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清华园
梅贻琦(1889.12.29-1962.5.19)，字月涵，祖籍江苏武进，祖先于明成祖时由江南迁居北京，后落籍于天津。早年就学于天津南开中学，是“南开先生”张伯苓的得意门生，后留学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为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回国后，历任清华学校教员、物理系教授、清华大学教务长、校长等职，为清华大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与叶企孙、潘光旦、陈寅恪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1955年，赴台湾再创新竹清华大学并任校长，一手奠定了台湾的清华基础，被誉为两岸清华大学的"终身校长"。
梅贻琦像
一、南开骄子、庚款人杰
1889年(光绪十五年)12月29日，梅贻琦生于天津书香家庭，曾祖父、祖父都中过举人。父亲梅曾臣二十多岁考中秀才，后屡试不第，到一家天津盐行供职，家境每况愈下。母亲张氏是天津鼓楼北开设义生堂药店商人的女儿。梅曾臣夫妇育有五男五女，梅贻琦是家中的长子。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自幼老成，读书之外，经常踩着板凳帮父亲记账，张开小手助母亲照顾弟妹。苦中作乐的童年，塑造了梅贻琦内敛、负责、谨慎的性格。梅家虽然清贫，但梅曾臣却尽其所能供子女读书，接受新式教育。当时辞官返乡的著名教育家严修与王奎章老先生一起，将家塾性质的“严王二馆”改为私立中学堂，并聘请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的张伯苓担任学监，创办南开中学堂。
天津南开中学——东楼
梅家和严家是故交。十五岁的梅贻琦便成为南开中学堂的首批学员。梅贻琦外柔内刚，品学兼优，深受严修、张伯苓的赞赏。当时学费仅每月三元，而梅贻琦却经常无法按时交纳，学监张伯苓体谅梅家困难也不催促。1908年7月10日，19岁的梅贻琦以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于南开私立中学堂，并被保送保定高等学堂继续读书。在毕业仪式上，他与其他三十余名毕业生一起，接受了直隶提学使卢木斋颁发的文凭及学校赠送的“劝善要言”一册。作为优秀毕业生之一，梅贻琦还得到严修奖励的一幅由其亲书的扇面。1909年，清华游美学务处组织首批庚款赴美留学考试，有630名考生参加考试。尚在保定高等学堂读书的梅贻琦以第六名的成绩被录取，成为首批47名庚款赴美留学生之一。
张伯苓像
庚款是1908年7月美国政府决定，将美国“庚子赔款”多算的部分退还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费用。按照1900年列强与清廷签订的《辛丑条约》，清廷需赔款4.5亿两白银，按年息 4% ，分39 年还清，本息合计 9.82 亿两，史称“庚子赔款”。美国所得的“庚子赔款”约为3407万，约占总数的7.32%。到1924年6月，美国共退回余款本利 1250 余万美元。中美双方协商，成立了中华教育基金会，简称中基会，由中美双方政界和教育科学界知名人士共15人组成董事会，负责庚款基金的接受、管理和监督；在美国成立华美协进社，作为中基会的驻美机构，负责庚款基金的保管以及具体调拨。庚款指定用于培养赴美留学生，目的是为了培养一个亲美的精英集团。美国人完全不是义举，而是从自己的国家利益考虑，为将来从中国获取更大利益的深谋远虑 。
美国白宫
梅贻琦赴美后，就读于美国东部马萨诸塞州伍斯特理工学院电机工程专业。留学期间，他皈依基督教，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次年8月，第二批庚款留美状元杨锡仁亦选择伍斯特理工学院电机工程专业，与梅贻琦同住一室多年。梅贻琦学习刻苦，成绩优良，性格温良，不爱说话，被同学戏称为“寡言君子”。他每个周日都约张彭春一起去教堂做礼拜，经常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组织的活动。张彭春系张伯苓的胞弟，与梅贻琦同班同学于南开中学；是1910年清华第二批庚款留学生，就读于同城的克拉克大学。基督教青年会是一个相当社会化的组织，其立会宗旨为“非以役人，乃役于人”，取自《圣经》马太福音二十章28 节。强调为社会服务，为人群服务。这一精神始终贯穿于梅贻琦的一生。
