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莫言一再强调自己“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这一民间立场，但在实际创作中，他的民间视角并非单一纯粹，而是将底层的意蕴深化拓展，使我们不难发现，他笔下的民间底层叙述往往蕴含着对现实世界、历史积弊及人性深处的锐利批判。

在《民间音乐》中，莫言刻画了一位心灵纯净、灵性四溢的民间音乐家形象，他虽目不能视，却以音乐为杖，成为了触动人心最有力的存在。乡镇的喧嚣繁华，形形色色的过客，乃至风情万种的花大姐，无不被这位盲音乐家的琴声所折服，仿佛世界在那一刻回归本真，触及每个人内心最柔软之处。

莫言通过这位以静制动的盲者，映射出现实世界的浮躁与纷扰，这显然超越了民间日常的景象，民间社群也难以自发达到如此超脱的精神境界。因此，这种将民间生活现实与人性启蒙相融合的叙事，无疑是莫言对民间独特视角的再创造。

在《天堂蒜薹之歌》中，瞎子张扣作为民谣的传唱者，在每一章的开篇，以他的歌声穿透天堂县的夜空，成为贯穿全书的灵魂。他既是一个旁观者，又与小说中的角色保持着微妙的距离，通过他的歌声，展现了一个饱经风霜的真实世界，追寻着公平与正义的足迹。

《四十一炮》中的“罗小通”，伴随着父母双亡的悲剧，成为了仅次于上官金童的“多余人”。他的悲剧并非个人行为所致，而是象征着老兰及屠宰村村民贪婪成性，最终波及后代的深刻悲剧。在《生死疲劳》中，“蓝千岁”作为地主西门闹的转世，其存在本身就是对几世轮回中独断、社会风气败坏及人性扭曲的控诉。

若上述例证尚显含蓄，那么《檀香刑》则彻底展现了莫言民间叙述中的知识分子立场。该书以刑罚为核心，通过孙丙所受之刑，折射出人性的复杂多面，同时唤起人们对中国历史上刑罚制度的深刻反思，这无疑是对民族命运背后深层原因的探讨。

在莫言的历史书写中，历史并非不可质疑的既定事实，而是被他赋予了个性化的感知，以全新的视角重新诠释与还原。正如英国政治学家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所言：“根本不存在任何可以‘真正如实表现过去’的历史，只能有各种历史的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终的解释。”

传统历史小说往往受限于历史的“真面目”，强调对历史人物、事件的逼真再现，如姚雪垠的《李自成》、二月河的《乾隆皇帝》等，虽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辉煌篇章，但其内容多聚焦于历史大事件与关键人物，且常服务于统治阶级，难以完全客观呈现历史全貌。

莫言则另辟蹊径，基于对正统历史的质疑，构建了一种全新的历史观。他刻意避开历史中的“大事件”与“大人物”，从人的理性出发，重新审视历史，力求呈现更为真实的历史图景。

在小说创作中，莫言勇于挑战传统审美，将那些通常被认为丑陋、粗俗乃至血腥、残忍的场景，以细腻的笔触展现给读者，形成了独特的审美冲击力。特别是在《红高粱》中，莫言对血腥场景的极致描绘，如孙五在鬼子逼迫下剥罗汉大爷皮的惨烈画面，不仅挑战了读者的视觉极限，更以这种极端的方式强化了作品的艺术震撼力，颠覆了传统审美，让读者在恶心与震撼中感受到历史的沉重与真实。

每个时代的变迁都承载着深远的历史意义，80年代文学作品的独特气息，正是思想领域迷茫与探索的反映。作为新时期的文学先锋，莫言通过作品发声，不仅回应了那个时代的思潮，更以独特的文学视角和深邃的思想深度，为中国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与思考。

1982年，《透明的红萝卜》横空出世，在这个既现实又魔幻的世界里，“黑孩”如同其名，来无影去无踪，他的出现与消失都充满了神秘色彩，找不到来处，也看不见归途。他就像一道突然闪现的光芒，转瞬即逝，只留下一抹余韵。其他角色的丰满与力量，似乎都源自读者无尽的想象。这种对时代背景的刻意模糊，反而巧妙地呼应了那个时代的独特氛围。

在特殊的背景下，“红萝卜”以一种虚幻而又真实的形象出现，它既是黑孩心中的模糊期盼，也是那个时代青年人心中的一丝幻想。黑孩的遭遇，无疑是80年代初青年思想历程的缩影。

