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海涛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闽西的形势十分严峻。12月，张鼎丞等几十个人，受派重回杭永岩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反对敌人的“清剿”。
一行人夜行昼宿，到了杭永交界的双髻山上，张鼎丞派陈茂辉下山去找廖海涛。
陈茂辉摸到了大岭下，在一间造纸棚里隔壁的屋子里，第一次见到了廖海涛。廖头戴一顶蓝色洗得发了白的八角帽，身穿一件带着补丁的夹袄，扎根腰带，挎支驳壳枪，打绑腿、穿草鞋，个子不高，胖墩墩的，23、4岁，像个朴实的农民。他自我介绍说：“我是代英县苏维埃主席。”
他听说张主席回来了，跳了起来。他喊起来：“孩子找到娘了！”“孩子找到娘了！”就急得要奔上山去接张主席。他还叫人赶快通知所属游击队：“张主席回来了，我们有领导了。”
张鼎丞想把廖海涛的部队带到永定地区去训练，帮助他们学习游击战术，明确今后的任务，同时给部队一些物质上的补充，但又担心他们不愿离开家乡。廖海涛和他的部队都是本地人，加上敌人正在清剿，部队一走，老乡和部队的亲属不免要遭受更残酷的迫害。
张鼎丞用商量的口气，征求廖海涛的意见。廖海涛斩钉截铁地说：“听张主席的，我个人没有什么，坚决拥护。我再和陈毕衡大队长商量一下，估计他会同意的。”陈大队长确实同意了。这样，从长汀回来的队伍，加上上杭、代英县的游击队，一共170多人，全部集中到了永定县地区的调吴。
到了调吴，就是到了新的天地。那里的苏维埃还存在，群众敲锣打鼓地热烈欢迎廖海涛他们。张鼎丞告诉群众，队伍要在这儿训练，希望大力支持。永定县苏维埃主席范钦洪，把做给他们独立营的衣服，先给了廖海涛的部队和上杭的游击队；妇救会的同志送来了鞋，自从红军主力长征后，她们做好的鞋就没有地方送了，一直留着等红军回来，今天都送来了。
群众连夜赶打草鞋，还送来毛巾、被单；老房东烧好了水给同志们洗澡、理发、刮胡子，就连替同志们捉虱子也想到了。乡亲们杀猪宰羊，挖出了坚壁清野时埋下的米酒，为大家洗尘。张鼎丞幽默地说，“别让他们吃坏了肚子！”
晚上，群众召开了联欢大会。廖海涛和他的战士们，洗得干干净净，穿得整整齐齐，喜气洋洋，像回到了娘的温暖怀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调吴训练期间，张鼎丞讲形势讲政策，讲如何开展游击战争。指出不能消极地藏山，应积极地做群众工作，既要保存力量，又要消灭敌人，战术上要采取游击战争的方针，声东击西，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不要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地区，要多走几个地方，使敌人首尾不能相顾，疲于奔命。
他说，胜利不光是看消灭了多少敌人，砍断电线杆，切断电话线，破坏交通也是胜利，动员起群众也是胜利。张鼎丞还特别提到，廖海涛那儿条件好，有双髻山，是打游击战的好地方。
调吴的训练，对廖海涛启发很大。回家乡前，他向张主席表示，一定做好群众工作，积极开展游击战争。
回到大岭下，他把部队分成三人或五人的小组，深入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宣传：“红军没有完，我们的党没有完，党没有忘记苏区人民，派张主席回来了，我们有领导了。”
他们重新鼓起了群众的斗志，建立了许多红色基点村，灵活机动地打击了敌人。在党的教育下，廖海涛还渐渐掌握了瓦解敌人的政策。
1935年是敌人“清剿”最残酷的一年，也是闽西游击战争最艰苦的一年。敌人灭绝人性地搞“三光”政策，企图用杀一儆百的办法，砍断群众和红军游击队的血肉联系。
上杭县的莲塘村，是个老革命基点村，总共几十户人家，被敌人烧成一片废墟，8、90口人，全部被杀害，连刚百天的婴儿也没有放过。莲塘惨案，激起了廖海涛部队的无比愤怒。一天夜里，他带着部队突然袭击了上杭的坑口圩，杀了好些个伪乡长、伪保长和民团团长。
