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九月二十一日，三年一度的顺天乡试终于到了放榜的时候。

顺天贡院大门前人头攒动，好不热闹。

这一次的顺天乡试考生数量达到了五千七百多人，而录取的举人名额却只有二百零六名，大家都想看看到底是哪些幸运儿能够从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折桂而还。

谁也没想到的是，看着中举的名单，人群中的情绪逐渐有了异常。

一开始是有人窃窃私语，似乎对名单上的某些人很是不屑，慢慢就开始有人情绪变得激动，言语激烈地指责这次乡试有“黑幕”，再接着开始有人痛哭流涕，连哭带骂，控诉这次乡试的黑暗和世道的不公。

最后，人们的情绪激化到了极点，突然有人大喊：“乡试如此不公，我等读书人还有什么前途？！不如都去至圣先师（孔子）那里哭诉吧！”

人群中顿时一呼百应,一大群秀才从城东南的贡院一路浩浩荡荡向城东北的文庙行进而去，一路上边走边哭，沿途的老百姓纷纷夹道围观这百年难遇的奇景。

02

这次秀才们集体“哭庙”的事件，震动了整个北京城。

很快，一封奏折就递上了顺治皇帝的案头。

这封奏折是刑科给事中任克溥写的。

前两天的“哭庙”事件发生后，他经过一番调查，认定这次乡试确实存在着很多舞弊行为，必须要向皇上直陈。

此时的顺治帝还只是一个十九周岁的小年轻。

早在任克溥上折子之前，顺治就已经接到了山西、河南、山东三省的乡试舞弊情况的报告，虽然分别对当事人做出了处理，但已让顺治感到心烦意乱。

现在老任的折子一上，更是在他烦躁的情绪上又加了一把柴火。

不过顺治还是看了老任的折子。

老任在折子里指出，根据他的调查，此次顺天乡试早在考官人选确定之后，京城内就已经开始“明码标价”了。

想中举，价码是三千两银子，一手交钱，一手交“条子”，考官会根据“条子”来选定中举名单。

据说各考官“卖”出去的中举名额已经高达四五百人，而中举名额只有二百零六个，大部分交了钱的人都没能上榜，因而闹得满城风雨。

顺治一听，这还了得？！

顺天乡试乃是天子脚下举行的乡试，是全天下的第一乡试，也是朕最重视的乡试！朕为了这次乡试，耗了多少心血，费了多少脑筋，结果居然变成一群蛀虫谋取私利的途径！朝廷的功名就这样被他们当成东西一样卖，眼里还有王法吗？！

于是，顺治马上下旨，对本次顺天乡试的考官和中举者捉拿归案，一一审理。

03

消息一传出去，那些交了钱而没中举的“冤大头”纷纷争先恐后到都察院和刑部衙门“检举揭发”，负责办案的官员都不用跑，各种人证物证就自己送上门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案情很快就查清楚了——

原来，本次乡试正如任克溥所上奏的那样，早在考官名单确定之后，京城内的权贵富豪们就已经开始了“走门路”、“通关节”，纷纷通过各种途径给考官们递条子、送银票。

收银子收得最疯狂的当属考官李振邺和张我朴，这俩老哥原先是在詹事府任职，平常官职不高，俸禄不多，现在捞到这么一个发财的机会，岂能放过？

所以这二人是来者不拒，只要送钱就敢收条子，李振邺前后收了二十五张“条子”，张我朴则收了二十张“条子”，按一张“条子”三千两算，俩人这一把就捞了六七万两的银子！

可收钱一时爽，真到了阅卷环节，两人才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

原来，收钱的不止他们俩，其他考官也都收了不少“条子”，总共加起来远远超出了二百零六名的中举名额。

这可如何是好？于是大家只好坐下来一起讲数，约定好哪些人中，哪些人不中。

最后定下来的原则是“爵高者必录，爵高而党羽少者摈之；财丰者必录，财丰而名非夙著者又摈之。”

