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介甫
徐海东（1900—1970），湖北省黄陂县夏店区（今属大悟县）徐家桥村人，192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领导的长期革命战争中，他驰骋疆场，组织指挥了同日军和国民党军队的无数次战役和战斗，威震敌胆，被誉为虎将。他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和高超的指挥艺术，毛泽东高度赞扬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1955年，他被授予大将军衔。
“迂回”“佯攻”战法赢取多次胜利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因第四次反“围剿”失利，被迫西进转移后，鄂豫皖苏区留下的几支部队指挥不统一，不利于对敌作战，于是中共鄂豫皖省委便对部队进行了整编，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吴焕先任军长，王平章任政委，徐海东任副军长兼第七十四师师长。
红二十五军重建后，分散活动了两个多月，始终未找到有利战机。1933年2月初，国民党第三十五师一〇四旅进占郭家河（今属河南省新县）。鄂豫皖省委侦知这路敌人装备较差，战斗力弱，又是新接防地，人生地疏，决定乘敌立足未稳之机，集中兵力将其歼灭，并把主攻任务交给了第七十四师。
5日晚，徐海东率领第七十四师和特务营开向郭家河，6日拂晓到达郭家河东南戴家岗一带。
徐海东察看了地形，命令第二二〇团和特务营迂回到郭家河东北方向主攻阵地，第二二二团从郭家河以南和西南配合夹击，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在周围山头上佯攻呼喊、鸣枪助威。攻打郭家河的战斗打响后，敌第一〇四旅一部被歼，其余仓皇逃窜。逃敌窜至二道河东南角，又被我预伏部队包围于一块洼地之中，经过1个多小时的激战，将其全歼。
1934年3月上旬，驻守在今安徽省金寨县的敌独立第五旅一个团和该县县长率领的民团围攻红军驻守的金家寨东南的古碑冲，时任红二十八军军长的徐海东指挥部队以两个营正面阻击，主力转移到侧后，一个冲锋，把敌人一个团打垮，俘虏800多人，缴获甚多。
战斗结束后，部队转移到金寨县葛藤山。因连续行军，部队十分疲劳，徐海东让部队停止前进，就地做饭休息。但饭还没有做好，敌第五十四师两个团就从南溪攻来，火力很猛。徐海东观察地形，命令第八十四师一营坚守阵地阻击敌人，第八十二师另外两个营顺着一个突出的山梁向簸石沟佯攻，给敌人造成错觉，吸引敌人，而后只留下一个排扼守阵地，其余部队又顺原路撤回葛藤山。
敌人误认为簸石沟是我军主要阵地，便将主要兵力和火力转向那里。此时，徐海东率领4个营从东西两侧迂回至敌人侧后，突然发起进攻，激战1个多小时，将敌两个团大部歼灭，俘敌代师长柳树春以下官兵1600多人。
11月，时任红二十五军军长的徐海东和政委吴焕先率领部队经葛藤山到达了光山县（今河南省新县）城南的斛山寨。部队在斛山寨休息不到两个小时，敌一〇七、一一七师4个团尾追而至，从东西两面向我发起进攻，我第七十五师二二三团遭敌包围，第二二四团也被敌第四、五支队共6个团的兵力压到朱家坳的一片洼地里，难以进行有力的还击。此时，敌机又对我阵地狂轰滥炸，我军处境危急。
徐海东和吴焕先一同登上斛山寨附近的制高点，仔细观察和分析了敌我占据的地形和双方力量对比之后，徐海东对吴焕先说：“要以‘走’来摆脱敌人是困难的，只有打垮敌人的进攻，才能继续前进。”
吴焕先同意徐海东的意见，两人商定：由吴焕先指挥第七十四师从正面攻击敌第四、五支队，徐海东率第二二四团采取迂回战术绕到敌后，攻击敌第一〇七师，并协同第二二三团攻打敌第一一七师。敌军在我军三面夹攻下纷纷溃乱，战斗从下午打到黄昏，共毙伤俘敌4000余人，取得了战斗的最后胜利。
“先疲后打”方针彻底粉碎“围剿”
1934年11月11日，鄂豫皖省委在光山县花山寨召开会议，传达了中央1934年7月26日《关于组织抗日先遣队的通知》，决定红二十五军向京汉铁路以西实行战略转移，红二十五军撤销师一级建制，任命程子华为军长，吴焕先为政委，徐海东为副军长。
16日，红二十五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由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长征。