这次行动，替群众和部队出了气，但是把个别曾为我做过事、可以争取的动摇派也杀了。其他地区，也发生了“带路搜山杀全家，打一枪烧一座房子”的过火做法。在这些地区，原来中立的人，现在反对我们了；原来同我们的，现在疏远了。张鼎丞批评这种做法是过河拆桥，孤立自己，并派陈茂辉到各个游击队去，传达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有关指示。
廖廖海结合自己部队的情况，认识到了“左”倾做法的危害性，向组织作了自我批评，后来，他的统一战线工作做得很出色。
敌人实行“计口购粮”“计口购盐”“济匪者杀”的政策后，保长、地主一旦发现有人卖粮给红军游击队，就会去报告。廖海涛他们就想了一个很妙的计策，强迫地主、保长卖粮给红军，或者代购。
这些人乖乖地把粮食卖给了红军。群众到处造舆论，说保长卖粮食给红军了。保长们自己也犯了“济匪”之罪，嘴给堵上了，群众便可以无忧无虑地把粮食卖给游击队。
有时，群众到城里去卖东西，就预先通知游击队中途等候，把东西转卖给他们。回到家再向保甲长报告，说东西被“匪”抢了，既解决了山上部队的给养，又不让群众担风险，做了“白皮红心”。极个别不杀不能平愤的坏分子，群众坚决要求杀的，廖海涛他们就果断地去除掉，再叫群众去报告联保主任，说“红军杀的人！”，避免连累群众。
对待保甲长，他注意团结中间的，争取进步的，打击反动的。他和保甲长约法三章：不准和红军游击队作对，不准迫害群众，有了情报及时报告。大部分保甲长都一一照办。国民党军命令带路搜山，他们有时事先通知，有时故意打枪；红军进村，他们不阻止，红军走远了，再朝天放枪。有的地方甚至选了红军家属当保甲长，把敌人的保甲变成了我赤色联防。
廖海涛在谭震林的帮助下，还做了争取民团和保安团的工作。蛟洋地区的保安团司令傅柏翠，和廖海涛就有互不侵犯的默契。国民党强迫傅柏翠参加清剿，他的部队便朝天放几枪，应付一下，就回去睡大觉。群众到他的防区去买火柴、咸盐、电池之类的东西，都可以买到。他也明明知道，这些东西都是接济红军的，但是睁只眼闭只眼。
1935年5月以后，廖海涛一直是在谭震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斗争艺术和指挥才能不断地得到提高，游击战争开展得有声有色。
1935年冬，廖海涛的爱人临产了，却恰恰遇上敌人的第二次“清剿”，红军处在最艰难困苦的时期。敌人以几十倍于我的优势，“搜剿”红军游击队，一旦发现，便紧追不合。
到处是敌人，廖海涛怕孩子的哭声暴露目标，便把爱人送到了几里外的密林深处，搭个竹棚，支张竹床，其他就一无所有了。
这时，又发生了件不幸的事，芦丰区委书记兰荣喜和接头户的同志，都被敌人抓去杀害了，刚刚建立起来的关系又中断了。廖海涛心如火焚。芦丰区是上杭的中心，是游击队活动的主要地区，尤其是张鼎丞、谭震林，常常路过这里，若不尽快地恢复那里的地下组织，其后果不堪设想。
他决定亲自去那里，把关系重新接上。可是，敌人到处张贴布告，重金悬赏缉拿他，道口关卡，也盘查得非常严格。敌人号称抓到活的，赏金大洋千余，死的也给五百。
同志们提议换个人去，廖海涛不同意，有的同志愿意陪他一同去，也被他谢绝了。他说：“现在要保存实力，有危险，只我一个人。我熟悉路，熟悉情况。如果我回不来，由兰荣玉同志（副主席）代理我的工作。”
他爱人哭着说：“你不能走，把我一个人放在这里，我害怕，你即使命大回得来，也见不着我了，我不冻死饿死，也得被老虎吃了，你一走，生下的孩子怎么办？”他开导爱人说，为了保全部队，要舍得牺牲自己的一切。临上路，他还语重心长地说：“革命重要啊！”
廖海涛只身来到白色恐怖的芦丰区，群众又惊又喜，问他怎么来了。他掏出一张敌人通缉他的布告说：“我相信你们。别说一千块，就是一万块，你们也不会要的。有你们，我才不怕呢！”经过短时间的紧张工作，芦丰区的地下组织恢复了。
经过研究，派兰荣玉兼任区委书记，罗兰周夫妇在那里建立了地下交通站。从此，过往的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领导同志，有了新的落脚点，安全也有了保障。
群众好几个月没有见到自己的部队了，都在为游击队的生死揪心，这时一个坏消息一阵风似的传开了，说是廖海涛被民团打死了，有人亲眼看见他血淋淋地躺在门板上，由民团抬着到坑口去了。消息传开，乡亲们悲痛欲绝。其实，海涛没有死，他死里逃生了。
但这其实敌人的诈传。一天晚上，廖海涛带着他的警卫员华古子，到茶坝里召集两名当地干部开会，正在布置工作时，民团突然包围了房子。
