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飞云江的北岸，从峃口开始，一直蜿蜒到花前，有一条机耕路。奶奶说在解放前，这条机耕路曾经有过短暂的通车史，后来被一场洪水冲毁了几处路基，这条在国民党年代建造的公路从此就被废弃了。但是在这条废弃的公路上，到处留有古驿道的痕迹，尤其在一些村庄附近的桥梁，都是一百多年历史的石拱桥。在花竹岭村，还保留着古驿道上仅存的一座路亭。（路亭的文保登记却被标注为地主殿）。

这座古路亭建于1840年，全木结构，共五开间，是县级不可移动文物。据长辈们讲，驿道上修建的路亭，规模大体相当，中间的那间房屋都是供奉着五显爷、陈十四娘娘等道教神明。两侧的房屋，一侧用来存储村里的公共物资，另一侧设有灶台，用于烧茶水，免费供应给过往的路人。路亭的外廊处设有鹅颈椅，供驿道上的行人、挑夫休憩。这样的路亭在驿道上，通常每隔5里地就要建一座。我常戏称，这类路亭就类似于现在的高速公路服务区。

我的爷爷曾借住在离花竹岭村路亭五里开外的一处路亭，一边义务烧茶水，一边利用路亭狭小的空间开过草药铺，并在路亭里养育了九个子女。我的父辈就在这样的路亭里长大的，因此，我对这座保留下来的路亭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每次回家，都会带着晚辈到此一游。前年再次来到这家路亭，发现路亭已被修缮一新。为了采光把原来的木板墙改为玻璃，再也找不原来路亭古朴的韵味，让我大失所望。

当我正在刚刚翻新的路亭旁感慨时，坐在鹅颈椅上的一位老者却说，把这样破旧的路亭翻新起来有什么意义吗？要发展农村就应该像建设大城市一样，应该要多建高楼，让我们这座小乡村也发展起来，像城市那样高楼林立才对。

老者的话语让我不禁哑然了，果然温州人对高楼大厦是有执念的。

记得以前有位建筑界的温州老前辈曾经说过，在改革开放前，参加过四层以上楼房施工的建筑施工员，在温州屈指可数。但凡参加过施工的人，在建筑业内都是大咖级的人物。在改革开放前，温州的市区内几乎没有四层以上的楼房。在建筑行业，说起温州的地基基础，都知道温州是除昆明和天津之外，第三个拥有典型的软土地基的城市。在温州，每一座桥梁的连接处，都会因沉降均匀而产生高差。因此，温州人就有了自嘲的俚语“桥归桥，路归路”。

不仅如此，作为东南海防前哨的温州，经常要受到国民党空军的袭扰。在1958年9月24日，温州湾上空还爆发了解放军空军与国民党空军之间的一场空战，这场空战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用空空导弹的空战。因此，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温州市区为了避免出现引导飞机航线的地标建筑，绝对禁止建设高楼。

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温州人以为无法在温州建高楼。然而，刚刚打开改革开放的大门，温州就成为了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为适应改革开放需要，1979年在温州瓯江南岸，开工建设当时的浙江省第一高楼：温州国际海员俱乐部。这座十三层的高楼落成的时候，去望江路观看的温州市民说，抬头看“十三层”的楼顶，草帽都戴不住，一抬头就要掉下来。

在2000年前后，温州人在市中心开工建设银泰大厦。高度330米的银泰大厦落成之后，长期霸占浙江省第一高楼的位置。随后，温州又建成高度为249米的置信广场、318米高度的置地时代中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浙江省内十大高楼温州就占据了三座以上。

到了2024年，不仅落成了高度为339米诚泰希尔顿酒店，还开工建设了多幢300米以上的高楼，其中包括高度为379米的鹿城广场、高度为356米的国鸿中心、高度为318米滨江万象城，另外高度为399米的青山控股总部大楼也在谋划中。

可能旁人很难理解，为什么温州人那么热衷于建高楼？不管从人口数还是城市体量，温州都没有理由建设那么多超高层建筑。众多的超高层楼宇无疑将为这座城市今后的管理带来极大的考验。当“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成为一口号，向众多农民展示未来美好生活的时候，温州却是东南海防前哨，无法建高楼。虽然，改革开放后，温州人靠自己的努力创制造了举世瞩目的温州模式时，但是温州的城市化率却长期位于全省倒数的位置，温州的人均GDP也仅在全国平均水平附近彷徨。然而温州人对高楼是有执念的，如同坐在鹅颈椅的那位老者所想的那样，城市的繁荣就是要用高楼数量来衡量吧。

那就多建高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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