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之乱”后，列强在与清廷议和时除了索要巨额赔款以及通商、驻军等权力外，还提出了一个对他们作用不大但涉及到清朝根基的要求。

列强认为“庚子之乱”中清朝民众之所以与他们尖锐对立，源于文化、观念和认知的隔阂，而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因素是教育，因此列强要求清廷废止 – 科举制度。

虽然经谈判这项要求被修改为 -- “上谕将诸国人民遇害被虐之城镇停止文武各等考试五年”（共涉及九省五十多个府县），但随着朝廷为自救而推行革新和新政，科举存废之争又一次成为朝野内外争议的焦点。

注：唐宝应二年和开成元年、宋熙宁二年、元世祖朝、清乾隆三年，均发生过科举存废之争，其中元世祖一朝的争论是为了重开科举。

光绪二十七年，以南方各省督抚为代表的革新派，联名上奏朝廷请求推行科举改革。包含增加中外政治、开设经济特科、废八股、停武举、新科进士入京师大学堂学习等多项措施。

朝廷予以首肯并让军机处拿出具体章程，众军机大臣中瞿鸿禨支持革新，荣禄对科举改革持疑虑态度，鹿传霖态度中立不表明主张，王文韶则是强烈反对。军机处不能统一意见，政策政令自然也就难以推行，其后三年科举改革均流于形式而未有成效。

吾老矣，无能为矣，惟有三事可报朝廷。一力保科举，一力阻经济特科，三力废大学堂，是你们可以无忧。

《王文韶日记》

面对僵局，直隶总督袁世凯联名湖广总督张之洞，于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初上奏朝廷，直接请求废止科举。而且袁世凯提出即便朝廷不能马上废止科举，也应该制定时间表逐年递减科举录取名额，并广建西式学堂，让天下学子入堂学习。

在袁世凯的带动下，各地督抚和革新派也纷纷进言朝廷废除科举。慈禧为此召集众军机协商，但因军机处内部的分歧，朝廷依然无法拿出统一意见。

三月十四日荣禄病逝，对革新持支持态度的庆亲王奕劻补入军机，这让科举革新派看到了转机。五月张之洞因修订《奏定学堂章程》入京，并展开相关公关活动。张之洞委托瞿鸿禨向奕劻和鹿传霖等宣讲革新科举的好处，确保他们至少不反对。

张之洞本人则去啃王文韶这个“硬骨头”。为了换取王文韶的妥协，张之洞对废除科举做了一些“退让”。例如声明改革不是为了废除科举，科举减额只是暂时试办；并以六年为期许诺，如果新式学堂培养出的人才不如科举则废学堂恢复科举原额。

到了九月随着对新政持支持态度的荣庆入值军机，革新派的力量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十一月二十六日，张之洞、荣庆、张百熙（主持京师大学堂，新派教育家）三人联名上《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

此折很快被清廷批准并下谕，从光绪三十二年（丙午科）开始“暂行试办”。科举这块磐石终于再次被撬动，朝堂也就此迎来了真正的冲突。

科举和西式学堂之争并不单是人才培养、选拔方式之争，因为以往朝廷官员的选拔、任命大多以科举成绩来决定，所以西式学堂对科举的替换也意味着朝廷的官制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这也是以袁世凯为代表的革新派热衷于废止科举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几十年的洋务运动，让革新派掌握了大量接受西式教育的人才，随着科举的废止这股新兴势力必将走上朝廷要职并最终控制这个皇朝。

而这也是保守派们反对变革、废止科举的根本原因。因为科举被弱化乃至消失，也意味着他们及他们背后的旧式缙绅势力将被皇朝和时代抛弃。

因此朝廷正式公布科举新政后，反对和指责的声音也甚嚣尘上。为了确保“胜利果实”，瞿鸿禨和袁世凯这对死对头在光绪三十一年五月，联手将王文韶挤出了军机处，以防他借机反对。

