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8月25日星期天，上海虹口区。

知名女作家戴厚英( 也是一名退休教授），19:00多被发现在家中遇害，终年58岁。

一同遇害的还有她的亲侄女（弟弟的女儿），侄女当时年仅19岁。

这一年的5月，戴厚英的书《性格 命运 我的故事》，第3次印刷。

这本书的首版时间是1994年4月。因为销量不错，所以又加印了两次。

在80年代，戴厚英就凭《人啊，人》这部小说，在文坛绽初露光芒。

她不仅是一个知名作家，还先后在复旦大学、上海大学担任中文系教授。

戴厚英与侄女遇害的时间是下午3:30--5:00，她们住的地方并不偏僻，是公寓楼，有不少老师住在这个小区。

在大白天入室行凶，杀死两人，凶手胆子也太大了！

随着警方深入调查，发现凶手大大出乎意料！

1996年这一年，戴厚英58岁。

她曾在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当教授，也是一个颇有名气的女作家。

戴厚英当时居住在上海一套三房一厅的房子里，房子在二楼。

她的女儿80年代末就到了美国留学，戴厚英离异多年，所以，这套宽敞的房子，她一个人。

案发前，戴厚英的侄女（弟弟的女儿）和她居住在一起。

戴厚英出生在安徽颍上县一个普通家庭，家里兄弟姐妹众多，她从小就酷爱读书。

1956年，18岁的戴厚英考上了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她是家族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

4年后，她被分配在上海文学研究所工作。

工作后，戴厚英与中学时期的一个男同学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丈夫当时在芜湖工作。

这段婚姻在女儿4岁的时候解体了。

“文革”时期，戴厚英与上海诗人闻捷曾陷入过恋爱。（当时闻捷处于丧偶状态。此前，他的妻子因不堪迫害而选择自杀。）

不过，两个在文学上极有造诣，且相互欣赏的两个文艺青年，最后没能修成正果：

闻捷没能熬过文革，他也追随妻子，选择了自尽这条路。

这段恋情后，满心伤痕的戴厚英就一直单身。

1979年，戴厚英调至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一年后，又调至上海大学中文系任教。

戴厚英一人既要忙工作，又承担着照顾女儿戴醒的职责，其实身上担子不小，但她给人的感觉是非常干练、乐观而坚强。

好在女儿戴醒非常上进，她在复旦大学读了研究生，然后又申请到美国读博士。

之后戴醒就在美国工作、结婚，安家。

在女儿的邀请下，戴厚英曾去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但她后来还是选择回到国内生活。