部队经青石桥、黄龙寺进入豫鄂边界的桐柏山地区后，蒋介石急令“鄂豫皖三省追剿纵队”5个支队跟踪追击，还命令驻河南南阳的第四十军、驻湖北老河口一带的第四十四师迎头堵截。
军部研究敌情时，徐海东提出，桐柏山地区靠近京汉铁路和汉水，地方狭小，难以发展，建议向山西省伏牛山和陕南方向挺进。
1935年5月初，红二十五军转入龙驹寨（今陕西省丹凤县城）。这时，蒋介石调集东北军、西北军、陕军等，命令杨虎城统一指挥30多个团的兵力向我进行“围剿”。
下旬，中共鄂豫陕省委在湖北省郧西县开会研究反“围剿”的作战方针和计划，吴焕先请徐海东先提个方案。徐海东首先分析了敌我力量对比，认为正面阻击对我不利，建议采取“先疲后打”方针。他还具体地提出：敌动我不动，待敌人两路或三路接近时，我们从敌人空虚的地方突围出去，把敌人甩在后面，拖着转圈子。拖到一定程度，敌哪一路先到就打哪一路，力求歼灭东北军一两个师或者杨虎城部队一两个旅，以粉碎敌人的“围剿”计划。与会同志一致赞成徐海东的建议。
6月初，我军按照预定路线，跳出敌人包围圈，先向北又向南再转东南，拖着敌人走。15日晚，我军冒充敌军通过了敌人封锁线，一夜急行军130余里，16日午前到达荆紫关（属河南省淅川县），一举打垮敌守点一个营，活捉敌肖之楚师的军需长，全歼守敌。
随之，敌第六十七军3个师、第四十四师和陕军警备旅向荆紫关蜂拥“追剿”过来。敌军被拖得相当疲劳，患病和掉队的很多，尾追的第四十四师大部分连队减员三分之一以上。
我军在荆紫关补充了给养和武器弹药，当晚又开始了急行军，第一天走了140多里路，第二天又走了140多里，翻山越岭，接连走了4天，进入了陕南山阳县黑山街一带驻下，隐蔽待机歼敌。
等到第四天，杨虎城的警备第一旅赶来。徐海东指挥红军主力埋伏在袁家沟口，命令一支小部队将敌军诱进提前布下的包围圈内，一霎时，伏兵四起，打得敌人措手不及。经过8小时拼杀，我军毙伤敌300余人，俘敌旅长唐嗣桐以下官兵14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过千，使其他敌军闻风逃窜，彻底粉碎了“围剿”。
“调虎离山”计策活捉高福源
1935年9月18日，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被任命为军团长，程子华为政委，全军7000余人。
此时，敌人已发起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敌军除原在陕北的4个师外，东北军7个师也从豫陕一带调到陕北。9月19日，中共陕甘晋省委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对敌作战方案。有人主张打北路，吃掉米脂方向之敌；有人认为只有打东北军，才能打破敌人的“围剿”。徐海东说：“东北军是我们的老对手，他们的‘脾气’我们摸得很透，打他们比较容易。只要打垮东北军一路，陕北形势就会发生变化。”在打法问题上，徐海东提出“调虎离山”计，用围攻甘泉城的办法，调动延安的敌人出来增援，我们在路上设伏打其援兵，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与会者经过讨论，一致赞同徐海东的意见。
作战方案定下来之后，部队经过3天急行军到达甘泉城以西的王家坪，在此稍做休息。徐海东和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带领团以上干部来到甘泉城以北的劳山附近察看地形，在洛延公路两侧埋下了伏兵。
由于甘泉城被红军包围，10月1日下午，东北军第一一〇师师长何立中率领几千人马由延安南下，很快就钻进了我军的伏击圈。我军发起猛攻，两边山头上机枪、手榴弹一齐打向洛延公路上的敌群，打得敌人抱头鼠窜。红军战士边打边喊：“缴枪吧，放下武器，一律优待！”有的敌兵当过几次俘虏，懂得红军的俘虏政策，纷纷缴枪。经过6个多钟头的激烈战斗，敌第一一〇师全部被歼，3000余人当了俘虏，敌师长和参谋长均被打死。
为了扩大战果，徐海东率领第二二三团又于10月25日乘胜强攻榆林桥，消灭了敌第一〇七师4个营，俘虏了敌团长高福源。
高福源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又毕业于东北讲武堂，曾当过张学良的警卫营营长。他被清查出来后，在徐海东面前装得很硬气，说：“要杀就杀，随你们的便！”