黑孩的可怜之处，不仅在于他遭受的虐待，更在于他那颗弱小的心脏，在肋条缝中像只小耗子般可怜地跳动。然而，正是这样的虚弱，似乎赋予了他其他使命。他的感官异常灵敏，世间万物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耳朵和心灵。他能听到头发落地的声音，能听到萝卜细根与土壤分离的声音，更能看到那“金色光圈中孕育着银色液体”的萝卜。这种奇幻，只有心灵纯洁的人才能感受到，与黑孩的苦难形成了鲜明对比，令人愈发迷茫。

当那个金色红萝卜砸在河面上，水花四溅，河水在雾下伤感地呜咽，几只早起的鸭子忧悒地盯着滚动的雾。这种“呜咽”中，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烦闷，仿佛所有出路都被堵死，四周迷雾重重，无法判断方向。作者不仅以黑孩的视角叙述，更在黑孩与鸭子之间自由切换，让现实与幻觉交织在一起，让人难以分辨何为真实，何为虚幻。这里的“黑孩”，就像80年代的青年，被各种困惑束缚，找不到前进的方向。

就在黑孩的生活陷入无尽黑暗时，菊子姑娘出现了。她的出现，为黑孩的生活带来了一丝光明。在莫言的作品中，民间反抗行动往往以悲壮的结局告终。面对强大的官方势力，民间的反抗显得如此微弱，但即便如此，他们依然以血性的方式捍卫着卑微者的尊严，向亵渎民间的外来势力展示着民间话语的爆发力和突破性。余占鳌在日本侵略者和中国官方之间周旋，最终败下阵来，但他依然坚持自己的民间立场，不屈不挠。

《老枪》中的大锁爹，面对羞辱和侵犯，奋起反击，将其踹进水沟。但他的反抗行动本身，就是一种潜在的民间本性的诉说。他的自杀，也颇具洒脱和诗意，那梨花如雪的场景，仿佛是对他生命的最好诠释。

在《天堂蒜薹之歌》中，高羊、高马、四婶等人带头反抗，最终被关进看守所。他们不甘束缚，以死抗争，虽然高马在越狱中倒下，但他依然感受到了原野上新鲜自由的空气。面对外界的一些质疑，莫言曾说：一辈子为农民写作，如果到了70岁，还顶不住骂，那就白活了！

家族，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其兴衰变迁往往成为时代变迁的缩影。鲁迅先生在《风波》中曾感慨“真是一代不如一代”，这句话同样适用于莫言笔下的种族退化现象。在他的家族系列作品中，不仅描绘了家族成员身体的衰变，更揭露了思想精神的衰变。通过呈现几代人的生存困境和家族历史的衰败趋势，他揭示了“种的退化”是家族沦落的历史根源。

莫言以家族历史的兴衰来揭示种族退化的残酷现实，诠释着种的退化的历史文化因素，热切地呼唤祖辈富于激情的精神回归。在他的作品中，祖辈们往往血性刚强，是民族民间勤劳勇敢精神的化身；而父母辈则显得懦弱苟且，是民族性格中愚昧麻木保守等落后素质的代表；到了第三代人，他们则痛苦地挣扎于这两种生存状态的内在冲突中。

这种意识在《老枪》中初见端倪，一把老枪在奶奶手中成为捍卫个人自由和家族利益的有力武器；在父亲手中则成为结束自己生命、对抗侮辱的工具；而到了大锁手中，老枪已经完全失去了原有的霸气，成为一杆普通的猎枪，不再是家族精神的象征。从奶奶到大锁，面对外力的侵犯，他们的选择越来越倾向于退守，家族衰败和生命力的减退已是不争的事实。

此后，这种关于种的退化意识就或隐或显地呈现在莫言的其他作品中，如《红高粱》、《食草家族》、《丰乳肥臀》、《生死疲劳》等，成为他心中永远的痛。其中，《红高粱》系列和《食草家族》系列尤为突出，它们从不同角度来反映种的退化问题，前者以祖辈的血性强悍反衬后辈的懦弱，后者则进一步形象化地揭示了种的退化的根源和最终结果。

不同于传统历史小说的正史描述，“新历史小说”所展现的是带有野史意味的民间历史，是作家们精心筛选和整合的历史印象。民间视角成为他们首选的叙事视角，民间立场成为他们的主要立场。在莫言的“新历史小说”中，常常存在一个“我”的叙述者形象，“我”在历史与现实间不停转换，用最朴素的“讲故事”方式向读者传递着自己与历史的空间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