在案发前几年，戴厚英对佛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还经常随身带着一串佛珠。

谁能料到，如此清心寡欲的一个人，竟然在家中遇害。

报案人是戴厚英的弟弟。当时是8月25日，星期天。

这天傍晚7点多，戴厚泉和妻子按照约定，来到姐姐戴厚英家。奇怪的是，敲门好几次，都无人应答。

他们此行也是来看望独生女戴慧，戴慧当时和姑姑戴厚英住在一起。

下午3点的时候，戴厚泉接到姐姐的电话，让他们晚上来她家吃饭。

不过，3:30左右，戴慧的妈妈给戴慧打了一个电话，说晚上要去戴慧的外婆家吃饭，吃了饭后再来看望她们。

戴厚泉大喊姐姐与女儿的名字，也没有任何回应。

“难道她们临时出门了？” 戴厚泉与妻子嘀咕着。

戴厚泉和姐姐关系很近，戴厚英曾经对他说：自己经常忘记带钥匙，所以，将一把备用钥匙放在隔壁单元楼的吴教授那里。

戴厚泉就到吴教授那里，拿了备用钥匙开门。

没想，刚进门打开灯，他就大惊失色！

只见姐姐戴厚英躺在客厅地上，头部有很多血迹，

身边是一大滩鲜血。

他和妻子吓得惊叫起来。

戴厚泉的妻子飞快地冲到女儿居住的小房间，只见戴慧也倒在地上，

浑身是血！

地上也有很多血迹！

夫妇两人被眼前的惨状吓得瘫软，头脑一片空白。

他们用颤抖的声音，请求对门的邻居帮忙报警。

警车立刻呼啸而来，负责办案的警察将现场封锁了。

案发现场一片狼藉。

1、 客厅里的茶几被掀翻，茶几旁有一把带血的菜刀，非常醒目。

储物柜的抽屉都被打开，书信和衣服被扔了一地。

2、戴厚英的遗体位于客厅，她一只脚穿着白色皮鞋，另一只脚是光着的。

没穿的那只鞋，在门口处的位置。

头部、颈部伤口明显，致命伤应该是在脖颈处。

3、戴慧的遗体位于小卧室里。

她的致命伤也在脖颈处，这一刀深达颈椎，颈部的总动脉被斩断。

除此之外，她的颈部发现了被扼掐的痕迹。

戴慧的遗体旁边有一根1米多的木棍，上面有戴慧的指纹。警方推测，戴慧在生前应该用这根木棍与凶手进行了搏斗。

4、客厅以及卧室、书房，都提取到了带有血迹的鞋印，从样式推断，是男鞋。

经鉴定，这些鞋印是同一个人的。

5、现场还发现一只上面有血迹的空钱包。

以及一个带血的花露水瓶子。

6、客厅餐桌上，有两个倒了白开水的茶杯，

一个杯子的水少了一小半，看样子是被人喝过。

被喝过的那个茶杯，经戴厚泉辨认，这是女儿专用的茶杯。

戴厚英很讲究卫生，她自己喝水的杯子与客人用的杯子是分开的。

戴慧住进来后，她也有自己专用的茶杯喝水。戴厚泉多次见女儿用这个茶杯喝水。

由此可见，这个凶手进门后，戴慧还给对方倒了一杯白开水，警方据此判断，这应该是一个熟人。

警方将这个杯子拿去检验，不过，发现上面并没有留下其他人的指纹。

案发时，客厅地上散落着一些零食、水果，旁边还有购物袋。

在购物袋里，警方找到了一张超市的购物小票，上面有购物时间，根据这个推测，戴厚英是去超市购物回来后遇害的。

法医鉴定结果如下：

戴厚英全身一共有50多处锐器伤痕，这些伤口分布在头部、脖子、以及手臂等部位。

致命伤在脖颈处，颈部有20多处伤口。

她的双手有很明显的抵抗伤，应该生前与凶手进行了激烈的搏斗。

另外，办案人员在戴厚英的卧室一个装衣物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双又脏又臭的袜子，

这双袜子上有明显的血迹，警方推测应该是凶手留下的。

袜子又脏又臭，说明嫌犯不太讲究卫生。

现场带血的钱包是空的，可见，凶手是为了劫财而来。

根据戴厚泉向警方提供的信息，姐姐家以下财物不见了。

有三张存折存单不见了：

一张500美元的定期存折（相当于4000多元人民币）

一张800元的活期存折。

一张即将到期的2000元定期存单（是以戴慧母亲的名字存入的）

另外，有几样首饰不见了：

一只景泰蓝手镯，

一根银色手链

一根镀金项链（属于戴慧）。

还有一知女士机械手表（不是新的），以及一部随身听，不见了。

警方据此判断，凶手应该是为了劫财行凶。

96年那会，案发小区没有安装监控，小区门卫管理也不如现在这么严格。

这些给破案带来了不少难度。

警方只能采取走访附近邻居的方式来寻求线索。

警方一共走访了将近600户居民，大部分居民表示不知情。

有少数邻居反映：在案发当天下午3:30到4点之间，戴厚英家里传来争吵声以物品倒地的声音，其中有男人的声音。

还有邻居反映：当时还听到了女人的叫喊声。但当时以为是吵架，然后上升到动手。

一个12岁的小学生，提供了一条线索：

当天下午3点多，他在弄堂里滑旱冰，这个弄堂与戴厚英所住的单元楼很近。

他看见一个穿着红色衬衫、有络腮胡的男子进入了戴厚英家的单元门。

这名男子身材中等，有点秃顶。

从死者家里门窗完好这个情况分析，凶手当时很顺利就进入了戴厚英的家，那么，凶手极有可能是与戴厚英或者戴慧相识。

警方成立了近200人的专案小组，来负责此案的破案。

警方决定从戴厚英和戴慧生前的人际关系来寻求突破点。

戴厚英在20多年前与前夫离婚，然后一直单身。

除了同事，她结交的人多是文艺界的，但来她家里做客的人不多。

邻居和同事反映：戴厚英是个很小心谨慎的人，有陌生人来访，她从不轻易开门。

案发前，她回了老家一趟，还在老家捐了款。

戴厚英的侄女戴慧，是戴厚英弟弟戴厚泉的女儿。

戴厚泉当时在安徽颍上县南照镇担任副镇长，他的妻子（即戴慧的母亲）是到颍上县插队的上海女知青。

戴慧在初中毕业前，一直生活在安徽。初中毕业时，父母将戴慧的户口迁到上海，户籍就落在她的外婆家。

到了上海后，她就住在上海卢湾区的外婆家。后来，戴慧考入了上海一所职业技术学校。

在这所学校上学后，戴厚英和弟弟沟通后，决定让侄女戴慧来自己家里住。这估计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1、戴厚英一个人住三房一厅的房子，很宽敞。