徐海东扬起马鞭，本想抽他几下，但一转念头，还是放下手臂，冷笑着说：哪个要杀你！你是东北人，现在东北三省被日本强占了，你的父兄成了日本强盗的奴隶，你要有点骨气，为什么不去打日本人？你们东北军弟兄，见了红军，枪都朝天放，你还充英雄好汉，跟红军拼杀！说得高福源低下了脑袋，不吭声了。
在我党的耐心教育下，高福源的思想有了很大转变，主动要求去做张学良的工作，成为红军和东北军统一战线的牵线人，后来还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敌疲我打”战术消灭敌军两个团
为了扩大根据地，1936年1月31日，中央军委在延安开会，研究东征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反复说明东征的原因：通过东征能建立起一块根据地，与陕北根据地相连接；在山西“筹粮”“扩红”，以解决陕北“太穷”的问题。他还说，现在阎锡山与日寇勾勾搭搭，我军东征抗日，师出有名，无论从政治上、军事上讲，都对我有利。
徐海东完全赞同毛泽东的东征抗日方针。返回部队后，他迅速召开了军团军事会议，传达毛泽东等领导的讲话精神，布置各部队的战斗任务。会后，他又领导全军团开始了东征作战的动员、训练和强渡黄河的各项准备工作。
长期以来，徐海东在每次战役或战斗之前，总要反复思考并做好三方面的事情：一是敌方的情况，包括敌军的数量、装备、战斗力、驻守或运动的方位，一些将领的特点也要摸得很透。他组建了多支侦察部队，认为这是红军的千里眼、顺风耳，是红军打胜仗的重要条件。二是我方的情况，包括哪个部队能打什么仗、干部的战斗作风和特长、战士的情绪和想法、后勤供应能否得到保证，都要了解得很准确。三是地形和民情，通过亲自观察和调查，对战场周围的高山、平原、河谷、制高点，以及地方党组织、游击队和民情风俗，都要详细掌握。
东渡黄河作战，对徐海东来说是个新挑战。黄河天险怎么渡？他心里很不踏实。徐海东带领一些干部，骑马来到黄河岸边的沟口和沙口一线，进行调查研究。他在察看地形后，又找老羊倌、老船工和去过河东的人谈话，一连忙碌了5个昼夜，直到把我军前进的道路、渡河地点和河东岸敌军的兵力部署、工事构筑都调查清楚之后，才返回军团部。
1936年2月，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在毛泽东、彭德怀的统率下，渡河东征。
2月20日，红一军团由林彪、聂荣臻率领从沟口渡河，红十五军团由徐海东、程子华率领从舍峪里渡河。两个军团过河后，同阎锡山的3个师、1个炮兵旅共14个团的兵力打了一仗，歼敌约两个团。随后，根据毛泽东兵分两路、“各撒一网”的指示，徐海东率红十五军团经山西临汾、文水东进，前锋进占离太原只有五六里路的晋祠。我军进抵太原附近，威胁到阎锡山的老巢，迫使阎锡山急令调回驻陕北绥德、米脂的两个师，使陕西无定河中下游两岸苏区连成一片。
3月下旬，抗日先锋军总部决定，兵分三路，红十五军团为左路军，北进至山西岢岚、岚县一带；红二十八、三十军为中路军在山西石楼、午城等地活动；红一军团为右路军，直插汾河流域。此时，阎锡山急调他的主力部队15个团向红十五军团猛扑过来。
徐海东采用“敌疲我打”的战术，率红十五军团北上，拖着敌人十几个团从晋中走到晋西北。在白文镇，他们与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八军会合，把尾追的敌2个步兵团和2个炮兵连消灭。
4月下旬，蒋介石派出的10个师和阎锡山的5个师另2个旅向我军压来；黄河以西陕西境内的东北军、西北军，在蒋介石的驱使下沿河北上，卡住黄河渡口，企图消灭我军于山西隰县、石楼一带。根据党中央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中央军委决定抗日先锋军西渡黄河，回师陕北。
在回师的路上，由于刚下过雨，道路泥泞，黄河渡口渡船太慢。徐海东有些发急，骑马飞奔渡口查看。快到渡口附近，突然一个战士从队列中闪出，徐海东急忙两手勒缰，结果马头猛一甩，他从马背上跌落下来，摔在一块石头上，头破血流，两颗门牙也磕掉了，在担架上昏睡了3天3夜才醒过来。
不久，在东征战役总结大会上，毛泽东风趣地说：我们东征取得了很大胜利……只是徐海东丢掉了两颗门牙，找不回来了！引得全场干部大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