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宣帝时期，匈奴虽然衰弱了，但多年的大国情结仍让他们不甘失败，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他们又来生事了。原来，虚闾权渠单于对西域车师前国一直贼心不死，竟不顾国势衰弱，又数次派兵侵扰交河城。使者校尉郑吉于是又从西域诸国征调了七千人前往救援，却遭匈奴两万多骑兵围困。汉宣帝刘询（注1）闻信，立刻召赵充国前来商量救援事宜。
赵充国认为，交河城土地肥美，又是西域北道的咽喉要塞，乃兵家必争之地，更是汉朝掌控丝绸之路及与匈奴争夺丝路贸易之关键，此地不可不保。所以他愿亲自领兵，攻打匈奴右地，如此不但可解郑吉被围之急，还能迫使匈奴退出车师，此乃一举两得也。
可惜，赵充国一番苦心，却遭到了丞相魏相等儒臣的坚决反对。
自武帝尊儒术以来，儒家的地位虽大幅提高，但由于帝国战事频仍、财政窘迫，所以数十年来朝廷的重臣还是以军功阶层与财政官僚为主，但随着太学与五经博士的扩张（注2），以及战事减少与经济恢复，在宣帝一朝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儒臣，如黄霸、于定国等大臣本来都是法家出身的文法吏，却主动苦读儒家经典，改行做了儒臣。还有蔡义、韦贤、魏相等当世丞相更是齐鲁大儒。当然，这些大儒对于军事外交等实务并不很懂，但刘询志在整顿吏治，教化官德，还需要这些老学究帮忙，所以对他们还算重用。不过，这研究学术出身的官僚，还是搞搞文化建设与意识形态宣传方面比较好，让他们挑大梁是不行的。
果然，魏相的意见非常迂腐：匈奴已经很久没有侵扰汉朝了，汉若出兵，便是不仁不义。何况交河城离汉朝太远，千山万水的，为它劳师靡饷，加重老百姓的负担，不值当啊！要他说干脆把屯田兵全都撤回来，将西域全都让给匈奴，又有何妨？
赵充国闻言为之气结。最近匈奴屡遭天灾人祸已然极衰，而帝国经昭宣中兴，已然极盛，虽劳师糜饷，亦完全撑得起一战，且此一战必大胜之！西域是匈奴最后一块奶酪，据之则匈奴再无赋税收入，坐困漠北，不久必亡！难道经过这么多年可怕而艰难的战争后，大家还要坐视匈奴恢复元气、从容坐大么？不该打的仗当然不能打，但必须打的仗怎可轻言放弃？这帮老夫子啊，竟以市侩小贩数盐量米之智，而断天下军国大事，一点战略眼光也没有。真是误国啊！
最终，宣帝在赵充国与魏相间采取了折中方案：郑吉不可不救，西域不可不争，但交河城可以不要。就这样，汉宣帝命光禄大夫常惠率领酒泉、张掖两郡的精锐骑兵，前往救援郑吉。匈奴得知汉帝国生力军来援，不敢恋战，遂解围而去。然后，宣帝又下诏放弃交河城，命郑吉等官兵南撤千里，退守渠犁屯田基地。
刘询此次决策，乃西汉近十年来对外战略中最大的一个败笔，也是宣帝保守集团对于武帝政策矫枉过正的一次大失误。车师前国乃西域诸国对抗匈奴的北边前线与屏藩，此地若失，匈奴一旦卷土重来，西域必然不保。我们现在回过头看，这无疑是西汉朝由武转文，由盛转衰的一大转折点。而导致这一大转折点的根源，就是儒教神功告成之后，军功政府向儒臣政府的转型导致，在这种大背景下，赵充国、冯奉世、陈汤等大汉名将只能备受掣肘，备受委屈，有的竟连因功封侯都颇遭非议。军人为国舍生忘死，却要遭受此等冷遇，那等到帝国危亡之时，又有谁能拯救它呢？
看来，一个太注重军人的帝国很危险，一个不注重军人的帝国也很危险，两边都不可取。
果然，匈奴虚闾权渠单于在得到车师前国后，日渐感觉汉朝多有顾虑、及姿态放软之势，遂狼性复萌，欲再行大动作，给汉朝以最阴险最狡猾的背后一刀。这就是西羌之乱。同志们，不要打瞌睡，赵充国一生的高潮终于来了，来在他七十六岁的古稀高龄。
所谓羌族，大概与氐族同源，不过西羌大多生活在河西地区及甘肃西南的河湟故地（或称湟水流域，湟水即今西宁河，为黄河支流），而氐族后来则迁到了武都、四川一带，与西南夷合流，这样两族便分了家，不过汉人还是喜欢氐羌连称，其实二者习俗和语言迥异，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民族。
