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月，一个叫鲍君甫的人，被南京市公安局逮捕，罪名是反革命特务。
眼看要枪毙了，鲍君甫也不认罪，而是大声呼喊：“让陈赓来，他能证明我的身份！”这气势让审理案件的法院院长鞠华，感到不同寻常，谨慎起见，连续给陈赓写了两封信，求证鲍君甫的说法。
鲍君甫
但是陈赓的回信，却有点出乎鲍君甫的意料。
一封并不给力的证明信当时的陈赓还没有被封大将呢，在干嘛呢，在朝鲜战场上正指挥志愿军和美国干仗呢！
还真不简单，鲍君甫的呼声，随着鞠华院长的信，辗转曲折，传到了炮火硝烟的指挥部。陈赓一看到这封信，往事顿时涌上心头。
鲍君甫吗？是他，又叫杨登瀛。曾经是我党的秘密同志，对我党有极大贡献啊。但是，后期的情况可是不怎么掌握。
陈赓思索再三，亲自执笔给鞠华写了一封言辞谨慎的回信。
南京市人民法院鞠院长:
10月29日 (51) 刑字5237号公函接悉:关于鲍君甫 (又名杨登瀛) 之供词是否属实一事，据我所知，鲍确系1927年起即与我党发生关系，1931年以前在工作上曾和我联系，在此期间对党贡献颇大。我被捕时曾在南京宪兵司令部与他同狱，此时表面上还好，以后任中央感化院院长，据说表现不好，其他详情不知。仍以注意，管制为好，特此函复。
并致
陈赓
11月24日
当鞠华看到陈赓这样的回信时，心里的疑虑解除了一大半，但还留着一小半。可以说，陈赓的这封回信，并不十分给力，并没有完全解除对鲍君甫的怀疑。
但是，起码陈赓的信中提到了一句“在此期间对党贡献颇大”，这句话，至少证明鲍君甫的前期工作是得到肯定的。基于这样的判断，法院对鲍君甫的经历进行了认真鉴别，结果令所有人大吃一惊。
陈赓
周恩来的第一个卧底鲍君甫，1893年出生于广东珠海前山，从小就和父亲到了日本，从早稻田大学毕业。五四运动后，他回国来到上海，入职一家日商洋行，并兼职日本通讯社记者，很快在上海建立了广泛人脉。
1924年，他加入国民党。1926年，在中共党员陈养山的影响下，思想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秘密入党。
1928年，陈立夫组建中统，开始四处笼络人才。
有一天，鲍君甫的朋友杨剑虹登门拜访，神神秘秘地对他说，有个很好的工作，虚位以待。鲍君甫问，什么工作？
杨剑虹说，中央成立调查科，在上海也要成立专门办事机构，请你来做调查员，权力很大啊！
鲍君甫面露难色，说，我一介书生，不太适合做这种工作。
杨剑虹笑着说，君精通日文，在上海人头熟，路子野，陈立夫点名要你出山呢！前途无量啊！
鲍君甫说，容我再考虑考虑。
杨剑虹走后，鲍君甫就找陈养山，原原本本地做了汇报，征求陈养山的意见。
事关重大，陈养山立即向江苏省委报告，省委领导回话，要陈养山向中央写一个报告。
陈养山
陈养山的报告很快就递到了周恩来的案头。
周恩来大喜过望，这可真是个打入国民党内部的绝佳机会。周恩来立即命令，当时任特科情报科长的陈赓，赶紧去找到鲍君甫谈话，进一步考察了解情况。
陈赓先是从侧面，详细了解了鲍君甫的经历、思想、职业和所作所为，又在1928年5月，与鲍君甫相约在黄埔江边见面。这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从这一天起，鲍君甫就与陈赓接下不解之缘。
详细考察之后，陈赓认为鲍君甫是可以信用的人。于是，向周恩来做了专门汇报。周恩来点点头，说，陈赓你要把这条线尽快建起来，鲍君甫同志的职责应该是两面的，既要为国民党特务机构服务，又为我们提供情报。
就这么着，我们在国民党内部埋下了第一个卧底。
向陈赓张口要钱向周恩来汇报完后，陈赓紧锣密鼓地找到鲍君甫，仔细研究如何开展工作，考虑各种细节问题。
陈赓说，你现在是调查科的调查员，自然有很大的活动范围，因此，除了同熟悉“调查科”的内部人员和规矩以外，还要注意一些重要部门。
鲍君甫说，哪些部门呢？
陈赓说，比如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市政府、淞沪警备司令部和巡捕房等等，都是关键部门，人脉要发展到这些部门，今后对我们的行动会有很大便利。
