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产队不大，只有三四十户人家，百十来号人。所好的是我们生产队人均土地不少，在1.2亩以上。队里不仅棉花种植面积大，还种得特别好。队里的猪场每年都有100头以上生猪出栏销售。还有养蚕，我们生产队也是全大队名列前茅的。加上队里的豆腐坊、面店、粉坊，我们生产队的劳动日工价（一个壮年劳力一天的工分数一般是十分工）基本都在一块以上，这在当年是个了不得的数字，绝大多数生产队的劳动日工价只有几毛钱、几分钱，甚至还有负数的，做得多赔得多。因此，红阳一队在全大队，乃至在全公社都是赫赫有名的。
因为红阳1队的名气，那时候知青下插，一般都优先选择到我们队落户。队里的人都说男知青不好弄，干不了活，还特别能说，分配的时候，队长就挑了女知青回来，前后大概有两批，一共挑回来四个女知青。三个曲塘镇的，一个海安镇的。
曲塘来的三个女知青先到的。为了迎接三个女知青的到来，生产队里专门给建了房子，带灶披间的三间五架梁洋瓦房，筒儿墙，灶也给支好了，连锅碗都给配好了。城里的孩子下插，生活不容易，弄个草堆在屋后不安全，烧锅草就直接在大场上拔。
女知青来的那天，大人小孩都去看热闹。本来说好的三个知青，只来了两个。一个姓王，一个姓黄。一个姓谭的女孩据说身体不好，来不了。来的两个人，都是不足二十岁的女孩，虽然衣着上已经尽量向农村贴近了，但是城镇女孩的气质、身材、面貌，还有朴素而得体的衣着，还是让生产队里围观的人群不由自主地发出惊叹，真的有仙女下凡的意思。她们来的那天，我在上学，母亲回家讲给我们听的时候，满是赞叹、羡慕与怜爱。话语间，甚至有弄一个回家给我做媳妇的意思。
女知青年轻，长相甜美，气质出众，应对有度，而且不娇气，第二天就跟着老年组的社员下地学干活，很快就赢得社员们的好感与赞誉。
王姓女孩娇小一点，性格偏外向，黄姓女孩个子稍高，性格内向些。两个人跟着老年组干活，跟队里的大姑娘小媳妇很快活络起来。收工后，有的妇女会去帮忙看看灶火。她们吃好饭也会到附近的社员家里坐坐，聊聊天。王姑娘与我姐同龄，来我家玩得多，时间一长就跟我家走得近一点。黄姑娘也有常去玩的人家，去得多了，自然了解就多一点，感情就深一点。但无论处的多密切，都不会有留下来嫁给农村人的意思。因为她们知道她们早晚是要回城的，一旦在农村嫁人就再也回不去了。这一点农村的男孩也明白，很少有人会对她们动娶回家当媳妇的心思。
上工干活，收工读书或者走一走看一看，到熟悉的社员家里坐坐。她们的生产生活得到了队里的呵护与关怀，学会了大部分农活的同时，获得的收入不但养活了自己，盈余部分还能与家人分享。共同的劳动中，她们也与社员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日子一天天过去，渐渐的两个女孩成了红阳一队这个大家庭的一员。直到有一天，王姓女孩来队里请假，说是在北京工作的姐姐生产了，家里安排她去北京帮忙带孩子。到首都去帮姐姐带宝宝，这是大事，队里也提不出反对意见。
王姑娘天天上工的时候，倒也没觉着什么，王姑娘一走，大家倒是若有所失，好像少了点什么。不几天黄姑娘便也请了假，回曲塘去了。于是大家便预测，两个女知青这一走，恐怕回不来了。
王姑娘走了差不多九个多月，不足一年的样子，回来了。回到队里上工了，不仅上工，而且这次直接到了妇女组干活了。生产队里的活计很苦，大忙的时候，天不亮就得上早工，干完两三个小时，才回家吃早饭，吃完后又得上工。中午略微休息一下就有又冒着酷暑回到田里干活了。晚上吃完晚饭，有时候还得上夜工，干完基本都是近半夜了。这些活计不要说下插的女知青，就是生产队里的社员也觉得累得不行。令我惊讶的是，这些苦累王姑娘不仅全部经受住了，还很乐观，成天笑意盈盈的。大忙结束了，黄姑娘也回到了生产队。
1976年防震，家家搭建防震棚。知青没法搭，有的回家，有的留守在生产队。留守农村的，大多跟村里的人挤一挤。抗震的时候，一个女知青就住在我家的防震棚里。
王黄两姑娘来了三四年之后，生产队里又分到了一个女知青，海安来的，姓唐。与王黄相比，唐姑娘更加活泼开朗一些。因为唐姑娘的外婆就在我们队，她母亲跟队里的很多老社员都是一起长大的童年伙伴。唐姑娘当然地得到了一些照顾，来了之后，就分在了副业组，跟在老队长后面，从事面条加工，坨粉制作的工种，不晒太阳，工分还不少。
长期的一起劳动，天长日久的接触，消弭了城乡之间那道深不可测的鸿沟。下插的女孩子们在乡间的那段时光是一生中最好的年华，情愫暗生，也是难免。女知青们甚至有了留下来也不错的想法，有了开始往着做农村媳妇的方向发展的意向。但她们的选择极为谨慎，面对追求者，有着自己的审视与思考。同时还要接受家庭的考察与评估。有一段时间，我或许也成了她们的考选对象之一。但少不更事的我愚钝有加，不解风情，最终也没能修成正果。
1977年高考恢复的那一年，省考通过，进入全国统考。去镇上考试的那几天，我就是住在东大街的唐姑娘家里的。一家人对我关怀备至，独立的房间，专门的伙食。那份感动与感激，即便是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回忆起来依然觉得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