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
二、学成归国，成家立业
梅贻琦留学期间，梅家生活越发拮据了。父亲梅曾臣已失业，大弟梅贻瑞不得不退学打工，以养家糊口。家国情怀浓烈的梅贻琦节衣缩食，把本来就很少的生活费节省下来，寄给家中补贴日用。1914年，梅贻琦获工学士学位。按照“庚子赔款”的留学生待遇，梅贻琦是可以继续进修攻读更高学位的。考虑到家庭的具体情况，作为长子的梅贻琦，认为自己是时候应该担负起养家的责任了。他毅然选择回国，先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担任干事，挑起了赡养父母、资助弟妹完成学业的重担。在青年会工作期间，梅贻琦遇见了当年南开中学的女同学韩咏华。韩咏华时在严氏蒙养院教书，又在青年会当学生干事。梅贻琦身材颀长，脸型如雕塑般棱角分明，风度翩翩，算是那个时代的美男子。而韩咏华知书达理，端庄大方，颇具一派大家闺秀风范。
韩咏华像
同学时期的相互仰慕，同事之间的携手合作，一种莫名的情愫消然在两个年轻人的心中升起。考虑到自己还有父母及四个正在念书的弟弟需要供养，梅贻琦只好将这段感情默默地埋在心里，不敢轻易动起谈情说爱的念头。1915年秋，26岁的梅贻琦受清华学堂校长周诒春之聘，赴北京担任清华学堂物理系教师，教授物理和数学。由于他仅学士学位，只能领取最低一级教员工资，收入完全满足不了他养家糊口的愿望。且当时许多清华学生都比他年长，教这些学生比较费劲。梅贻琦萌生去职的念头。1916年暑假时，梅贻琦回天津拜访恩师张伯苓，并说出了自己想改行的意思，遭到张伯苓训斥。梅贻琦是张伯苓的得意门生，两人亦师亦友。
清华学堂
在张伯苓的耐心劝导下，碰了一鼻子灰的梅贻琦从此潜心杏坛，扎根清华。1919年，年近三十的梅贻琦的婚姻大事被正式摆上台面。其实人们早就留意到梅贻琦经常前往韩家小坐闲聊，知道他对韩家的姑娘心有所属。在友人的撮合下，梅贻琦与韩咏华两人越走越近了。当听闻两人即将订婚的消息，韩咏华的同窗好友陶履辛却急切地对她示意，“告诉你，梅贻琦可是不爱说话的呀”！韩咏华是个有主见的女孩，她深知“人无完人”，同样她也懂得选择一个人就要接受他的全部，包括他的缺点。面对好友的直言提醒，她断然回答：“豁出去了，他说多少算多少吧”！当年，他们终于结为连理。第二年，韩咏华顺利生下长女梅祖彬，正式开启了相夫教子的岁月。
梅贻琦与夫人韩咏华
1921年，在清华服务6年的梅贻琦，按照学校规定，获得清华公费赴美深造的机会。当时他的二女儿梅祖彤还未出世，梅贻琦只好留下待产的韩咏华和牙牙学语的1岁女儿梅祖彬奔赴美国，进入芝加哥大学进修物理，同时兼任纽约大学物理课讲师。两年之后，梅贻琦拿到硕士学位回国，成为清华第一个物理学教授。数年间，韩咏华先后为梅贻琦生育一子四女，分别是长女梅祖彬，次女梅祖彤，三女梅祖杉，独子梅祖彦和小女梅祖芬。1926年春天，由于时任清华教务长的张彭春与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意见不合，相互倾轧，校长曹云祥将他们先后解职。清华教授会推举37岁的梅贻琦为教务长兼理国学研究院事务，为他提供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
美国芝加哥大学
梅贻琦成为清华大学教务长后，着手改组和调整大学部，把“两科（普通和专门）制”改为学系制，设17个学系；制定新《组织大纲》，为民主治校奠定了制度基础，使清华具备正规的、有特色的大学雏形。而此时，华夏大地硝烟弥漫，国民党领导的北伐大军即将横扫北方，以奉系为主体的北洋军阀败局已现，整座京城陷入扰攘骚乱之中。当时的清华尚归北洋政府外交部管理，同时存在的留美预备部、国学研究院、大学部呈“三足鼎立”之势。眼见天下大乱，留美预备部高三、高二的学生开始躁动不安了。他们生怕政局纷乱，自己的放洋之梦化为泡影。于是，他们要求提前出洋留学，并得到了校长曹云祥的暗许。
曹云祥像