鲍君甫点点头，低头沉思片刻，抬头说，还有个问题？
陈赓问，什么问题？
鲍君甫笑了笑，说，钱！
陈赓愣了一下，随即也笑了。
鲍君甫接着说，这些国民党党棍啦、宪兵特务啦，还有租界捕房那些货色啦，要说打交道也容易，金钱开道！
陈赓点点头，说，你估算要多少？
鲍君甫低头沉吟片刻，抬头说，每月400块吧，应该够了。
陈赓点头说，没问题！
鲍君甫又说，还有一个难题？
陈赓说，什么难题？
鲍君甫咬咬嘴唇说，我的调查员身份，咱们那边的情报也不能少啊！
陈庚大笑，拍着鲍君甫的肩膀说，放心，早就给你安排好了，肯定让你在调查科的工作成效显著！
自此，陈庚每月都会亲自把400块钱送到鲍君甫手里。同时，陈赓在一些红色刊物出版印刷之前，把一些秘密性较差的文件，提前送给鲍君甫，让他作为情报。有时也配合他演一些破获情报机关的戏码。
陈赓还请示周恩来，专门为鲍君甫配备了一部小汽车、一名专职保镖和一名专职秘书。
在组织的支持下，鲍君甫干得的风生水起，很快在中统站稳了脚跟。
上位走红的双面间谍机遇总是垂青与有准备的人。很快，鲍君甫的机遇就来了。
1928年8月，他的顶头上司杨剑虹，因涉嫌贪污东窗事发，他当然知道自己人的手段，立马畏罪自杀了。
上海特务机构出现空缺，有鉴于鲍君甫的口碑和工作业绩，蒋介石亲自任命鲍君甫为调查科驻沪特派员，主持上海的活动，自此深得器重，开始大红大紫。
陈立夫和几个继任“调查科”主任张道藩、吴大钧、叶秀峰，经常来上海，对鲍君甫很满意，几乎无话不谈。鲍君甫去南京，陈立夫等人也总是热情招待。一来二去，大家都知道，鲍君甫在上面有人，根子很硬，手眼通天，都对他敬畏有加。
特别是1929年底，大名鼎鼎的徐恩曾上台。这家伙对鲍君甫也是信任不疑，大大小小事情全部交给鲍君甫办理。
徐恩曾
在这样身份的掩护下，鲍君甫做了大量工作，就是陈赓信中提到的“对党贡献颇大”的工作。都有什么呢？
历史文献中有明确描述：
协助中共派员潜入国民党军政机关中。
协助中共购买枪支。
应中共的要求，为中共镇压它的叛徒、内奸。
有效保护中共地下机关，免于中共人员被捕，或在被捕后以其特殊身份加以营救释放。
国民党情报机关和上海租界巡捕房破坏中共的计划、命令，都因鲍的关系，中共特科事先即已获悉，受到损失较少，遇到临时有人告密，鲍总事先通知中共特科，然后才同巡捕房人员出动，中共人员多能及时逃逸。
这些看似平平淡淡的文字，背后隐藏着很多惊心动魄的事件。
比如第一条，“协助中共派员潜入国民党军政机关中”，似乎平淡无奇，但是，你知道他掩护哪些人潜入了吗？钱壮飞、李克农、胡底等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龙潭三杰”。寂寂无名的鲍君甫，竟然是他们的引路人。
正是有他们作为周恩来的闲子长期潜伏，不仅截获了大量极具价值的情报，而且在最大叛徒顾顺章变节后，迅速反应，避免了被一锅端。这里，从根子上说，也有鲍君甫的一份功劳。
比如，铲除内奸叛徒。 除了对顾顺章的间接贡献之外，直接提供叛徒信息的工作也不少，比较著名的是白鑫叛变的案子。白鑫变节后，彭湃被捕牺牲。鲍君甫为陈赓提供信息——白鑫躲在霞飞路和合坊43号范争波家里 ，有一群保镖护着。南京方面已给白鑫一大笔钱，他将于11月11日出门离开去国外避难。
白鑫
陈赓根据这个情报，准确在11月11日，把白鑫堵在范争波家的后门，一阵枪响，这个准备好出逃的叛徒当场毙命。
轻松营救中央大员在被鲍君甫营救过的党员中，级别最高的是任弼时和关向应。
1929年3月，任弼时在上海被捕，死扛巡捕的酷刑，只说自己是个小学教员。鲍君甫奉命前去营救。
租界警务处督察长兰普逊，是鲍君甫的人脉之一，老熟人了。鲍君甫揣了一个大红包，登门拜访。
兰普逊迎出客厅，寒暄一番问，鲍先生有什么急事吗？
鲍君甫云淡风轻地说，没啥急事。我刚刚招募的一个情报人员，可能由于口音问题被阁下的巡捕抓获了。请阁下高抬贵手把人交给我吧。
任弼时
说完，也不扭捏，直接把大红包轻轻放在桌子上。
兰普逊扫了一眼红包，笑着说说：“鲍先生，小事情，小事情。”
第二天，任弼时就以“鲍君甫情报人员”的身份，放了出来。
另一个大员是关向应。
