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年5月22日，在马建忠等中国官员的监临之下，朝、美两国签订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同年6月6日，朝、英之间也在马建忠等中国官员的监临之下缔结了条约。之后不久，朝、德之间也按照同一种模式订立了条约。

从那之后的几年，朝鲜觉得能够得到西方国家的帮助便远离了中国。实际情况却是，这几份条约没有帮助朝鲜彻底改变社会窘境，反倒最后还是中国及时出手援助。那当时背景下的中朝到到底是什么关系？争取“自主活动”的朝鲜明朝初期，高丽大将李成桂登上王位。朱元璋认可这个篡位的国王，并赐国号“朝鲜”，此后朝鲜每年定期向明朝进行朝贡，明廷亦会派使者前往朝鲜册封。皇太极时期，朝鲜第十六代国王拒不接见清使，于是皇太极大怒，于1636年12月率十二万八旗精锐进攻朝鲜，史称“丙子之役”，通过武力让朝鲜继续维持与中国以往的宗藩关系。

康雍乾时期，在边务问题上，他们都采取了宽容的政策，使得朝鲜与清朝迎来了一段“盛世蜜月”。19世纪中期，清朝开始衰落，与西方列强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对于长期奉中国为“天朝上国”的朝鲜而言这是强烈的冲击。1870年，李鸿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不久兼任北洋大臣直接主导对朝政策。与此同时，十二岁的李熙登上朝鲜王位。他身心懦弱，虽顶着国王的名号，实则只是傀儡。1876年，日本派特使拜会李鸿章，李鸿章向对方说明朝鲜在内政外交上的自主，却强调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国。得到李鸿章的答复后，日本与朝鲜就签订了《江华条约》。随着日本进入朝鲜势力发展很快，北方沙俄同样对朝鲜抱有极大野心。这一时期的朝鲜执政者觉得可以仰仗于以日本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与清朝断绝联系，走上自主发展的道路。

另一边由于李鸿章昏招频出，让清军与日军均留驻朝鲜。1882年3月，李鸿章向世界阐明中国对朝原则：中国维持中朝中方关系出于对历史传统的延续，无任何领土野心；其二，捍卫中朝中方关系的坚定决心与意志。这一原则的提出大大挤压朝鲜争取自主活动空间，后来朝鲜在列强各国的挑唆下，开启摆脱宗藩体制的历程，并将派遣驻外使臣作为首选。1882年5月，朝鲜与美国签订了一份条约——《朝美修好通商条约》。从那以后朝鲜几乎一边倒，实施一系列亲美亲欧政策，1883年5月，福特来到朝鲜，成为美国首位驻朝公使，由此美国成为近代第一个向朝鲜派出公使的西方国家，率先承认朝鲜独立国家地位。1883年7月，受国王派遣，朝鲜国王李熙派遣一个代表团出访美国，美国政府同样开始公开支持朝鲜脱离原先宗藩体制。1887年7月，朝鲜国王采取先斩后奏的办法，派闵泳骏为出使日本大臣，金嘉赞为参赞。可见，朝鲜国王此举是想试探清政府的态度，为后续的更大行动做准备。遗憾的是，袁世凯、李鸿章没有识破这一计谋，更未采取任何应对措施。1887年11月，朝鲜国王派出八人走出国门抵达美国旧金山，拜见美国国务卿，还向美国总统递交国书。此时察觉不对的清政府采取了一定的反制措施，效果却不好。

从1887年8月到1891年底，中朝两国围绕相关政治事件进行长达四年的交涉。就结果而言，朝鲜成为最后赢家，不仅成功挑战原先的宗藩体制，亦彰显争取外交自主的决心与意志。既然如此，朝鲜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后，应当可以顺利摆脱中国对其的控制。可谁也没想到，1892年之后，朝鲜政府又开始寻求中国的帮助。“口令不实”，中国再度伸出援手与西方各国签订完条约后，朝鲜非但没有迎来经济腾飞，反而遭遇一定麻烦。因为西方国家试图抢占朝鲜半岛乃至东亚地区话语权，在此大背景下朝鲜就成为桥头堡，自然而然要承受其他东亚国家的各种指责与非议。以前与西方国家商议好的各种商贸往来包括其他优惠条件根本不复存在，朝鲜依旧是一个不被国际社会承认的藩属国家。说白了，当初信誓旦旦的美国人成为口惠实不至的家伙，着实令朝鲜政府失望至极！

1892年前后，被朝鲜政府寄予厚望的贷款计划还是杳无音讯。何况进入19世纪80年代后，朝鲜进入严重的财政危机，首当其冲就是巨额对日赔款；加上皇室的挥霍无度与巨大的新政开支。所谓“新政开支”就是朝鲜效仿学习中国洋务运动，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机器设备，让国家陷入难以为继的财政危机中。为渡过危机难关，朝鲜国王大借外债，借来的钱总是要还。为摆脱困境，朝鲜政府又采取了几种治标不治本的措施，比如卖官鬻爵、欺压百姓等等，导致朝鲜在当时陷入内忧外患的境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拒绝向其贷款，等于切断了朝鲜亟待输血的管道，让朝鲜几近崩溃的边缘。危急时刻，还是中国的再度出手……以德报怨，朝鲜终究没能“自主”1882年之后，面对朝鲜愈演愈烈的自主行动，清政府秉持“不沾不脱”原则，一方面竭力维护中韩体制，另一方面对朝鲜上下晓以利弊，同时还积极推行德化政策，解决朝鲜的燃眉之急。1892年前后发生的三件大事让朝鲜终于回心转意。第一件事就是清政府对朝鲜赵太妃葬礼的妥善处理，赢得了朝鲜国王的好感；第二件事，清政府于1889年在朝鲜发生严重灾荒后，从上海、天津抽调数百万石的粮食运往朝鲜。包括在朝鲜经济几近崩溃边缘，清政府伸出了援手，愿意低息贷款给朝鲜。清政府充满人性化的善举让朝鲜感受到善意与力量，为确保统治稳定政局，朝鲜国王在1892年之后迅速调整国家战略，决定亲近中国。作为回应，清政府加大对朝鲜的扶持力度，双方关系实现由冷变暖的跨越。与此同时，鉴于朝鲜受到西方列强的虎视眈眈，内部民乱四起，清政府于1893年决定向朝鲜提供军事援助。6月初，这批军火运抵仁川港口，朝鲜国王对清政府在危难时刻的慷慨援助，感激得五体投地。中朝关系自1882年起经历数年的断崖式降温，到1892年却峰回路转，这种看似不合逻辑的变化，实则有某种必然性。就朝鲜而言，自清朝末期全国上下陷入追求独立自主的热情中，盲目接受西方的教唆。与西方国家签订完条约后，甚至蓄意挑战中国，致使中朝关系急剧恶化。实际情况令朝鲜大失所望，它们没有跻身世界独立平等国家行列，由于西方国家的哄骗，导致朝鲜几乎陷入灭亡的窘境。为求自保，朝鲜国王看清现实，选择亲近中国。

当然，清政府对朝鲜关系的处理也很妥善。当朝鲜挑战宗主国时，中国政府采取恩威并重、刚柔相济的策略。一方面向西方国家重申对朝鲜的宗主权，另一方面抛出主动示好的橄榄枝，解决朝鲜燃眉之急，这才最终促成中朝两国在19世纪90年代初的重归于好。从这一历史进程也不难发现，100多年前中朝两国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轻易不可分开。从那之后，朝鲜上下重新了解到与传统的东方秩序相比西方国家所采取的那一套，根本是水土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