意思就是：家里官职高的考生必须录取，光家里级别高但人脉不行的考生就不录取；给钱多的录取，光给钱多但名声不响的就不录取。

您看看，连这些非富即贵的考生都要被分“三六九等”，那些普通人家的寒门子弟哪里还有一丝一毫的机会？！

04

“原则”确定好了，下面就要确定录取的名单。

老李老张手上都有二十几张“条子”，要从几千份试卷里把这些人都找出来可不是件简单的事。

按照规定，考官阅卷只能评阅“朱卷”，也就是由专人用朱笔誊抄的卷子，不能直接翻阅原卷。

但由于时间太紧，老张老李也顾不得什么阅卷纪律了，直接把一张张原卷翻出来找，甚至让自己的仆人也帮着一起找，简直到了完全不把王法放在眼里的地步！

到了放榜之后，因为大部分交了钱的人都没能上榜，于是闹出了“哭庙”的丑闻，老李老张为了给自己甩锅，只好到处给人解释：“你这次没录取不是因为我不给你录取哈，是因为其他考官使坏，故意在主考官面前说你的坏话。”

可他们没想到的是，其他考官因为也面临这样的难题，因此也把“锅”甩给了他俩。

结果就是狗咬狗，一嘴毛，反而让没中榜的考生更加愤怒，纷纷提交检举材料举报受贿的考官。

05

十月十一日，案情汇报递上了顺治的案头。

年轻的皇帝看过汇报后怒不可遏，火冒三丈！

由于满洲人长期重武轻文，严重缺乏文官人才，因此入关之后基本上全盘接受了明朝的文官队伍，形成了“用兵靠满洲、文治靠汉官”的局面。

像科举考试这种重要的事务，因为满洲人缺乏相应的文化水平，所以完全交给了汉官来操作。

而汉官队伍又继承了明末极度腐败的风气，各种贪污受贿、徇私枉法。

从多尔衮时期开始，清廷就不断用重典惩治腐败、澄清吏治，但贪官污吏是杀了一批又来一批，永远都不缺。

这次顺天乡试涉及人员之多、贪官们的胆子之大，又一次刷新了顺治对于汉官队伍贪腐风气的认知。如此腐败，不用重典行吗？！

顺治当即下旨：将李振邺、张我朴以及行贿的官员蔡元禧、陆贻吉、项绍芬、行贿中举的考生田耜、邬作霖共七人押到菜市口开刀问斩，家产全部抄没入官，父母妻儿全部流放辽东。

主考官曹本荣、副考官宋之绳虽然没有受贿，但对舞弊行为严重失察，负有领导责任，官职均降五级，以作为惩罚。

其余受贿考官和行贿官员“俱从宽免死，杖四十，流放辽东”。

至于本次中举的考生，经过复试之后，只有八人被革除了功名，其余人只是取消考试成绩，允许下一科再参加乡试。

可是，我们知道，这次行贿“递条子”的人足有四五百人，收受贿赂的考官也有十好几个，为什么只斩了七个人呢？

因为顺治也有他的顾虑——顺天乃京师所在，权贵集中、名士如云，这些行贿“通关节”的人物背后，谁知道牵扯着多少朝中大佬、文坛领袖？难道真要把这些人都揪出来开刀问斩或者充军流放？那朝廷岂不要发生大地震？

更何况，大清入关之初，顺天乃首降之区，因而顺天的文官和士人就构成了清廷的主要人才队伍。

同桀骜不驯的江南士林比起来，顺天的士林显然要好驾驭得多，真的兴起大狱来，顺天士林必遭重创，到时候科考本来就厉害的江南士林必然要大量入朝为官，从而改变朝堂上的架构，这岂不是更可担忧吗？

正因为如此，年轻的顺治气归气，终究还是选择了对绝大部分涉案人员轻轻放过，只选择了几个影响最恶劣的“典型”杀给世人看。

06

可是顺治没想到的是，顺天乡试的案子刚处理完一个月，江南乡试的案子又爆出来了！

十一月二十五日，工科给事中阴应节又向顺治上折子，指出今年江南乡试问题很大，弊端丛生。

放榜以后，也发生了考生集体跑去文庙“哭庙”的闹剧，还有胆大的考生趁夜间跑到贡院大门口，往门上的“贡院”牌匾上贴字条，“贡”字中间加了个“四”字，变成了“卖”（繁体字“賣”），又用纸条贴掉“院”字左边的“阝”，这样“江南贡院”就变成了“江南卖完”。