生活方面，戴厚英与侄女能够相互照应。

2、随着戴慧年龄的增长，她继续住在外婆和舅舅家，可能不太方便。

戴慧住在戴厚英的家里，上学更方便。

3、戴厚英文化程度比较高，能够给予侄女一些指导。

案发前一个月，也就是1996年7月，戴慧刚刚毕业，只是在一个商场实习过，还没有开始正式上班。戴慧的同学和老师表示：

戴慧在校期间品学兼优，曾担任过班干部，

性格开朗，与同学关系融洽，人际关系简单。

因为家教比较严格，戴慧人际交往很简单，没有与社会其他人有过多的交往。

戴厚泉对警方说了一件女儿的事：

有一天，戴慧在戴厚英家里，接到一个男生的电话。

戴慧不小心摁了免提键，戴厚英听到了电话中男孩的声音有些油嘴滑舌。

戴厚英事后狠狠地批评了侄女戴慧几句，说她现在主要任务是好好学习，不要结交一些不三不四的人。

这个事，戴厚英后来也与自己的弟弟沟通过。

戴厚泉也很支持姐姐的做法，觉得她对自己女儿管教严格一点，是好事。

这之后，戴慧就不敢让男生往姑姑家打电话了。

戴慧刚刚从学校毕业，还没正式上班，人际非常简单，警方推测，戴慧结交了什么不好的人的可能性比较小。

警方开始把目光聚焦在在戴厚英生前的人际关系上。

戴厚英退休前的职业是大学老师，还出版了一些作品，主要是随笔、小说类。

有没有可能曾经得罪了什么人?

