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倒黑白的诬陷
前面已经说了，在秦城监狱中，专案人员对我提审最多的两个问题之一，是东江纵队和骆凤翔的关系问题。这当然也是为了要证实“东江纵队是叛徒、特务、土匪部队”，“曾生是叛徒、特务、内奸”来找材料，找证据的。说我是“日本大特务”，纯属无中生有，是为了对外欺骗群众而捏造出来的，所以不敢拿这个问题来审问我。而我和骆凤翔确是有过两次接触，他们就以为找到了“宝贝”，要深挖猛追。当专案人员一提到我和骆凤翔的关系时，我就明白是什么回事，心中很坦然。因为我和骆凤翔的两次接触都是按照党组织的布置去进行的。党组织完全了解事情的经过。所以不管专案人员提审几十次、上百次，也不管他们如何训斥、责骂、威吓，我的“口供”都是一样的。
我和骆凤翔的第一次接触，在本回忆录第四章已作了叙述。骆凤翔是广东省博罗县一名土匪出身的国民党军官。
一九三九年初任第四战区第三游击纵队司令。一九三九年春，我陪同“南洋英荷两属惠侨救乡委员会”的代表到惠州和博罗慰问时认识了他。根据上级党的指示，我向他提出发给我们部队一个番号。大约过了一个月，番号发下来了，叫做“第四战区第三游击纵队新编大队”，但是不给粮，不给铜，只是一个空头的番号，而且还限定只能有两个中队的编制。本来我们就不依赖他发粮饷，但在当时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形势下，有一个合法的番号，对于我们发展抗日武装力量，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还是很有好处的。至于我和骆凤翔的第二次接触，那时主客之势就完全不同了。一九四O年第四战区第三游击纵队司令部被撤消，国民党给了骆凤翔一个中将参议的虚衔。一九四四年冬，骆凤翔受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的委托，以他私人的名义写信给我，要求同我会面。我和东江纵队政治委员林平同志研究后，认为和他会面没有什么坏处，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做做他的工作。于是回信同意他来，并在坪山竹园村接见了他。会见时，骆凤翔提出国民党方面可以收编东江纵队。我当即拒绝。当时，我这样讽刺地对他说:你是国民党领导下的，五年前，你是一位少将纵队司令。那时，你有两个支队，还有几个独立大队，又有惠阳、博罗两个县的地盘，很是威风!但是，现在你仍然在国民党领导之下，却是个无兵司令，光棍一条，真是今非昔比呵!五年前，我在你那里当个大队长，限定只能有两个中队，还要饷械自筹。一九四0年三月离开你们之后，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要兵有兵，要枪有枪，还有很大的地盘，能发展多大，便发展多大。现在我当纵队司令了，人民群众很支持我们。你看我们多么威风!你说由共产党领导好呢?还是由国民党领导好呢?我说还是由共产党领导好。我劝你认清形势，今后做一些对国家对人民有利的事。骆凤翔听了我的话后脸都红了，默默地点头，表示赞同我的意见。停了片刻，他说:那个问题不谈了;国民党乱七八糟，包私走私，发国难财，贪污腐化，以后我也不想干了，将来和你们去抗日。最后，装出了一副可怜相，向我诉说他的生活困难，希望给他一些钱作路费和生活费。会见后，我问林平同志该不该给他一点钱?林平说:“给，当作和他交个朋友。”他离开坪山时，我叫人给了他一点钱，以后就再没有联系了。
我在坪山与骆凤翔会见的事，林平同志曾将经过向党中央作过报告。一九四六年春，中共广东区党委发言人为了驳斥国民党广东当局散布广东没有中共武装的谰言，在香港《华商报》发表谈话，还谈到余汉谋派骆凤翔来和我会谈的事。上述的这些情况，我不知反复了多少次向专案人员作了陈述，并写了书面“交代”材料。如果是实事求是地进行调查的话，这个问题是很容易搞清楚的。可是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办案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弄清问题，而是要把水搅混，造出“罪证”。