更有甚者，少数情绪非常激动的考生，甚至对某些考官动了拳脚……

顺治大怒，马上下旨让两江总督郎廷佐彻查江南乡试案。

郎廷佐得旨后，立刻下令把涉案的考官和举人们全部捉拿归案，一个个过堂审讯。

首先审问主考官——翰林院侍讲方犹。

郎廷佐问方犹：“有人举报你滥用职权，私自录取了一名和你同宗的考生方章钺，是否属实？”

方犹回答说：“我是浙江人，方章钺是安徽人，而且我家定居浙江起码有三四百年了，有家谱为证。就因为都姓方，就说方章钺是我的同宗，岂不是笑话？”

郎廷佐又问：“那乡试结束后，有考生在贡院匾额上贴纸条，说‘江南卖完’，又是何原因？”

方犹回答说：“江南地方人才众多，每次考试录取名额又有限，总会有落榜考生愤懑不平，认为考试有黑幕，因而做一些极端的事情出来，这与我无关啊！”

郎廷佐看方犹身上确实没什么“突破口”，于是就改“攻”副主考钱开宗。

郎廷佐问钱开宗：“此次乡试后，有考生在贡院门口贴了副对联：孔方主试副钱神，题义先分富与贫。这里的‘副钱神’是不是说你姓钱的？”

钱开宗回答说：“不错，这是指在下。但在下并没有收黑钱，没有做亏心事，这是有些落榜的考生愤懑之下迁怒与我。”

郎廷佐又问：“此次乡试后，坊间有流传《万金记》和《钧天乐》等书，都是暗指本次江南乡试受贿舞弊内幕的，你可知道？”

钱开宗回答：“在下看到过这些书。但书中所记之事，大多含沙射影，并无实据。”

郎廷佐又一次吃了瘪。

之后又调查其他考官和中举的考生，但审来审去，始终没有找到此次江南乡试行贿受贿的确凿证据，郎廷佐也是没有办法，只好一推六二五，把涉案人员全部押到了北京，交给刑部去审问。

可是刑部审了个把月，也是毫无头绪。

顺治一看这样下去这案子就没完没了了，于是决定先进行复试，看看中举的考生里面到底有没有滥竽充数之辈。

07

顺治十五年（1658年）三月，顺治在紫禁城里亲自对江南乡试中举的考生进行了复试。

据记载，这次复试，所有考生都戴着脚镣手铐，被全副武装的八旗护军押到了考场，然后两个士兵盯着一个考生做卷子，稍有调头转睛就会被士兵呵斥。

本来在皇帝面前考试就已经让人精神极为紧张了，何况还是这种环境？

结果很多本来水平很高的考生精神处于崩溃状态，卷子做得一塌糊涂，著名的江南才子吴兆骞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吴兆骞从小就以聪慧闻名，五岁能写诗，九岁就能作赋，十几岁已经名闻江南士林。

去年是他第一次参加乡试，凭借文才得中举人。

可是还没等他来得及高兴几天，江南乡试案就爆发了，他和其他中举的考生一起被官府捉拿，挨个过堂审问。

后来又千里迢迢被押送到京城，接受刑部的讯问。

现在来到紫禁城里复试，还要被士兵看管，犹如死囚一般，这让年轻而又从小没受过什么挫折的吴兆骞心态完全崩了。

复试中，吴兆骞一拿起笔手就会激烈地颤抖，根本写不成字。

他竭尽全力想让自己冷静下来，但手就是不听使唤。眼看考试时间过去大半，卷子上还是一片空白。最后，吴兆骞长叹一声，扔下毛笔，当场感慨道：“想我少年时即名闻江南，难道中个举人还需要行贿吗？！竟要受这等羞辱，这卷子，不做也罢！”

就这样，吴兆骞交了白卷！

08

复试结束后，顺治对考生们做出了处理意见：复试第一名的允许和会试中榜的贡士们一起参加殿试，其余七十四人朝廷承认其举人身份，可以参加下一次的会试，另有二十四人朝廷也承认其举人身份，但罚停考会试二次。

被革除举人功名的只有十四人。

至于交了白卷的吴兆骞，则被“另案处理”——顺治认定他交白卷并当场发出那样的感慨，明摆着就是“藐视圣上”，着即令刑部将他和涉案考官一起进行审问定罪。

其实，从这次复试的结果就能看出，绝大部分的江南乡试中举考生经过复试，都证明了自己的水平够得上举人身份，这和顺天乡试中举考生经过复试之后绝大部分都被革除了举人功名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也说明，这次江南乡试即使存在着贪腐舞弊的情况，也只是个别人，不会是主流。