戴厚英离婚20多年，一直没有再婚，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

她曾交往过别的男人，或者正与异性交往，然后有人盯上了她的财物？

或者是因情生恨，只是伪造成劫财？

当时，香港一家媒体，称戴厚英遇害“不排除情杀”。

案发前，戴厚英刚给老家捐了一笔款，她曾多次给老家的学校捐款。

会不会老家的某个人知道她经济条件不错，然后来到她上海的家中行凶？

8月26日，专案组派了十几人，开车前往戴厚英、戴慧的故乡----安徽颍上县调查。

戴慧小学和初中都是在颍上县读的，到了上海后，她与老家的同学一直有保持联系。

戴慧认识的人当中，到上海求学或者工作的人，并不多。这些与戴慧有联系的人，都一一排除了嫌疑。

案发现场被封锁后，侦查队一直在现场搜集线索。

通过8天的现场勘查，专案组又有了一些新的发现：

1、从现场留下的鞋印判断，该男子身高中等，估计一米7左右，

另外，警方通过这种鞋印，锁定了该鞋可能的品牌，是一种便宜的低档鞋。

警方据此推断，该男子经济条件不太好。

2、 戴厚英卧室里有一个写字台，抽屉被锁了。

有明显被撬的痕迹，不过没被撬开。

说明凶手曾试图撬开这个锁，但没撬开，估计是因为技术不够，或者着急逃走。

3、 戴厚英卧室的一堆衣服中，有一双带血的男士袜子，袜子很脏，很臭。

警方推测应该是凶手留下的。

警方推测应该是初犯。通常，有经验的嫌犯，不会把个人物品遗留在现场。

4、 痕迹专家还在现场提取到了指纹信息：

在戴厚英卧室衣橱板上，以及戴慧的眼镜上，提取到了数枚指纹。

可以确定的是，此人左手拇指指纹是双箕纹（这种指纹比较罕见）。

戴厚英是知名作家，这个案件被报道后，一石激起千层浪，高层相当重视。

当时，领导要求上海警方在国庆节前破案。

专案组一度压力也很大，没日没夜地搜寻各种线索：

1、加大力度盘查戴厚英和戴慧生前社会关系中的可疑人员，尤其是两人都认识的人。

包括她们在安徽老家认识的人。

2、案发现场丢失了几个存折，后续凶手极有可能拿着存折去取钱。

专案组派人有相关的银行网点守候，一旦有人拿着遗失的存单来取款，立即抓捕。

戴厚英在复旦大学和上海大学工作过，学生很多。

她家里保存了1000多封信件，书信交流是她与外界沟通的一个重要方式。

专案组还找到了戴厚英的通讯录，还有一些名片。

统计下来，她生前交往的人，一共有1600人！

要一一排查，简直是大海捞针！

案发三天后，戴厚英的女儿戴醒和丈夫从美国赶回上海。专案组组长与戴醒做了一次深度沟通。

戴醒提到，母亲有记日记的习惯，这个习惯保持了很多年。

专案组听了，心想：或许可以从戴厚英生前的日记本里，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

专案组于是提出，是否可以调看戴厚英的日记？戴醒起初不同意，毕竟这是母亲的隐私。

不过，在专案组说明原因后，她最终还是同意了，但只允许一名警员查看，并且要求该警官对日记中与案件无关的内容保密。

戴厚英的日记本非常厚，从80年代一直记到了案发前。

负责查看日记的施警官，仔细地翻看着这本日记。

当读到戴厚英写于1996年4月的一则日记时，他隐隐感到有一个与戴厚英有来往的人，他们之前忽略了。

戴厚英在日记中写道：

中学时代的语文老师李老师（日记中有写全名），今天托他的孙子陶锋，将一封信带给我。

信中托我在上海为他的孙子找一份饭店厨师的工作。

她还写道，自己不认识什么饭店的人，但碍于老师托她办事，她只能替他想想办法。

透过这篇日记，专案组调出了戴厚英生前的信件。

1996年4月，戴厚英的确收到一封来自安徽李老师的信。

信的大意就是：我的孙子陶峰来上海找工作，他文化不高，有厨师的经验，恳求你帮忙找一份饭店厨师的工作。有机会的话，欢迎来界首市做客。

这封信的背后，留了一个上海的地址：呼玛一村206号202室。

当晚， 专案组立即派人到呼玛一村206号202室。

当时，该房间有住人，是陶峰曾经的室友，他说陶峰在8月底已经离开上海，回了安徽老家。

几天前，他还接到陶峰的电话，陶峰说自己在安徽界首市的一家酒店里当上了厨师长。

警方向陶峰的这个室友进一步了解情况。

陶峰是今年4月来到上海的，不知什么原因，他一直没找到固定的工作，去上班几天就不干了。陶峰还曾向他借过100多元。

警方又问8月25日那天，陶峰去了哪里？他那天有什么异常吗？

这个室友说：8月25日那天下午，陶峰什么没带就出门了。