然而羌族部落多如牛毛，至少有两百多个，不止青海甘肃陕西一带，就连西藏、四川，甚至新疆南部一带也有它的分支，其人口恐怕还多于匈奴，但与统一的匈奴不同，羌人从未结合成为一个部落联盟。相反，他们中间还存在一种明显的分裂倾向。这首先是因为羌族中始终没出现一个具有绝对武力优势的强大部落；其次是羌族地区资源极度匮乏，人群的认同尤为分歧，每一个部落都需要占有、保护自己的河谷，因而交相侵暴，厮杀不休（学术界称之为“分枝性社会结构”）。
为了抢夺资源，为了部落的生存，羌人生性坚刚勇猛、仗力为雄，其俗披发覆面，扮相炫酷。男人以战死为吉利，以病终为不详，每当病重时多用刀自杀。父母死后扬灰火葬，子女皆不哭泣，而是纵马狂奔、唱歌长啸。徒步作战时，他们多一手持刀一手持木盾，盾牌为圆形，中间隆起甚高；受伤后用到割破马脖颈，接马雪喝下，伤口便很快痊愈。而且他们艰忍耐寒，哪怕妇人产子，也从不避风雪，可见其身体素质之恐怖。如果说匈奴是当时最强悍的草原骑兵，那么羌族就是当时最强悍的山地步兵，还好他们始终没能整合成一个团结的国家，否则亚洲霸权之争夺，恐不一定非在匈奴与汉朝之间展开。
故西汉初年，西羌各部皆臣服于匈奴，直到霍去病横空出世，匈奴势力在河西绝迹，武帝便在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于浑邪王故地置酒泉郡，对其进行武装殖民；后又分置武威郡，最终隔断了西羌与匈奴的联系。其后又派军队占据了湟水流域通向河西走廊的要冲令居县，在此处筑塞、通渠，置田官吏卒于此。这样西羌的生存空间遭到挤压，他们自然要反抗。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诸西羌部落解仇结盟，合兵10余万，进攻令居、安故（今甘肃省临洮县南），并包围了枹罕（今临夏市，枹音浮）。警讯传来，武帝立遣将军李息、光禄勋徐自为领兵十万前往平乱，历时五六载，这才与将其搞定。西羌战败后，益加可怜，又被汉朝赶出了土地肥沃的河湟故地，无奈逃到湟水南岸的青海湖一带放牧。一个农耕民族从此被生生逼成了游牧民族，可怜，可叹！
此后，汉朝始置护羌校尉，秩比两千石，持节总领西羌事务，主要工作为按期巡视西羌各部，处理部落纠纷，协调民族关系，并监视羌人的一举一动，以防他们再次叛乱。
转眼到了汉昭帝时，汉朝为了进一步稳固帝国西陲的边防，于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在西羌河湟故地增设了金城郡，治所在允吾（今甘肃永靖西北），辖今甘肃省兰州市以西、青海省青海湖以东的广大地区，并筑塞徙汉民实之，以壮大其力量。而郡名金城者，如金铸成，意其坚固也。果然，湟水流域自此二十年太平无事，直到汉宣帝元康四年（公元前62年），汉朝的一次用人失误，再次在湟水两岸引发一场巨乱。
原来，就在这一年，汉宣帝派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当为义渠部落后裔）出使西羌，宣导汉朝的民族政策。西羌先零部落的酋豪便趁机向义渠安国提出了一个居心叵测的请求：“愿时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处畜牧。”
西羌自从迁徙到青海湖一带后，日子过的很艰苦，所谓人穷思归，河湟故地那美丽富饶的河谷山川就是他们梦中的家园啊，只要能够回去，他们向义渠安国保证，绝不侵扰农田，他们只在汉民弃耕的荒地上从事放牧即可。不管怎么说。义渠部落也是古羌的一个分支，与西羌人两百年前（战国秦昭王时）还是一家呀！
家乡，这两个最普通也最亲切的字眼，顿时把感情丰富的义渠安国给打动了。他二话不说，立刻答应了羌人的请求。然后回朝述职，向宣帝刘询禀明一切。
旁边的赵充国一听此事，立刻跳了起来，大喊糟糕。
为什么？因为汉朝群臣中没有人比赵充国了解西羌。我们开头就讲过，赵充国本是陇西上卦人，后响应武帝移民河西的号召，举家迁往金城令居，并在那里渡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令居为汉羌间的要塞，赵充国少时便与羌族混居，最明白羌人的习性与心思：他们回到了魂牵梦绕的故土，怎么可能乖乖的避开汉人农田去放牧？他们肯定另有所图！义渠安国感情用事，奉使不敬，擅作主张，招寇生事，其心当诛也！
刘询看了赵充国的上书，心中也暗道不妙，但他还存着一丝侥幸：或许事情还没有那么糟吧，只要河西边臣对羌人善加抚慰，劝其毋动，或许局势尚可挽救?