而大学部学生认为，预备班二届学生提前出洋，势必提前花费清华拟定只有毕业班才能享受的庚款，学校经费难免陷入拮据，这将损害自己的利益。于是群起反对，竭力阻击。双方针锋相对，寸步不让，最终演变成以曹云祥为首的拥护派与梅贻琦为首的反对派的公开对决，引发了清华园一场剑拔弩张的学潮风波。至此早已心存芥蒂、面和心不和的曹、梅二人正式决裂。在梅贻琦等人的运作下，北洋政府外交部驳回清华旧制生高三、高二级提前放洋的请求。1927年12月28日，曹云祥被迫辞职。梅贻琦则被派往美国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管理分散在全美各地学习的中国留学生，负责留学经费的分配、学业和操行的评定。在血与火交融的大时代里，梅贻琦只好在大洋彼岸默默等待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时机。
清华大学——水木清华
三、掌舵清华，奠定校格
1928年8月，北伐军将奉系军阀赶出北平，国民政府将清华学校改为清华大学，“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罗家伦出任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罗家伦主政清华后，在学术、师资、校政管理方面做了一些贡献，但他独断专横的作风和极力推行“党政化教育”的种种措施，引起了清华师生的反感。1930年5月，学生代表大会提出了“请罗家伦辞职”的议案。迫于强大的压力，只当一年零九个月校长的罗家伦愤然辞职。清华校务委员会推举理学院院长叶企逊代理校务委员会主席和校长职务。之后，清华像走马灯一样，接连换了乔万选、吴南轩、翁文灏等三任校长，最长的有两年，最短的只有两三个月，而山西军阀阎锡山推荐的乔万选，连清华的大门都没有进去，因师生的抵制而灰溜溜地辞职了。
清华大学——图书馆
这一时期的清华有着颇为浓厚的基督教色彩。美籍教师自不待言，中国教师也多为基督徒，学生中虔诚信仰者亦不乏人。清华学校基督教青年会成立于1912年，当时会员约占全校学生的半数，归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学生部直接领导。清华校长、教务长的选择，除留美条件外，是否为基督徒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经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赵元任推荐，南京政府教育部终于同意由众望所归的梅贻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赵元任赴美接替梅贻琦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1931年12月3日，42岁的梅贻琦到职视事，他以“生斯长斯，吾爱吾庐”的心态表达了自己对清华的爱恋。到校的第一天，他即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发表著名演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梅贻琦像
梅贻琦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甚至与好友相处，也慎于发言。但非有他发言不可时，则又能款款而谈，畅达己意，而且言中有物，风趣横生。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曾风趣地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梅贻琦担任清华校长其间，严格遴选和延聘师资人才。20世纪30年代清华选聘的近百位教授，尽是学界知名学者。梅贻琦为清华请来了众多大师，还为后世培养出了众多大师。他在主张学术独立、自由教育的同时，首先提出了“通才教育”这一核心观念，倡导德、智、体、美、群“五育”教学观念，奠定了清华大学的校格，把清华从一所有学术名气而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成为既有学术地位也有学术名气的名校，做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
梅贻琦手书