关向应是1931年初，在上海被捕，并在他住处搜走了一大箱文件。关向应和任弼时一样，顶住拷打，没有暴露自己身份。但是箱子里文件有不少是绝密性的，一旦破解，不但关向应会牺牲，军事上也会遭受巨大损失。
巡捕撬不开关向应的嘴，就想从文件上突破上。当时管事儿的还是兰普逊。
兰普逊正要下手的时候，中统那边也闻到味儿，派人过来沟通，提出让中统的人来鉴别文件。
兰普逊也觉得自己业务不熟，专业的事儿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去办，比较好。但是，兰普逊又想给鲍君甫送个人情，就点名说，这个案子是租界破的，只准鲍君甫一人插手。
关向应
鲍君甫此时也得到中央营救指令，仔细研究后，鲍君甫和特科副科长刘鼎，两人演了一出双簧。
鲍君甫对兰普逊说，刘鼎是中共文件专家，让他过去鉴定，万无一失。
刘鼎装模作样，跑去巡捕房，假模假样地鉴别一番。又借口一些文件需要带回认真鉴别，把一些重要文件带走，第二天，又狸猫换太子，用假文件充数带回。
就这么折腾了几天，鲍君甫向兰普逊报告，故意发牢骚说：“这些东西，都是学术材料，没啥价值，这几天白干了！被抓的那家伙，也就是个‘激进的学者’吧。”
兰普逊对鲍君甫深信不疑，于是把关向应押了几个月后，就放了。
解放后反而蒙冤解放后，鲍君甫突然被捕，因为他双面间谍做的太出色了，以至于我方很多人都认为，他是为国民党做事的。
看看说不清历史了，鲍君甫这才有了呼叫陈赓做证的举动。陈赓谨慎的证明信，总算给鲍君甫提供了一些支撑。
随后，经组织调查，顾顺章叛变后，陈赓曾劝鲍君甫离开上海，但是鲍君甫过于自信，认为自己的身份并未暴露，坚持留下来。结果，不久被捕，关进了南京宪兵司令部监狱。
巧的是，1933年3月24日，陈赓因叛徒告密被捕，也被关押在同一个监狱。两人在这里重逢，百感交集。
陈赓被关押了十个月，在宋庆龄的斡旋下，释放出狱。出狱前，陈赓对鲍君甫说：“今后共产党一定会得天下，我们不会忘记你。”
而鲍君甫则坐了六年牢，他在狱中牙关紧咬，没说出党的任何机密，敌人一无所获，最终于1937年获释出狱。
出狱后的鲍君甫，脱离了中统，也和特科失联。出于生计，他在南京中央感化院当过股长、院长和反省院的副院长。正是这段经历，让鲍君甫陷入困顿。
法院经过详细调查，最终给鲍君甫定性——无重大罪恶，功大于过。1952年1月25日，市法院决定判处其管制一年，由于羁押时间已经够了，所以鲍君甫被当场释放。
晚年鲍君甫
鲍君甫释放后，陈赓和时任司法部副部长的陈养山，一直关心着鲍君甫的生活问题。从1955年5月起，陈赓提议，由南京市公安局每月发给鲍君甫生活费150元。
1956年3月，陈养山专程去了一趟南京，看望这个老朋友，并力邀他去北京玩。鲍君甫于是北上京都，受到了陈赓、李克农、陈养山、安娥等一众老朋友的热情接待。鲍君甫在京玩了十几天，走的时候，朋友们还给他买了呢制服、皮鞋等生活用品，还特意领他去协和医院装了假牙，叙旧游玩，尽兴而归。
1966年后，鲍君甫的历史问题旧事重提。有人诱使鲍君甫，提供一些有关陈赓、陈养山及“伍豪事件”的黑材料，鲍君甫严词拒绝——“明明没有的事，我怎么能瞎说呢!”
1969年冬，鲍君甫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76岁。
1976年1月，周总理病重，弥留之际，他把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叫来，提到一些鲜为人知的名字，其中就有鲍君甫。周总理说：“这些在我们党最危难时期帮助过我们的人，千万不要忘记了……”
结语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卧底很难，尤其是这种双面间谍，更是像走钢丝，稍有不慎，就会堕入万丈深渊。鲍君甫老人，为党做出了突出贡献，却因为种种原因，英名埋没，不为人知。周总理说的很对，这些隐蔽战线的英雄们，我们不但不要忘记，更要大力宣传他们的英雄事迹。他们若泉下有知，一定会倍感欣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