然而刘询错了，事情很快就变得无法控制了。西羌各部落以汉使有言在先为由，不顾汉军阻拦，强行渡过湟水，黑压压一片，如马蜂、如蝗虫、如潮水般涌入金城、武威各郡县，根本无法禁止，这可真是请神容易送神难了。
刘询只能吩咐各郡县先严加监控西羌各部落移民，等待下一步的命令。
然而不久，河西各郡县向刘询报告了一个更可怕的消息：本来仇杀不断、不共戴天的西羌诸部落，竟然握手言和了！！！
原来，西羌在湟水流域扎下脚跟后，先零部落酋豪马上就站出来牵头，开了个出人意料的高层会议：串联西羌各部落首领共两百余人，互相解除仇怨，交换人质，订立盟约，摒弃前嫌，通力合作，结成西羌统一战线，共创各部美好未来。
一盘散沙的西羌，其战斗力恐怕还不如西域一小国，然而团结紧密的西羌联盟，其实力绝不逊于鼎盛时期的匈奴。直觉告诉刘询，事情恐怕大条了，现在只有赵充国能帮他解决问题。快，快召营平侯进宫议事！
赵充国告诉刘询，事情不是恐怕大条了，而是肯定大条了！为什么？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吧！
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诸羌部落解仇结盟，进攻令居，与匈奴遥相呼应。我军发兵十万前往讨伐，历时数载，才将其平定。
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还是这个西羌先零部落的首领，遣使与匈奴勾结，匈奴人表示：“今汉贰师将军李广利众十余万人降我匈奴，汉势大衰。羌人为汉事苦。张掖、酒泉本我匈奴地，地肥美，不如共击而居之。”
这两次历史事件说明，诸羌部落结盟，其背后的主使者就是匈奴，他们这个计划已经筹备了数十年了，现在忽然爆发，赵充国一点儿都不奇怪。
所以赵充国的结论就是：如今匈奴日渐窘迫，西域也渐不保，他们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老盟友西羌。臣有理由怀疑匈奴使者已经秘密潜入西羌部落中，策划里应外合，两面夹击，颠覆我河西移民区，从而切断汉朝与西域之间的联系，以达到其独霸西域、重新崛起之目的。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未雨绸缪，早作防范，把他们的计划扼杀于摇篮之中。否则若我与羌军陷入恶战，匈奴精骑再趁虚入关，抢夺河西，独占西域，乃至进犯关中，则我大汉这些年的休养生息，就白费了。
刘询闻言心头一震，赶紧吩咐河西各郡县，严密监视匈奴动静，如有异动，立刻报告。
一个多月后，河西情报人员传来可靠消息：西羌某部落狼何派人联络匈奴，密谋进攻楼兰与敦煌。事急矣，若此二交通要道被夺，则郑吉的数千西域屯田兵必将孤悬绝域，坐以待毙。
事实证明，赵充国的判断果然又是准确无比。这可真是国有一老，如有一宝啊！菜是嫩的香；姜，还是老的辣。
刘询发完一番感慨，然后虚心请教：老将军，现在情势危急，我们该怎么办！
赵充国表示：现在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匈奴与西羌中某些野心家已经达成了秘密协议，估计等到秋天马肥之后，就会发难。我们现在应抓紧时间，立刻派使者巡视边塞，囤积粮草三百万斛，以充分备战，加强守御，使羌人不敢妄动。同时区别善恶，严打首犯，宽赦胁从，分化离间，瓦解联盟，以先下手为强，破坏匈奴的阴谋计划！
而这个使者的最好人选，正是赵充国平日甚为看重并多次举荐的酒泉太守辛武贤。
刘询接受了赵充国的建议，但在具体派谁来实施这个建议的时候，他却又将赵充国一脚撇开，让丞相魏相与御史大夫丙吉来谋划此事。魏、丙二人竟不同意让辛武贤出使，反提出让义渠安国戴罪立功，前去搞定西羌人。
这两位老夫子的意思是：娄子既然是义渠安国捅出来的，最后当然也该由他来收场。派别人去，怕羌人不认账！
刘询同意了。不仅同意了，而且还给了义渠安国调兵的虎符，吩咐他紧急之时可便宜行事。
赵充国闻信，心中暗暗叫苦，他活了这么大岁数，什么人没见过，义渠安国上次做事就不靠谱，这次恐怕更不会吸取教训。