等傍晚回来的时候，带回来一个随身听，还将之前借的100多块元还了。然后就说自己有急事马上要回安徽去。他从一个老乡那里弄到一张票连夜回了安徽。

警方又问陶峰在此之前有什么异常吗？

陶峰的室友说，陶峰曾提过，自己想弄点钱，然后去台湾。

警方又询问了陶峰的外貌特征，有络腮胡子，1米7左右，体格健壮，这些都与那名12岁的小学生描述的一致。

调查到这里，专案组心里基本已经有了底。

专案组很快就将陶峰的情况摸了个一清二楚：

他是安微省临泉县人，家住临泉县宋集中学内。

他的爷爷李某曾经在颍上县一个中学担任过语文老师，后来还当上了教导处主任。

戴厚英曾经是李某的学生。

陶峰的父亲也曾是一名教师，当时已经退休。

那么，陶峰为何和爷爷不同姓？

原来，爷爷李某在文革期间被划为右派，陶峰的奶奶就带着儿子改嫁了。

改嫁的这户人家，姓陶，所以，陶峰的父亲此后改姓“陶”，

陶峰的父亲成家后生了两个儿子，陶峰是次子。

透过戴厚英的老师李某，专案组得知陶峰此时在界首市昌盛酒店上班。

9月15日上午，当抓捕小组到达酒店后厨时，陶峰头戴厨师帽，正在炉灶旁颠勺，忙得热火朝天。

他脚上穿的皮鞋的鞋印和案发现场的鞋印高度吻合。

他的左手拇指，刚好与现场提取的双箕纹一致。

陶峰的牛仔裤口袋中，搜出了戴厚英家里失踪的那张2000元的定期存单（是以戴慧母亲名义存入的）。

在被押上警车时，陶峰承认戴老师就是他的。

在审问时，陶峰交代了自己的作案过程。

8月25日下午3点多，陶锋来到了戴厚英家，他按响了门铃。

因为陶锋此前来到这里，一人在家的戴慧，开了门，让陶峰进来了。

陶峰进门后，戴慧还给她到了一杯水。

4月25日，陶锋带着爷爷写的一封信，第一次来到了戴厚英的家。当时，戴厚英热情地接待了他。

之后，戴厚英给陶峰介绍了一份工作：是到一个上海人开的餐厅里当厨师。

但陶峰没上班几天，就被上海老板解雇了。

在8月25日案发前，陶峰一共去过戴厚英家几次，所以戴慧也认识他。

他曾向老乡提出借1万多元，说自己想偷渡到台湾。但老乡说自己手头也紧张，没借给他。

到了8月25日这天，他决定去戴厚英家借钱。

当时戴慧一个人在家，因为认识他，所以就给他开了门。

陶峰进门后，戴慧说戴厚英去超市买东西去了，戴慧给他倒了杯水，然后让他看电视等会。

戴慧此时估计姑姑应该很快就回来了，所以就将他请进了家门。

当陶峰在客厅等待的时候，戴慧不仅给他到了一杯水，还与他还聊了一会儿天。

在聊天中，陶峰知道戴慧刚从学校毕业，正在一家商场实习。

陶峰对警方说：看到戴慧找工作很容易，且工作很轻松，他心里顿时滋生了不平衡的感觉。（阴暗的嫉妒心作怪？）

下午3：30左右，戴慧到房间接了一个电话，是她的妈妈打来的。

陶峰此时内心开始有了一个黑暗的念头。

他事后对警察说，当时电视里正播放上海下岗工人再就业的新闻，让他内心很受触动。

来上海的这段时间，他曾到两家饭店上班，但都只干了几天，就被解雇了。

他觉得是上海的饭店老板在刁难他。

但仅仅是这个原因，与他起心动念去伤害戴慧之间，没有逻辑上的关联。

唯一可以解释的是，他是为了泄愤，以及不择手段抢到钱。

戴慧当时刚刚毕业，只是在实习，还没正式参加工作，她对陶峰的接待也颇为礼貌，应该没有言语刺激到陶峰。

陶峰后来交代：戴慧刚放下电话，她就扑了上去。戴慧此时非常吃惊，喊着：‘你想干什么？”

陶峰说他卡住了戴慧的脖子，直到她昏死过去。

戴慧晕了过去后，陶峰就开始翻箱倒柜，希望找到现金和值钱的东西。

但是，陶峰说自己最初来戴厚英的家是为了借钱。他这么说，极有可能是为自己辩解，证明自己是临时起意杀人，不是蓄意杀人。

从计划借钱，到杀人抢钱，这个心理转变是突然发生的吗？

正当陶峰在翻找值钱的东西时，他听到门外有插钥匙开门的声音。

他心想戴老师回来了！ 他在客厅茶几上顺手抄了一个花露水瓶子，躲在门背后。

戴厚英刚进门，躲在门后的陶峰，就将花露水瓶子向她头上砸去，还死死地扼住她的脖子。

戴老师看见是陶峰后，她万分诧异，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 ”

但是，陶峰并没有停下来，他当时脑子里只想到一点：

不能留下活口，否则我就死定了。

之后，他到厨房拿了把菜刀，然后向戴厚英的头部和颈部乱砍。直到戴厚英无法动弹。

陶峰朝受害人脖颈部处砍了多刀，可以推断他的意图是要致受害人于死地。

戴厚英临死前对陶峰说了一句：

“陶峰，你会后悔的！”

等戴厚英躺在血泊中，没了动静后，陶峰听见戴慧在的房间传来声响。

他猜想应该是戴慧醒过来了。

他当时只有一个念头: "不行，不能让她活！"