但是此举也改变了原本中立的鹿传霖的态度，鹿传霖意识到改革派的最终目的不是改良科举，而是彻底废除科举（也就是被忽悠了）。在他的推动下，民政参议刘彭年、翰林侍读恽毓鼎、给事中李灼华等纷纷上奏朝廷，请求恢复科举原额。

面对反扑，袁世凯也不再遮掩了。他马上联名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等地方大员上《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

袁指出如果逐科递减名额，二十年都不见得能取得成效。而当下迫切需要富国强兵、挽救危局（暗示朝廷等不起了），因此需要壮士断腕、雷厉风行，立即废除科举全面推行西式教育。

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种种遭遇，让清廷上下都意识到皇朝亟需富国强兵。而洋务运动的失败（尤其是甲午战争），也让朝野内外明白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个笑话。这次庚子之乱更是朝廷意识到皇朝有覆灭的威胁，唯有更为深入的变革才能带来希望。

被袁世凯直戳痛点的清廷，于八月初四正式发出上谕：

著即自丙午科（光绪三十二年）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就此突然死亡，但是和科举相关的改革才完成一半，还有重头戏“官制改革”。

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经几个月的反复讨论，清廷正式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决定以九年为期预备立宪，关于至高权力的争夺也就此展开。

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及地方督抚形成一派，他们希望“效仿”英国模式。但是对于议会他们并不热心，他们鼓吹的是裁撤军机处，组建“责任内阁”。其具体目的，御史赵炳麟和陈田则说很清楚 – 分割皇权：

立宪精神全在议院，今不筹召议院，徒将君主大权移诸内阁，此何心哉……

世凯以组织内阁为名挟制朝廷，非将君主大权浅移于世凯手不止……

以奕劻为首的满族权贵们其实也挺欣赏“责任内阁”，目的也和袁世凯一样，只是变革的受益方应该是他们满族权贵。因此他们倾向于控制军机处并用它代替内阁，而更为重要的是他的“目的”和方案被慈禧所接受。

九月十六日清廷公布了朝廷官制改革方案，改六部为十一大部，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袁世凯裁军机处以责任内阁代之的建议被拒绝，和袁世凯关系密切的徐世昌、荣庆等被夺去军机职务。

注：保留军机处的一个很“堂皇”的理由是《辛丑条约》规定“外务部大臣需军机大臣兼任”，这一条原本是列强怕清廷故意弱化外务部权力而致临事推诿而设定的。

袁世凯明白自己已在此次斗争中失败，于是主动辞去身负的六项朝廷要职，将北洋六镇中四镇的统兵权（自留第二、第四镇统兵权）移交给新成立的陆军部，开始居家静养并闭门谢客。

但是袁世凯并未完全失败，他所属的北洋系在地方官制改革中大胜。袁的亲信大多出任地方要职，如徐世昌出任第一任东北总督、唐绍仪出任奉天巡抚、朱家宝任吉林巡抚、段芝贵任黑龙江巡抚……

其它各省的情况大抵相似，被各督抚及其麾下革新势力控制。清朝就此形成了满族权贵控制的朝廷和督抚们掌握的地方，分庭抗礼的局面。

而随着科举的终止，西式学堂教育的快速普及，迅速觉醒的地方民众对于皇权专制的制度愈发厌恶。各省民众纷纷入京请愿，要求朝廷放开权力早日立宪。

面对全国蜂拥而来的压力，宣统三年朝廷被迫同意召开国会、废除军机处成立责任内阁。但因对权力难以割舍的眷念，最终却弄出一个让全国民众对朝廷失去信心和幻想的“皇族内阁”……

无论如何清廷主动选择了向洋人学习，虽然朝廷自己学成了“四不像”，但民智却得以迅速开启。眼界的开阔和思想的解放，不但让民族实现了历史最低成本的改朝换代，也让这个国家跳出了皇朝的循环，得以新生。

这也算是满清为华夏做出的最为“杰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