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与张“博士”论战

1937年10月，学校开展对张国焘逃跑主义、分裂主义错误的批判。在批判跑回湖北老家迟来延安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的错误时，我所在的党支部选我作为代表上台发言。

我欣然应命，因为我对西路军失败及其主要负责者陈昌浩的错误感受太深了，要说的话很多，稍作了些准备，我就兴致勃勃地去参加批判会。

批判会的气氛很严肃，人也很多。罗瑞卿主持会，主席台一边坐着挨批的张国焘和陈昌浩，轮到我发言了，我肃然地走上主席台我刚讲了几分钟话，正在兴头上，主待会的罗瑞卿摇了铃。

我一愣，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回头一看，罗瑞卿抬高声调说:“欧阳毅同志，你先不要批判别人，还是讲讲自己的问题”

“我有什么问题?理”我没有理会，继续讲下去，罗瑞卿按了第二遍铃，停止了我的发言。

我非常尴尬，也很难堪，坐在台上的张国焘陈昌浩看着我，台下几百人在盯着我，窃窃私议。我艰难地向台下走去，似乎又不甘心，在台侧停了一会，打算有所表示，又觉得不妥，只得懊丧地走下台来。

我在主席台下坐稳，内心翻江倒海，不能平静。我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首先同我谈谈?

我百思不得其解，大会结束时罗瑞卿又宣布:“欧阳毅同志的问题，大会不解决，回到支部去解决!”

一天的乌云又压在我头上。前些日子是关于有我的不好流传，今天干脆宣布我有问题，我有什么问题呢?李富春不是已经代表组织作了结论吗?还有什么要“解决”的呢?

大会以后，我所在的党支部在窑洞外面摆开了阵势，大家坐在小板凳上，你一言我一语地斗起我来了。一连斗了几次，他们认为我能说会道，不好对付，特别请了党总支委员“张博士”来担任主攻。

“张博士”是留苏回来的，懂得理论，能上纲上线，人称“博士”.他一上来就给我上了两条纲，你是小资产阶级出身，必然有动摇性;你有实际工作经验，我们承认，但是，你的实际工作经验是为张国焘路线服务的。最后，给我戴上了一顶大帽子:“可耻的国焘煮路线者”。

我越听越憋气，党内怎么这么干呢?为什么不可以开诚布公地谈谈呢?我当保卫局长多年，虽然没挨过审查，可审查了不少人，从来没有这样干过嘛!

我沉着地应战，采取针锋相对的策略，把批我的发言要点记下来，然后逐条批驳。

首先批驳“张博士”的小资产阶级动摇论:“我承认我是小资产阶级出身，但你不能说凡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都必然动摇，这要打击多少人?我讨饭、卖字还要回到革命队伍来，没有投敌，没有跑回老家，我哪动摇啦?毛主席都说我坚决嘛!”

我又批驳张“博士”的实际工作经验为错误路线服务论:“你说我有实际工作经验，太抬举我了。我没有那么高，但我也不是那么低，我不同意你说的我的经验为张国焘路线服务的话。我革命十年了，在张国焘那里有多长?不到一年我，长时间跟毛主席、朱总司令，跟党中央走请问，那是为什么路线服务?！”

张“博士”哑口无言

我的以理服人的态度招来一阵批驳。队长气势汹汹地说:“欧阳毅，你不要以为你是高级干部，我们管不了你，老子支部今天就要管管你!”

我说:“现在不是批斗着我嘛!”

另一学员叫道:“他刚才承认错误了，要用铁钉子钉死它，省得他反悔呀!”

搞得我哭笑不得，我又说:“谁承认错误啦?你们不是一直说我不承认错误嘛! ”

之后，队长还说了三次，要请人来对证，但一直没人来，旁证落了空，也就慢慢降了温。

可是，党支部打了报告给党总支，下的结论是“可耻的国焘路线者”，并建议给我处分。

不久，抗大政治部副主任、党总支书记胡耀邦根据支部的报告，找我谈话他说:“你不要以为路线斗争不给处分，组织上有能力有办法把问题搞清楚，到那时，就不是不给处分的问题，而是要加倍处分”

我说:“只要组织上查到我有半句话、半件事是反对党中央拥护张国焘的，我甘愿接受任何处分”

我这样说了后，他没再说什么，谈话就此结束。

五、被任命为抗大秘书长荣任八路军代表

“张国焘路线者”的问题未作结论，抗大第三期的学习还未毕业，1938年1月，组织上就分配我任抗大总校秘书长。

本来，我的想法是在“张国焘路线问题”未作出结论之前，我是不接受对我的工作分配的。但是，由于当时处于抗战高潮，抗大肩负的任务重大，更由于我对抗大的热爱，所以我就未讲任何价钱，接受了组织上分配。

1938年1月28日，全校举行“一·二八”抗战纪念运动大会，毛泽东在闭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宣布罗瑞卿教育长升任副校长，训练部长刘亚楼升任教育长，许光达继任训练部长，莫文骅调任后方政治部主任，由张际春继任政治部主任，胡耀邦仍任政治部副主任。这样安排后，学校的领导干部就更健全了

1938年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政治部主任是陈诚，副主任是周恩来政治部，要在武汉召开全国政治工作会议，要八路军派代表参加。