这里要说一下，“曾生专案组”的工作人员，他们服从组织分配，进行内查外调，工作确是也很辛苦。有的人出于盲目的“忠诚”，按照林彪、康生这些野心家、阴谋家的意图力、事，为了使专案出“成绩”，就不惜歪曲事实，颠倒是非，把我定为“叛徒”、“内奸”。但是也有的同志保持清醒的头脑，比较实事求是地办事，就能看出事情的真相。下面摘录曾经参加“曾生专案组”工作的、原公安部一位同志于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五日在中央专案人员轮训班写的《哲学学习小结》，和一九八四年三月写的《整党自我检查提纲》中的几段话，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出当时办案的内幕。
“我一九七一年五月中旬从干校回来，学习一段时间，六月上旬分配去中央专案三办。专案审查对象是原广州市市长曾生同志，这时已经关押近五年。原来的两个组长和组员都是广州军区的干部，我们同时来的共三位同志。从六月中旬开始工作，到九月下旬约一百天时间，我做了三件事:
一是翻阅材料和参与研究案情。大约用了两个月的时间看了‘曾案’的所有材料。研究案情时，原专案组长介绍说:‘曾案’叛变投敌问题已肯定，内奸问题也基本肯定……二是跟随副组长参予一次‘询问’……三是去广州索取骆凤翔的‘证明’材料。骆凤翔原是国民党少将，他供认曾生‘叛变投敌，充当内奸’，被专案组认为是专案定性最关键的证明材料。”
“我去广州后，看了骆所有的交代材料，发现前后交代截然不同。后来交代说曾生‘叛变投敌，充当内奸’，‘明着是共产党的人，暗地里是国民党的人。’”“前一阶段从来未谈投敌叛变问题，后来急转变，甚至说是内奸。原因在那里?经深入了解，原来是专案组有人向骆指出:不老实交代，要停发你的工资。骆一家四口，靠他的十四级工资生活。这样，他哭了，说要老实交代。从此，要什么有什么，步步升级。”
“专案组整理出材料，不管问题大小，他听了都说是他的交代。”“经和骆接触，这位八十二岁的老人，说话已颠三倒四，一会说曾生在船上接见他，一会说曾生出海打鱼。问他‘曾生是共产党、国民党?’他说:‘是国民党。’再问他‘曾生是国民党、共产党?’他又说:‘是共产党。’这样的‘交代材料’怎么能作证据使用?为了进一步弄清问题，我又同骆凤翔专案组长李XX等人去粤北，找被关押审查的原广东省委书记，前东江纵队政委尹林平同志作调查。他说，当时曾生同骆谈后曾向他报告过，商谈没有结果。他还向中央作过报告，并给我们写了书面材料。我于九月二十七日晚回到北京，第二天知道已传达林彪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乘飞机叛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摔死的事件。不久，我向组里简要汇报了上述材料和看法后，就到中央林彪专案组去了。”
对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搞专案审查是为了什么目的，还是看这位同志在经过学习以后怎样说吧。他在《整党自我检查提纲》中写道:“我在中央专案三办曾生专案组具体工作过程中，总的看还是实事求是的，但是也有问题，有值得吸取的教训。问题就是把林彪、‘四人帮’对老干部的迫害，
当成一般审干去看待，只注意了解审查的‘问题’有无事实根据，没有注意这些同志该不该审查，该不该这样审查;对这种‘先定性后调查，先抓人后调查’违犯党的政策原则的作法，虽然也有些看法，但没有认识到是错误的，而只当作‘文化大革命’这种特殊情况下出现的特殊问题。”“后来在办理林彪专案、‘四人帮’专案过程中，多次接触到原一、二、三办的受害人员、受害人员的家属以及林彪、‘四人帮’一伙插手专案审查，残酷迫害老干部的事实和材料，逐步认识到专案审查中的不少问题，如随意抓人，栽赃诬陷，摧残人身，株连无辜等，但还认为这种严重问题只是局部性的。
认识到专案审查是林彪、‘四人帮’迫害老干部，篡党夺权的工具，是在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江青反革命集团两案审判之后。特别是六中全会决议发表之后，专案审查的性质进一步明确了。这种专案确是为林彪、‘四人帮’迫害老干部服务的，是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工具。”“我对于党中央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重大决策是积极拥护和支持的。这是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解决‘文革’遗留问题必不可少的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