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启功。

拙作《深刻于印章里的思致：启功名字蠡测》（《中华读书报》2024年8月7日）发表后，有朋友来信说：

先拜读了文章，再次领略到您将说文解字与“知人论心”结合的一贯思路。以几枚小小印章见启功先生的性格，尤其是博学中的幽默与谦虚令人印象深刻。另外，您因欣赏画展而成此文，也见随时思考而治学之为生活乐趣。

自己对书法篆刻所知甚少，很能长知识。文中论述也言之成理，且条理一贯。惟检索所见，启功都是先字元白，一作元伯，您却认为其“本字元伯”，搜到俞宁引述启功自己的说法，或可参考？

另外，印章“闼门”之解可谓新见。惟谓“圆章”似与图片不符，“魏明帝曹丕”当作“魏文帝曹丕”，则微误。

她不仅对拙文进行鼓励，还指出不足，提供新的材料，真得切磋琢磨之乐。她提到俞宁教授的文章，是《元白先生论元、白》（《关东学刊》2020年第4期），里面追忆他青年时代跟启功先生的交往：

后来我听先父称先生为“元白”，才了解到名和字的区别。又看到先生另一方闲章“长庆”，想起了明代松江马元调编纂的《元白长庆集》（元稹、白居易诗歌合集），就抖机灵，认为先生特别欣赏二人的诗艺和友谊，故此以他们的姓为自己的表字。没想到先生听说了我的小见识以后，说“你自作聪明，懂个什么？”原原本本告诉我怹原来根据自己居所的地理位置给自己取了一个“号”——“苑北居士”，后来觉得好玩，又根据“苑北”的谐音给自己取了一个字——元白。

由此可知，启功先生直接否定了其字“元白”源自元稹、白居易的说法，而说是自己由“苑北”之号的谐音来取的，也就是说这个字是在号之后才有。自先秦以来，人生后，父母为取名，弱冠之年由父执或老师加字，至于号一般是加字之后自取。一个人最初的字，不可能由自己的号的谐音来取的。故“元白”不是他最初的字。这些情况，的确可以佐证我前文的考索。但是，启功先生讲“元白”源自“苑北”的谐音，似乎与我讲的“元白”是“元伯”的减法不同。其实，二者并不矛盾。

启功名章，左为元白，右为元伯。

若讲“苑北”的谐音，自然可以写出若干个来，但启功先生偏偏选择了“元白”（要知道“元”“苑”还有平仄之别），是他以其字“元伯”作为最重要的参照来选定的，这是相当明显的。“伯”“白”“北”，在近代以来的北方方言里，发音是非常接近的；可能在启功先生那里，“白”“北”发音更为接近，所以他会由“苑北”的谐音想到“元白”。

至于启功先生讲到“苑北居士”是“原来根据自己居所的地理位置给自己取了一个‘号’”，按这个说法，不过是根据住址起了号，似乎没有什么可讲的。对于这个“地理位置”，启功先生和俞宁教授都没有具体说明，实则一个不予深言，一个不明就里。

启功先生出生在北京东城东四北大街西北的什锦花园21号，一岁时父亲病故，十岁时曾祖父去世，十一岁时祖父去世，只得变卖家产（房子、世传字画），用于还债、发丧，从此搬离什锦花园，时常租房、搬家，甚为困窘。1949年之前，他先后在交道口西侧的东宫街、东南的细管胡同，鼓楼东侧的草厂胡同，鼓楼西北的前马厂胡同居住过。这些地方就是启功先生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绘画中自署“苑北居士”的住址。这个“苑”是什么苑？

古代称皇宫内苑、禁苑，由东安门、天安门、西安门、地安门以及城墙串起来的清代皇城，便可以称作内苑。巨大的内苑，靠近北宫墙的部分，自然可以称作北苑；这北宫墙之北，自然可以称苑北。启功先生在十多岁后居住的几个地方，都在清代皇城地安门的北边，岂不就是苑北？

启功先生是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雍正四子弘历继承皇位，就是乾隆皇帝。乾隆即位后，雍正五子弘昼被封为和亲王，启功先生就是和亲王的后代。他的祖上在内苑，到他这时，因为改朝换代，他已经流落苑北，过着贫寒的平民生活，他自称居所为苑北草堂。

