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存在一种有待商榷的说法，用来解释王建安将军错过1955年集体授衔的原因：当年9月在中南海举行授衔典礼时，王建安患病无法参加，所以暂时没有为他授予军衔，而是到了1956年初才进行单独补授。这里倒不能说将军完全无恙，毕竟经历了几十年征战，没有几位将领能做到毫无损伤、病痛。但若真的以此为由，推迟王建安的授衔时间，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55年9月27日当天，身体状况不佳的林帅、刘帅都在青岛休养，没去北京的授衔现场，他们一样获得了元帅军衔。元帅都是如此，因故没到场的将官更是有不少，不可能因为这种原因，影响到大授衔的整体进程。所以王建安没能在当天获得上将军衔，跟他的身体状态并无直接联系。

真正导致王建安推迟授衔的原因，是他在前一年的态度和表现。众所周知王建安红军时便当了军级干部，后来还是华野、三野的名将，解放战争期间担任过第7兵团司令员，抗美援朝后期又执掌了第9兵团。1952年全军干部定级时，他是无可争议的正兵团级。而正兵团级干部评为上将，是55年的一种“标配”，大多数人都是如此，王树声和许光达稍高，被授予了大将军衔。徐立清也是正兵团级，但他负责干部管理工作，为了做出表率，高风亮节的徐立清申请自降为中将，几经周折后被中央批准，这算是特例。

王建安的三野老友叶飞、宋时轮、许世友，1955年都是正兵团级上将。如果没出特别的事情，王建安跟他们一样，这一年9月都会获得上将军衔。问题恰恰出在授衔前不久的1954年。王建安从朝鲜回国后，在华东军区遭到严肃批评，甚至被写进书面材料递交中央。毛主席等中央首长，对王建安的良好印象出现了变化。要知道1948年济南战役时，毛主席还点名让王建安与许世友一起，指挥这场关键战役，那时候伟人非常欣赏王建安。

1954年王建安跟敏感的“高饶事件”扯上了关系，而原本是可以避免的。饶漱石曾是华东军区主要首长，他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对华东党政军建设有贡献。陈毅元帅担任过三野司令员，但从一些角度来看，饶漱石与陈毅，很难讲谁在华东的地位更高。王建安作为三野老人，曾受到饶漱石器重，两人于公于私关系不错。1954年军区开会批判饶漱石，王建安不愿“落井下石”，认为有些问题提得过于偏颇，因此拒绝发言。

大部分在场干部，都或多或少谈了自己的看法，表态与相关人员划清界限。相比之下，王建安似乎过于耿直了，显得“不识时务”。也正因如此，他在会议后期被军区下了“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的结论，后经报请中央，王建安从正兵团级干部降为副兵团级。这在当时的全军将领之中，是唯一的一例。王建安受到处分，却仍然不肯写书面检讨，性格十分执拗。

55年总干部管理部拟定授衔名单，仍然按照过往战功及履历，将王建安列入上将一栏。但中央审议时，给出了此人“骄傲自满，宜授中将”的评价，这主要就是基于前一年的事情。罗荣桓同志负责评衔相关事务，他梳理了大量将领履历，认为王建安授中将不妥，于是没有简单执行上级批语，而是将王建安暂时“搁置”起来。在这期间，陈老总等人又向中央说明过王建安的情况，最终在1956年1月，做了检讨后的王建安获得上将军衔。

王建安的“问题”其实可大可小，因为他根本没有直接参与什么事情，但会上不肯表态，牵扯到的人物和背景比较敏感。此后王建安的职务，比同时期将领略低，担任过多个副职岗位，却一直没当上大军区司令员、或总部中枢部门的负责人。叶剑英元帅世事洞明，曾经不无感慨地评价王建安“顾大局、不容易”。1980年老将军病逝，享年7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