也就注定了刑部审来审去也不会审出什么确凿的罪证来。

最关键的是从顺治十五年春开始，清朝对云贵大举用兵，准备一举消灭永历政权，顺治每天都在关注着三路大军的战况，一时间关注点也转移了，好长时间没再问起这个案子的进展。

就这样，案子一直拖到了顺治十五年的十一月十九日，顺治终于又想起来这茬儿了，于是下发了一道上谕给刑部：“江南乡试作弊一案，奉上谕严审，已经一年。尔等至今并未取有供招、拟罪具奏，明系故为耽延，希令遇有机缘，以图展脱。其中岂无情弊？尔等作速明白回奏！”

皇上把话说得如此严重了，刑部的官儿们再不敢拖延敷衍了，否则，岂不成了包庇人犯？

于是，已经拖了一年的案子在几天之内就有了进展——

09

十一月二十八日，刑部上奏判决结果：主考官方犹和副考官钱开宗俱以“受贿舞弊，交通关节”的罪名判处斩立决，其余十八名考官除了一人已经病故之外，其余十七人全部判处绞立决。

以上十九人的家产全部充公，父母妻儿流放辽东。

至于交了白卷的吴兆骞，则被判处革除功名，杖责四十，发配辽东，永远不得赎免。

顺治十六年（1659年）的正月，正是万家欢度新春的日子，吴兆骞却披枷带锁，盯着漫天风雪，和其他江南乡试案的涉案人员一起，万般悲凉地踏上了前往辽东的流放之路。

至此，轰动一时的顺天乡试案和江南乡试案总算都划上了句号。

年轻的顺治自以为用雷霆手段震慑了腐败分子、整肃了科场的风气，可是，明眼人却看得很清楚：顺天乡试案证据确凿、涉案人员极多，皇上却只杀了几个人，其余人等轻轻放过，江南乡试案证据不足、罪名十分牵强，皇上却一口气杀了那么多人，还把吴兆骞这样的才子流放辽东。

厚此薄彼到了这种程度，不就是那点小九九吗——因为北方人降清早，更为清廷信任，所以有事儿也可以法外开恩，江南则因为反清情绪激烈，因而被清廷敌视，所以没事儿也要给你小题大做。

既然皇帝如此偏心眼儿，自然也就难以让人信服了。

经此一狱，江南士林刚刚有所动摇的反清意志又一次高涨起来。

就在吴兆骞踏上流放之路半年后，郑成功指挥十七万大军水陆并进，进军江南。

江南各地士子纷纷箪食壶浆，迎接郑军。

郑军一路势如破竹，一直打到南京城下，大有光复南都之势。

虽然最终郑成功功亏一篑，但足以说明，江南的人心依然还在明朝那边。

尽管后来清廷又兴起“通海案”的大狱，对曾迎接过郑军的江南士子大加迫害，但却并不能真正征服江南士子们的心。

直到二十多年后，顺治的儿子康熙皇帝南巡江南，亲自祭拜了明孝陵，又与南京父老促膝谈心，才算是表达了清廷对江南士林从“威压”向“怀柔”的转变。

而当年江南乡试案被判流放的人员，也在康熙的恩准下陆续获得赦免，先后返回了故乡。

此时的吴兆骞，已经是年过半百的老人了。

二十多年的流放生涯，让他须发早衰、病体缠身。返回江南故乡后仅仅三年就去世了。

吴兆骞是不幸的，但他总算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看到了时代的转变——康熙皇帝立志融合满汉关系、团结士林人心，在他执政期间，虽然又屡屡出现科场大案，江南士子们却再也没有遭到大规模的迫害。曾经十分尖锐的民族矛盾在康熙的怀柔政策下逐步缓和，大清王朝终于走过了开国初期的激流险滩，走上了“康乾盛世”的光明大道！

只是，代价是巨大而惨痛的……

参考文献：《清史稿》、《清实录》、《清史列传》、《世载堂杂忆》、《顺治丁酉北闱大狱纪略》、《郎潜纪闻》、《吴兆骞年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