梅贻琦任校长后，推行集体领导的民主制度，具体的体现就是成功地建立了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组成的行政体制。教授会由所有教授、副教授组成，其权限包括:审议改进教学及研究事业以及学风的方案;学生成绩的审核与学位的授予；从教授中推荐各院院长及教务长。教授会由校长召集和主持，但教授会成员也可以自行建议集会。机构评议会是学校最高的立法、决策和审议机构，以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各学院院长以及教授会互选之评议员组成，相当于教授会的常务机构。评议会的职权包括"议决各学系之设立、废止及变更；审定预算决算，议决教授、讲师与行政部各主任之任免。校务会议则根据事务性质和管理权限，采取分层负责制。既讲民主，而且也法度严明。
清华大学——近春园
四、主持联大，营造净土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清华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由梅贻琦与北大校长蒋梦麟和南开校长张伯苓共同组成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因蒋梦麟与张伯苓长期在重庆兼任要职，联大工作实际上由梅贻琦一人主持。梅贻琦作为西南联合大学的灵魂，在战火纷飞中为中国青年保全了求知的最后一片净土。当时在昆明的各机关都有一部小汽车，供首长使用。当空袭警报发出后，不少机关的首长纷纷乘坐汽车出城到乡间躲避。而这一时期，后方的通货开始急剧膨胀，物价日升，师生生活日趋困难。梅贻琦毅然封存联大为他配备的小汽车并辞退司机，安步当车。在躲避空袭时，他和师生们一起出联大北门，席地坐于北门外小山上乱坟之间。在日机临头时，又一起跳入事前挖好的壕沟中躲避炸弹。
西南联大旧址
1940年，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鉴于梅贻琦在清华服务25年成绩卓著以及在抗战烽火中主持西南联大呕心沥血的高尚人格与不屈精神，特授予他名誉工程学博士学位。梅贻琦主持西南联大期间，身为家属的韩咏华及其五个子女陪伴在昆明。战争的残酷同样给远在抗战后方的梅贻琦一家带来饥寒交迫、苦不堪言的生活。在食不果腹的境况下，为解决一家人的生计问题，韩咏华与其他几位教授夫人组成互助小组，凭借仅有的几样食材自己制作简单的上海糕点——定胜糕，先是挎着竹篮自己叫卖，后是集中售卖给离家要走一个半小时路程的冠生园食品店。有时家里来客，韩咏华不得已就将孩子们小时候穿过的衣服和其他杂物拿到集市上摆地摊变卖，以此换得少量的钱财。这样的日子几乎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
梅贻琦一家
梅贻琦在西南联大期间，曾多次拜访云南省主席龙云，为学校争取了不少办学经费，甚至还为困难学生申请了一定数量的生活补助金。一来二往，两人产生了深厚的友谊。这一年，龙云的孩子要上联大附中，只可惜没有考上，便托人请梅贻琦通融，想不到竟被其婉拒。“云南王”非常生气，梅贻琦连这点面子也不给，打算上门理论。后来一打听，梅贻琦的女儿也参加了这次的升学考试，分数未过，同样没有学可上，龙云也就有火无处可发了。梅祖彦是梅贻琦的独生儿子。抗战爆发后，无法正常进行高中的学习，他在家自学一年，于1942年凭自己的实力考入西南联大。在日寇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进逼中国西南后方的攻势中，梅贻琦支持梅祖彦投笔从戎，报名从军，直到胜利复员。
云南省主席龙云
1945年11月25日晚，云南昆明几个大学师生在西南联大召开反内战的时事讨论会，会场被昆明城防司令部派兵包围，百余名特务冲进会场捣乱。次日，昆明学生举行罢课，要求反对内战，取消禁止自由集会的禁令。12月1日，数百人暴徒围攻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校，毒打学生，并投掷手榴弹，炸死联大学生李鲁连等4人，60余名学生被打伤，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昆明惨案。梅贻琦理解同情学生的爱国热情。他一面妥善处理遇害同学的后事，一面与当局交涉追查凶手。12月24日，他与云大校长熊庆来联合举行记者招待会，报告"一二一"昆明惨案真相，揭露地方当局“处置大错”，“应负激成罢课风潮之责任”。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让云南警备司令关麟征"自请处分"，将云南省代主席李宗黄调离。一场中外瞩目的昆明学潮才得以暂时平息。
