最后的余热。

1978年8月13日，王诤病逝于北京，享年70岁。

如今，我军电子对抗事业已经逐步走向世界领先水平，协助人民军队守卫着共和国的安宁！

而这一切都离不开王诤将军等老一辈革命家，对电子对抗事业的辛勤付出和艰苦奋斗。

就如李先念所说的：“半部电台起家，一生征战为民。”这其实是对王诤将军辉煌一生最好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