房子坐落在山坡上，前面溪水挡路，后面高山耸立。他们五个人（另一个也是警卫员），只有四支短枪。廖海涛估计，这次一定是谁走漏了消息，敌人有备而来，一定加强了后门的防守，切断了上山的道路，但他们万万不会想到自己敢冲前门。
他把四支短枪集中起来，冷不防拉开前门，四支短枪一齐开火，分散突围，冲过小溪，猛虎归山了。敌人死伤了好几个，偷鸡不成蚀了把米，又气又恨，便指着同伙血肉模糊的尸体撒谎说，廖海涛被打死了，谁通匪就是这个下场。
就在乡亲被敌人的谎言搅乱了心时，廖海涛也苦苦挂念着乡亲们，急切地想知道移民并村后的情况。这时，巡逻的战士报告，在一家老乡的饭桌上发现了一袋笋干，一袋地瓜干。
廖海涛指示部队，东西千万不能动。他叫大家都注意观察，有没有乡亲回村。从第二次“清剿”以来，由于敌人的封锁，游击队的生活更艰苦了。有时十天半月没有饭吃，没有干衣服穿。以前，群众把粮和盐送到一个约定的地点，放在隐蔽好的坛子里，等联络员去取，实行了“移民并村”和“计口购物”以后，那些坛子里总是空空的。联络员总是兴冲冲地去，两手空空地回。
缺粮还可以应付，山区的野果子、野菜都可以充饥，缺盐就难办了，长期没有盐吃，走路爬山两条腿软绵绵的。有时大家想办法刮点硝盐，尽管很苦，但总比没有强。如今见了咸笋干，哪个不想吃？可三天过去了。桌上的笋干和地瓜干，一块也没有少。
傍晚时分，有一个乡亲躲在墙角的草丛里探望，被华古子发现了。两人相见，都流下热泪。华古子带着老乡来见廖海涛。老乡把看了又看，望了又望，说：“廖主席，是你！你还活着！那些家伙说你被打死了，我们不信，你是打不死的。”
大伯告诉廖海涛，乡亲们想红军。想得实在受不了，笋干和地瓜干是乡亲们偷偷带出来的，放在那儿，少数敌人是不敢到这儿来的，只要有人吃了，就可以肯定红军还在。
大伯把笋干地瓜干塞到廖海涛的怀里，说：“你们受那么大罪，为什么不吃？”廖海涛说：“乡亲们也在受苦呢，我们红军怎么好意思再给乡亲们添负担呢？”大伯生气了：“这真是一家人说两家人的话，见外了。”他还告诉廖海涛：“在村外的一棵大树下，还埋了一袋粮和盐，是大家偷偷地攒的。”
这真是雪中的炭，旱天的雨，是乡亲们金子般的一颗心哪！
廖海涛平时话不多，说一句就是一句。但他身上洋溢着的革命豪情，像一团火，走到哪里，哪里就暖烘烘的。
有一次，部队在山里和敌人周旋了好几天，吃不上饭，饿得个个肚皮贴背脊。休息时，廖海涛说：“有一天，在一个麻团店前，站着一个饿着肚子的少年，他是来看姑妈的。他指着麻团说：‘你家的麻团太小了，做得不好。我根本不想吃，想吃的话，六十只麻团不在话下。’
老板不服气，跟少年打上了赌。少年若是吃下六十只麻团，可以分文不给，算是白吃；如果吃不下，哪怕剩下半只，也得赔老板双倍的钱。
少年饿得要命，恨不得把所有的麻团都吞下去，可是二十几只吃下去，他有点喘气了。他这才猛然想到，再大的肚子也休想装下六十只麻团。他不禁出了一身冷汗。这可怎么办昵？突然他说：‘老板，我回家拿壶茶，边吃边喝。’
老板心想，只要你不上天入地，不愁找不到你，就答应了。过了一会，少年拿着茶壶，一摇一摆地来了。他毫不费力，把剩下的麻团都吃了。还对老板说：‘我的肚子还空了一块呢，你再给几只，输了一块儿给钱。’老板惊得目瞪口呆。”
廖海涛讲到这里，不停地打饱嗝，把裤带子还松了一道，说是吃得太饱，很难受，而且危险，要是饿一点反而轻松安全。大家捧腹大笑，忘却了饥饿和疲劳。
廖海涛故事讲得好，山歌唱得更好。
红军长征以后，闽西的红军游击队孤军作战，同志们如同离没娘的孩子，感到孤独和失望。不少同志家里的房子被敌人烧光，亲人也被杀害，廖海涛家的房子就被烧过两次。敌人还逼红军家属上山劝降，或者派人当说客，引诱红军游击队下山，如不投降，便杀人放火。
廖海涛经常唱起山歌，说“红旗飘飘千万里，南北革命在一起”，劝“同志哥哥你莫愁，太阳出来乌云收”。他的歌声像清泉流入人们的心田。
一到休息时，只要环境许可，大家都要欢迎他唱歌，不唱歌，也得讲个故事。廖海涛有时也讲讲条件：不是想听故事吗？你们每人写几个字我看看，先学会写“中国共产党”......
在廖海涛的领导下，杭代县游击队胜利地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直到踏上北上抗日的伟大征途。
1941年11月28日，日伪军三千多人马袭击了溧阳县塘马村的新四军十六旅旅部，为了掩护同志们撤退，时任十六旅政委的廖海涛奋勇当先，壮烈牺牲，年仅3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