云南大学——至公堂
五、终身校长，魂断宝岛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日本投降后，清华大学回归北平复校，梅贻琦继续担任校长。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12月，北平即将解放，南京国民政府实施抢救北平学人计划。胡适、梅贻琦是重点抢救的对象。此时，梅贻琦面临着“去与留”的思考。最后，他对时任清华大学教务长的吴泽霖说：“我一定走，我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1948年12月15日，当胡适等人乘坐的第一批抢救北平学人计划的专机起飞时，梅贻琦还在清华园从容不迫地安排善后事宜。12月21日，南苑机场已经失守，梅贻琦乘坐第二批抢救北平学人计划的专机冒着交战双方的炮火，飞离临时修建的东单机场，几小时后降落在南京军用机场。抵达南京的第二天，风雨飘摇的国民政府孙科内阁匆匆任命梅贻琦为教育部长。他当即提出辞职，默默地在南京隐居下来。
南京政府行政院旧址
1949年6月，梅贻琦前往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会议，任常驻代表。12月，梅贻琦赴美，出任华美协进社常务董事，力图理顺大变局之后清华基金管理和使用的程序。到1948年清华基金已积累为432.3万美元，利息全年净收15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天价的资金。1950年3月，在梅贻琦的协调下，中基会董事会在纽约召开，选举蒋梦麟为董事长，蒋廷黻为副董事长，胡适为代理干事长。作为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是当然的董事，并任中基会荣誉秘书，掌握了调控基金的权力。从此，华美协进社以“清华大学在美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的名义开展中美文化沟通及合作，社会名流胡适、赵元任、陈立夫、郭秉文等十五人和原华美协进社美方核心人士为委员。由于上述人员除梅贻琦外都是兼职的，所以真正掌握实权的是梅贻琦。
美国纽约——自由女神
虽然梅贻琦拥有巨额资金的支配权，但他却给自己开出的薪水只有每月300元，相当于美国教授的最低薪。大陆解放后，没有留学生赴美。当时清华基金每年约为四万美元。梅贻琦就利用这笔资金订购了许多美国学术刊物寄回国内，还让人捎信准备给国内的清华大学购买一些试验仪器。可惜无人理会，只好作罢。1955年11月，梅贻琦由美国飞往台湾，决定利用清华基金在台湾新竹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也就是后来的新竹清华大学，并邀请吴大猷、陈省身、袁家骝、钱家骐等海外知名学者任教，为台湾培养了一大批人才。1986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李远哲，就是1961年毕业于新竹清华大学的硕士生。
李远哲像
虽然后来台湾当局先后任命梅贻琦为"教育部部长"、“原子能委员会主任”、"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但他一直兼任清华大学校长。正因为梅贻琦的清华情结，并一手奠定了台湾的清华基础，所以他被称为"两岸清华校长"。1960年，一生奉献清华的梅贻琦患骨癌，自此开始了为期两年的同病魔斗争的生活。1962年5月19日上午10时50分，梅贻琦病逝于台大医院，享年73岁。在梅贻琦住院期间，有一个加锁的手提包一直放在他的病榻下，谁也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何物。他去世后，秘书立刻加封。后来组织专人启封，原来全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没有一分落入私囊。这大概就是清华基金最后的归宿了。他的遗体葬在新竹清华大学校园内，周围栽满了梅花与杏树，取名"梅园"。
新竹清华大学——梅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