可是，宣帝诏令已下，魏丙二人也信心十足，义渠安国更是雄心万丈。赵充国已经不可能再反对了，反对也是无效，所以只能闭嘴，然后静观其变吧。
果然，义渠安国这个愣头青决心将“不靠谱”进行到底了。他早就打定主意：什么瓦解羌人联盟，破坏他们与匈奴的阴谋，没必要，全杀光得了！这些可恶的蛮夷，竟敢欺骗本大人的感情，让我在朝廷中颜面丧尽，本大人能饶得了他们吗？当然不能。
于是次年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春，义渠安国率领两千骑兵，来到羌人聚居处附近，扎下营寨，召集先零等三十多个西羌部落首领前来开会，会开到一半，义渠安国忽然变脸，说你们这些羌人全都狡猾狡猾的，必须人道毁灭！
说完，义渠安国大开杀戒，将这三十多个羌人部落首领全都砍了。接着，他又趁羌人不备，发兵攻打羌人聚居区，再次斩杀千余无辜羌族百姓。那叫一个解气。
可惜，安国兄的解气行为，并没有让西羌分崩离析、俯首称臣，反而让他们更团结的倒向了匈奴一边。
西羌各部其实并没有全跟匈奴勾结，比如以靡当儿、靡忘为首的一部分羌人首领，他们就是亲附汉朝的投降派，主张归顺大汉，与汉人在河湟地区和平共处。勾结匈奴的只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坏分子。
然而现在，安国兄这一次不分忠奸善恶的大杀戮，使得本已受汉封为“归义侯”的先零首领杨玉等人，恐惧与愤怒交加，对汉朝彻底失去了信任，乃鼓动、裹挟包括靡当儿、靡忘在内的西羌各部首领，揭竿而起，向汉朝边塞城邑发动猛烈的攻击，一连杀死了好几名地方政府官员。
义渠安国当然也未能幸免，他的部队在浩亹（音高门，在今甘肃永登县西南、大通河东岸）这个地方遭到羌军袭击，伤亡惨重，所携兵器、粮草、辎重损失殆尽。安国也不遑顾及，只是逃命要紧，一口气跑至令居（今甘肃永登西北，护羌校尉治所），闭城拒守，赶紧向长安求援。
背信弃义，滥杀无辜，只图自己快意，不顾国家安危。利用自己的权力，往双手涂满西羌百姓的鲜血，惹出滔天大祸，丢人丢面又丢粮，然后拍拍屁股逃命，义渠安国无耻至极！
赵充国活了这么大岁数，什么人没见过，眼力果然够毒。关于义渠安国的任用，魏相老夫子又误了一次国，史书还说此人乃汉宣中兴名臣，本作者持保留意见。
刘询闻信立时慌了：糟糕，这一来二去，连用带丢，汉朝之前为防备叛乱、而在金城郡（今甘肃兰州一带）搜购囤积的四十万斛粮食，转眼就被义渠安国丢掉一半。再要派大军平叛，长途转输，征发劳役，花费就不是一点点了，没几十亿钱根本搞不定。
一失足成千古恨，用错一个人，整个国家被拖垮。
现在再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战事已开，现在只有打了，但具体派谁领兵去打，派多少人去打，具体怎么打，这些刘询完全没有主意，他只能再去请教赵充国。
不过刘询不大好意思再召赵充国入宫了，毕竟老爷子今年已有七十六岁高龄，是有史以来年龄最大的一位军事统帅（姜子牙的年龄带有传说性质，令人难以置信），在当时与苏武并称为朝廷两大老国宝，这种国宝即使不放在博物馆里珍藏，也该对其表示最高的尊重与礼遇。何况当初任用义渠安国之时，朝廷就把老将军撇在一旁，现在出了问题又来找人家帮忙，宣帝实在感觉很惭愧。
于是刘询找来御史大夫丙吉，要他亲自去营平侯府一趟，先道歉承认自己用人失误，然后再请教一下赵老爷子，问他谁可以领兵打赢这场仗？
赵充国爽朗一笑：我知道有一个人，非常非常的合适，没有人比他更合适。
丙吉大喜，忙问是谁。
赵充国又一笑：这个人就是我，老臣赵充国！
注1：汉宣帝原名刘病已，后因此二字使用率很高，百姓太多需要避讳，故改名为刘询。
注2：汉武帝之后，太学里的学生名额大大增加，武帝时只有五十人，昭帝时增加到百人，宣帝末期又增加到两百人。按照规定，太学生毕业后要参加考试，成绩甲等入宫为郎官，成绩乙等外放到老家为掾吏。另外， 随着儒学研究的发展，儒教派别也越来越多，到汉宣帝时，五经博士已经增加到了十二个博士点。于是，大批儒生被培养成为朗吏，充斥政府各级部门，并逐级提升为官，走上领导岗位，成为了帝国朝臣的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