他立刻往戴慧的房间冲去。戴慧在房间里锁住门，还拼命顶住门，不让陶峰进去。

但是，房门上留着钥匙，戴慧力气小，陶峰没几下就推开了房门。

进入房门后，他挥舞着手中的菜刀，毫不留情地向戴慧劈去。

戴慧曾拿着一根1.2米的木棍，拼命反抗，但无济于事。等戴慧没了动静后，陶峰才停止。

之后，陶峰开始拼命地翻箱倒柜，他找到了几个存折，还有一些并不贵重的首饰、一块旧手表、一个随身听。

为了能将存折上的钱取出来，他还将戴厚英和戴慧的身份证拿走了。

有些抽屉有锁，他试图撬开锁，但也许是时间不够，或者没找到合适的工具，没能撬开。

等拿到这些东西后，他洗掉了身上和鞋子上血迹，还找出了一条自己能穿上的裤子，然后才离去。

因为袜子上沾染了血迹，他当时脱了下来，扔在衣服堆里，走的时候可能太匆忙，他没来得及处理。

据陶峰交代，他离开戴厚英的家时，还在戴厚英的尸体前跪了下来，说了句：

“戴老师，我对不起你！”

庭审时，辩护律师为陶峰辩护，辩称陶峰杀人是临时起意，不属于有预谋的故意杀人，建议酌情量刑。

但公诉方了解了案情后，觉得此案是一起恶性杀人事件，建议从重判刑:

陶峰杀人手段残忍，存在很深的主观恶性、

并且后果极其严重。

为了拖延审判时间，陶峰还写了几封检举信，比如：

一个修车行的老板养了十几个小偷，专门偷别人的车子，然后偷来转卖。

安徽某地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其实是伪造的，背后是一起杀人事件。

但经过核实，检举内容是捏造的，只是为了拖延审判的时间而已。

一审结束后，陶峰以抢劫罪和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

陶峰提出了上诉，但二审依然维持原判。

当年12月底，罪大恶极的陶峰，被执行了枪决。时年27岁。

他抢得的财物，有3张存折，取出来的也就800元。

手表是旧的，那部随身听也不值几个钱。

陶峰的家境在当地来说，并不是很差。

爷爷和父亲都是退休老师，都有退休金。陶峰是家里的次子。

也就是说，真的一时经济困难，或者想借路费到台湾打工，他可以找父亲、哥哥求助。

1996年，只要勤劳肯干，不怕吃苦，在上海找一份养活自己的工作并不难。

陶峰在到上海找工作的那几个月里，他到底经历了什么？让他变成了一个恶魔？

照他的说法，两次上班，他都是干了没几天，然后被上海人炒了鱿鱼。

他说自己最初到戴厚英家，是为了借钱。

但是到了戴厚英家后，他被一种奇怪的念头支配，决定抢走一些值钱的东西。为此，他将戴慧掐晕了。

他对警方说自己当时拿刀杀人，是因为头脑里有一个念头：

“不能留活口，她活，我就死定了。”

为了一点点财物，他以非常残忍的手段，结束了两个人的生命，

其中一人还为曾他介绍过工作，算是对他有帮助的人。

戴厚英生前对行凶的陶锋说： 你会后悔的！

如果当时他能及时收手，不会落得判死刑的地步。只是， 到了后来，他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了。

当陶峰的爷爷得知陶峰杀害了戴厚英，他捶胸顿足，大骂道：

“简直禽兽不如！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戴厚英是个很谨慎的人，一般陌生人她不会开门，但是，陶峰的爷爷是姜厚英中学时期的老师，面对老师亲自写信让自己帮孙子找工作，

她无法拒绝。

正是这个原因，戴厚英很信任陶峰，几次让他到自己家中。

戴慧也是因为此前在姑姑家里见过几次陶峰，所以对他也比较信任，然后在自己一个人在家的情况下，给陶峰开了门。

有恩师孙子这一光环的加持，戴厚英与侄女对他毫无防备，

没想到，他竟然是个十足的恶魔！

戴厚英的侄女当时年仅19岁，可惜了，一个在花季的女孩，就这样香消玉损。

她是父母的独生女，父母承受的悲痛，可想而知了。估计余生都走不出这样悲痛。

那个年代，居民楼没有监控，保安也极少，几乎没有目击证人（只有一个小孩看见一个男子当天进入了死者所在的单元楼。）

警方能够仅用20天就破案，背后付出了难以想象的时间与精力，还请了痕迹专家介入。

如果不是戴厚英有写日记的习惯，这个案件可能没那么快抓到凶手。

总之，老年女性，以及很年轻的女性，单独在家时，对于上门来拜访的人，一定要多个心眼。

不是知根知底的人，最好不要带到家里。有事需要当面沟通，最好选在公众场合。

END 点个赞吧，谢谢你的支持！

参考信源：

《女作家在上海的公寓中遇害，刑警总队长回忆案情》 景德镇南河公安 2021.8.25

《女作家之死》法治周末 2019-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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