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叫史秀莲，关注养老问题已经十多年了。
起因是从2003年开始，我走访了很多苏北农村，看到了无数留守儿童，那时我觉得能为他们做很多。但当走访的次数越来越多，我发现留守老人或许是我未来要更想要去关注的群体。儿童至少是家里最被关心的对象，但是留守老人会生病、会有突发情况，却常常无人问津。尤其空巢独居老人的风险是较大的，他们的日常有谁可以关注到？
带着对于养老问题的关注，我一直尽力去做一些相关的志愿服务。在一次调查走访中，我看到一个老人的家里用砖头抵着大门。走进去问他，老人说：“因为我上一次在家里摔倒了，手机不在身边，也没叫到人，因此耽误了治疗，下半身到现在还动不了。我怕以后还会有这种情况，就把门开着，有事我好喊。”
我看他家庭条件不错，就问他为什么不去养老院？他告诉我，如果我去养老院了，左右邻居一定会说我儿子不孝的。而且听很多人都说，去了养老院，日子就不长了。听他这样讲，我心里挺难过的，他们默默承受着传统观念带来的养老孤独和生活的无助，却还要为子女的“名声”而坚持。
即便有半失能的情况，只要家里顾得上，都愿意选择在家。但是作为子女会去思考，在工作很忙甚至身在外地的情况下，谁来为家里的父母提供照护工作？希望他们能进养老机构，但是父母不愿意去，怎么办？如何改善这样的情况，是我经常去想的一个问题。那段时间，我经常在社区里组织一些有爱心的叔叔阿姨们，一起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志愿服务。就在自己小区的范围里，有老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去帮一把，比如陪他聊聊天，偶尔电视机坏了，帮他去看一下是什么问题，找人修一下。
很简单的工作，让我们觉得很充实，很温暖。但是后来发现，我组织了好几场活动，有一对志愿者夫妇一直没有出现过。联系了阿姨才了解到，原来重阳节的时候，她和爱人做了很多好吃的饭菜，用保温桶送到了养老院。结果其中一个奶奶把保温桶扔到地上，口里面说着“你想毒死我”。当时她觉得很诧异，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虽然护理人员解释说对方是老年痴呆患者，但这对夫妇依然觉得以后真的不能住养老院。
他们开始对养老产生了恐惧。我心里面五味杂陈。因为我们做这件事，就是为了让更多人在老去的过程中更自信、安心，怎么还让人愈发伤感？这些经历都让我思考，如果我们有一套正规的、互帮互助的养老系统，是否就可以把志愿服务规范化起来？那怎么做才能让大家觉得值得参与，而且没什么负担？
02. “时间银行”从零到一
在这样的问题驱使之下，我开始寻找可以参考的案例和执行方式，并搜索到了“时间银行”这一理念。“时间银行”于1980年由美国的卡恩教授提出，倡导将自己为别人提供服务的时间存储起来，在需要的时候，用这个时间积分去兑换别人给自己的服务。
“时间银行”的创立者埃德加·卡恩（Edgar S. Cahn）通过进一步查阅资料，我发现原来除了在美国，在日本、英国、法国等地，都有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开展工作。在美国，它以志愿服务的形式存在，并且形成了“时间银行”联盟，很多社会爱心人士和力量都参与了进来。那如果我们也这么去做，是否能达到同样的效果？我先询问了自己身边的朋友，受到了很大打击。
他们都说，何必呢？我们现在压力都那么大，难得休息一下，还要去为别人提供帮助，而且我们才二十几岁，现在存储了时间，要等到60岁才能用，到时候谁来承认我这个时间？好像说得都挺有道理的，但我觉得既然有那么多发达国家能用的概念，为什么在我们这边不行？所以我们又一个个社区去走访，一户户老人去沟通，听取他们对这个模式的看法。我问了很多中老年人，大部分都非常认可，也问了很多有小孩的家庭，年轻的爸爸妈妈也很认可，这给了我无限的信心。后来在推动这项工作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成了时间银行第一批志愿者的基石。
史秀莲在社区走访时间银行至少要解决老年人真正的需求，他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在走访的过程中听到了很多声音——很多有病的老人不方便出行的话，吃饭问题怎么解决？买药怎么解决？复查怎么解决？一些全失能的老人因为还有伴侣在身边，还不需要去养老院，但是洗澡的时候，伴侣一个人搬不动怎么办？有了愿意参与的志愿者和想要解决的具体问题，2017年，我们选择南京市鼓楼区作为时间银行的试点。
选择在鼓楼区是因为它的几个特点：它是南京的老城区，老年人口比例比任何一个区都要高；这个区本身地域小，能够提供公共服务的空间相对较少，如果老人选择居家养老，就更需要上门提供服务；而且省政府、市政府都在鼓楼区，如果能够得到这样一批高知高干、更容易接受新生事物的人们的认可，那么我们在其他区域推广就更有信心和底气。
时间银行的大规模开展，一定离不开政府主导。所以我们当时联系了鼓楼区民政局，副局长说，只要你想做，我就支持你做，因为这件事情是政府花小钱办大事的好事，你如果有勇气，我会陪着你一起走下去，但前提是得把所有的机制建立好。因此，我们选择了1:1的时间兑付模式，强调“以时间换时间、以服务换服务”，时间面前人人平等。工作就这样逐渐开展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