那时，我刚任抗大秘书长。副校长罗瑞卿找我谈话，要我同他一起去武汉参加会议。他当时未说明以什么名义参加，我还以为是以秘书身份随同出席会议。由延安出发的有罗瑞卿、谭政与我一行三人，是坐蒋介石送周恩来回延安的飞机去的，我一生还没有坐过火车，现在一步登天要坐飞机了，当然高兴。

到了武汉，周恩来副主席把罗瑞卿、谭政和我以及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工作的张爱萍，找到一起开会研究开会的问题，确定罗瑞卿是以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谭政以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欧阳毅以八路军一二O师政治部副主任、张爱萍以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副主任的身份参加会议。四位都是会议的正式代表。

到这时，我才明白我不是以秘书身份来参加会的，而是中央指定的正式代表。可我还未看到正式的任命。直到“文革”后，从谭政、罗瑞卿的有关文章和资料公布才得知1938年2月，中共中央委派罗瑞卿、谭政、欧阳毅、张爱萍代表八路军赴武汉参加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召开的政治工作会议。而且还得知是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选派的。

当时，在会上，陈诚作了多次报告，何应钦讲了话，周恩来也讲了话。此外，会议安排每个代表都要向大会作五分钟的工作报告，国民党的代表每提到“蒋委员长”，就要全场起立、坐下，再提到再起立、坐下，搞得很无聊。

罗瑞卿他们商量，不知出于什么考虑，给大会打了个报告，说我刚下任职命令，尚未到职，就免作工作报告了头一天开会，罗瑞卿和张爱萍作了工作报告，谭政因病未参加会就免了。本来，免了我作工作报告，我感到轻松。不料第二天开会时，主持会的人宣布某某报告后，又说:“欧阳毅代表作准备。”我感到突然，考虑要不要上去报告呢?既然点了名，不上去不是要给八路军、共产党丢人吗?逼到头上，非上去不可!

我考虑讲点什么，5分钟已经到了，在我前头报告的人已经走下了讲台，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站起身就朝台上走去。真是“职到神来”，好像有什么急智似的，居然很顺利地作了5分钟工作报告。大意是我刚接到担任一二0师政治部副主任的命令，还没有到职就来开会了。虽然一二0师政治工作的具体情况，我还讲不出什么来，但一二O师政治工作的方针、原则跟八路军、新四军总的是一致的，就是动员全体指战员，团结一切爱国力量，打垮日本侵略者。政治工作的宗旨就是为全体官兵抗战服务.为老百姓爱国保家服务....…

会后，国民党的杂牌军队代表围拢来，说我讲得好。

但有一位国民党正规军代表却讥讽说:“他不是在作工作报告，他是在演讲!”

有的国民党代表对延安的生活了解甚少，以为延安都是“和尚”，没有女人，还向我提出这样奇怪的问题:“你们找不到老婆怎么办呢?”

我回答他们说:“延安不光有革命的男青年，也有革命的女青年哩。男的革命，女的照样要革命嘛!天天都有抗日救亡的女青年、女学生投奔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就有女生队，还有专门的女子学校哩，其中志同道合的就结为革命伴侣嘛，怎么会找不到老婆呢!’’

还有的国民党代表故意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我都一一作了批驳回答，气得他们骂我:“真是活列宁！”

大会还要求参加会议的代表要到街头对群众演讲宣传。罗瑞卿、谭政到医院住院去了，未参加演讲，我以八路军代表走上了街头。面对街头群众，我开宗明义亮出身份:“各位父老乡亲!我是共产党、八路军的代表，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打日本救国家，使我们走到一起来了，群众一听是八路军的代表，都朝我围拢过来，倒把旁边国民党军队的演讲代表冷落了。也许是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的面目被武汉市民识破了，也许是市民认识到了共产党、八路军才是真正抗日救国的武装力量，也许由于国民党的歪曲宣传，一些群众对共产党、八路军有误解，如今共产党、八路军的代表就活生生地站在他们面前，因此引起了他们极大的兴趣。群众对我抗日宣传的演说，报以热烈的欢迎。

会议结束，临离开武汉时，我才顾得给父亲写了封信，告诉他老人家，我来到武汉开会，马上又要返回延安，自从1928年初离开家乡上了井冈山，我就没有回去过。长征之后，父母就不知我的下落了。据后来叔父告诉我，我父亲接到我的信后，又高兴又生气高兴的是知道我不但健在，还有点出息，当了八路军的代表到武汉来开会了;生气的是我临走了才写信告诉他，错过了他来看望儿子的机会。他看着我的信曾顿脚说:“要早告诉我，我讨饭也要讨到武汉去看他呀！”这之后不久，父亲就生病离开了人世。在武汉役有争取机会见上父亲一面，是我终生的遗憾。

从武汉回来，我们四位同志开会研究向中央汇报问题。对照了一下笔记，因为我写得快记得详细，会议期间也未请假，所以确定由我整理出材料，向上报告。这次我出席会议，基本上完成了任务。

1938年3月，“抗大同学会”成立，毛泽东特为“抗大同学会”题词，重申抗大的教育方针口题词是“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便一定能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国。”

1939年5月26日，毛泽东在《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一文中，进一步明确地提出“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三者是造成一个抗日的革命的军人所不可缺少的”

第三期从1938年3月开始陆续毕业分配工作，至5月全部分配完毕，共培养了一千多名坚强的抗日千部，其中一半以上的学员毕业后即奔赴全国各个战场，将近一半的学员留校工作，为第四期抗大的猛烈发展准备好必要的干部和教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