地安门所在的北宫墙，隔绝出北苑和苑北：前者是旧日辉煌的皇家，金殿；后者是今日寒酸的平民，草堂。启功先生生于1912年，是清朝消失的第二年。对于皇室后代的他，一定会有“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逢此百罹”（《诗经·王风·兔爰》）的隐痛，一定在内心深处有麦秀黍离之感。这种情感可能连他自己也未必清醒地意识到。他的祖父常常叮嘱他要忘记爱新觉罗的贵族出身，可能恰恰给了他潜意识里深沉的印痕。因此，“苑北”的“苑”字，就包含了他对那座早已无瓜葛的皇城内苑的回望，他就是站在“苑”的角度来看待今天自己的寓所的。否则，他完全可以换一个词语来取雅号的。而今屡屡搬迁，居于草庐之下，实实在在地过着贫苦的日子。因此，我们讲“苑北”包含着泪水，一段国事、家事的悲在里头。这是“苑北”摆脱不掉的情感底色。北苑和苑北，这是地理名词上的颠倒，还是高贵与低贱、历史与现实的差别，二词在构词结构的逆反，提示我们需要深切地体会“苑北”的情感内涵。

启功先生的祖父要他不要再提是爱新觉罗家族，要求他自立，让他读书，教他学绘画，祖父要传授他生存的能力。选择这样的方式，无疑是贵族的思路。他们内心是无比的自尊，通过绘画，不仅可以贴补家用，更重要的是，可以获得艺术的濡染和陶冶，从而具有脱俗的人生境界。

启功先生小学、中学的绘画作品即被学校选为礼品赠送给知名人士。1927-1929年，又拜贾羲民先生学画，后来贾先生又把他介绍给吴镜汀先生学画。因此他的绘画水平提升很快。他自署“苑北居士”“苑北草堂”，不就是跟白居易自称“香山居士”、杜甫自赏“草堂”一样的雅致起来了么？他在文化上找到了自我的位置，于是借此冲淡了“苑北”的悲凉，增加了文化上的信心，而这与自己的现实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因此又未尝不带有一点自嘲。

启功画作。

我们注意到，启功先生自署“苑北居士”“苑北草堂”主要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所作的山水画上，也就是说，这样的自署是与山水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而在历史上，有位著名的画家叫董源（约937-962），世称董北苑。他曾任南唐北苑副使，侍奉南唐主李璟，是南派山水画开山鼻祖，与李成、范宽并称为“北宋三大家”。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溪岸图》画左下有“北苑副使臣董源画”的款识，辽宁省博物馆藏《夏景山口待渡图》卷前引首有董其昌题“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图真迹”。“北苑”在画史上是董源的代名词，启功先生怎能不知道呢？

辽宁省博物馆藏《夏景山口待渡图》。

《夏景山口待渡图》引首，董其昌题。

董源的北苑和启功的苑北，也形成了颠倒的关系。北苑是包括启功先生在内的人都所倾慕的，所尊重的，而他把自己的号称“苑北”，其实表示自己跟人家没法比，是人家的反面，尚有云泥之别。因此，启功先生自署“苑北”，就包含着一种自嘲，体现了他的谦虚，反映出他要不懈追求的决心。

启功先生自称居士，尚有草堂可居，还可以在山水画上与董北苑一比划，这倒让“苑北”有了点笑意。

启功先生的“苑北”，不是简单的地理居所，而是在皇城北苑的衬托下的苑北草堂，是在山水画家巨擘董北苑历史背景下的苑北居士。这是启功先生在回视历史，正视现实，感受反复无常、沉浮颠倒的世相之后，其智慧才情在文字、字号上的反映。而通过以上分析，可以说“苑北”是启功先生含泪的微笑。

启功先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之前自署“苑北居士”“苑北草堂”，在四十年代渐多用“元白居士”“元白启功”。也就是说，他开始用“元白”替代“苑北”。到新时期后，不再能见到“苑北”。这种替代，又反映出启功先生思想情感的变迁。

“苑北”，一方面有皇宫内苑的视角，另一方面有董北苑的视角，无疑都是摄取身外之人之物来为自己量身定做，是心有旁骛：前一视角不免自怜，后一视角不免好名，才达到“看山不是山”的地步，还不能反观自我，体察内心，也就是说还没有领悟儒家所说的“反求诸己”。而选用“元白”，则面貌焕然一新。

我在《深刻于印章里的思致：启功名字蠡测》里考证“元白”说它“是如玉如星的洁白，追求的是内心的澄明。选择‘元白’，是有意对‘元伯’有所间离，他不认为自己是建功立业的人物，他对身外的声名极其淡泊”。而由“苑北”改作“元白”，蜕却了对小我的自怜、对名利的关注，而能“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庄子·知北游》），从而做到了一次思想上的升华，完成了对含泪微笑的超越。这些都反映了启功先生人生境界的深刻历程。

而这些内心的深邃变迁，怎好向年轻的后生讲得清楚呢？

葛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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