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五十二年孙嘉淦考取进士，入仕后在康熙朝为官九年，先为翰林院庶吉士，后考任翰林院检讨，顺天乡试同考官，期间他顾全大局，务实敬业，敢于负责。

康熙六十一年，雍正继位，下令让孙嘉淦监制雍正新币，他仔细研究币制，深入调查实情，发现旧币铜铅比例各半，利于奸商易物谋利，不利百姓民间流通。

因此，便上书建议调整新币铜铅比例，并让户部尚书转呈雍正。眼看着雍正要看新币样式，户部尚书仍未将此折呈报皇上，为此，孙嘉淦气得够呛便找户部尚书辩论随后更是打了户部尚书。

此事被雍正知情后，传俩人去乾清宫责问缘由，孙嘉淦如实陈述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新币的铜铅比例，应由过去的五五之比，调整为四六之比。这样既利于百姓民间流通，又可限制商人易物谋利。

雍正听了觉得有理，却遭到在场王公大臣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孙嘉淦胆大妄为，不但违反祖制，而且罔议朝廷大事，应该受到严惩。雍正也担心违反祖传币制，会被别人借题发挥。因此，便以罔议朝廷大事为由，免了孙嘉淦之职。

不久孙嘉淦被重新提拔重用。雍正登基继位后，面临诸子夺嫡、朋党相争、国库空虚、官员腐败、战事不断等情况。为巩固其执政地位，雍正采取了打击异己、追缴欠银、惩治贪腐、推行地丁入火耗、捐官充实国库、强化西陲战事等举措。

同时，广泛征求朝臣治国理政建议，以减少负面影响，提高治国理政能力。当时群臣明知新政有些不妥，可谁都不敢罔议新政，更不敢提任何反对之见。

孙嘉淦却认为纠正皇上不足，是忠君报国之举。因此，便大胆直谏“亲骨肉、罢西兵、停捐纳”。提醒雍正要善待弟兄，立德树威;剿抚并重，摆脱西陲战事，减轻国家和百姓负担;停止捐官，延用科举选官，避免捐官形成新的贪腐。

孙嘉淦所谏三事，与雍正新政背道而驰。因此，受到雍正的严厉训斥，险些被雍正免官杀头，后经孙嘉淦之师———大学士朱轼出面圆场，雍正才冷静下来，并认为孙嘉淦敢说真话，切中时弊，具为他人所不敢言。因此，便下旨召见了孙嘉淦，还给他当朝升了职。

雍正九年，孙嘉淦向雍正举荐外任教习人员，果亲王认为举荐不实，雍正便让孙嘉淦重新核实，孙嘉淦认为这些教习他十分熟悉，重新核实会浪费时间。

雍正气恼地将御笔往下一扔，让孙嘉淦写保状担保，孙嘉淦上前拿起御笔准备签保，果亲王便借题发挥，责问孙嘉淦你敢拿御笔?这可是欺君大罪。

孙嘉淦突然醒悟，连忙跪着将御笔双手恭呈御案。为此，孙嘉淦不但被免官，还被果亲王逼着刑部判了斩刑。御批时，雍正考虑孙嘉淦是个直臣廉吏，便给予免职让其去银库效力。

雍正十三年，皇帝突然驾崩，乾隆登基继位，孙嘉淦便由河东盐政调任吏部右侍郎，两月后又被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作为乾隆帝的师傅，看到乾隆每天处于歌舞升平，阿谀奉承之中。

孙嘉淦担心乾隆年轻气盛，会被阿谀奉承所蒙蔽，便对乾隆大胆直谏《三习一弊疏》，提醒乾隆要力戒“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同时，要预防喜小人而厌君子”。乾隆看后非常赞赏，并命满朝文武广为传习，以“戒除三习，永杜一弊”。

孙氏祖先作为大户，但一贯对钱财看的很淡。孙嘉淦祖父原为知县，因功将欲被巡抚提拔，而知府想借机敛财，他毅然辞官返乡。

雍正三年，孙嘉淦任安徽学政，到任后，安徽不少名流富商，争相前来拜访，请客送礼。孙嘉淦当众婉言谢绝所有送礼者，并明确表态“不通贿赂，以文取士”，杜绝了请客送礼等不正之风。

雍正八年，他被皇上典了会试副考官，先后有九人托关系给他家送了三万六千两银票，企图让他疏通关节科考取士，孙嘉淦让在场的就当场退回，不在场的让管家通知所有送礼者，到顺天府大堂集中签押退贿，并当场严肃教训了送礼者。

乾隆元年春节前，各省督抚纷纷派员给京城二品以上之官送“节礼”。孙嘉淦身为都察院左都御史，便在太和殿向乾隆上书直谏《严禁官员送“节礼”疏》，明确提出，下级官员借节日给上级官员送礼，是一种变相的行贿行为，所送节礼都是百姓的负担，必须严令狠刹彻底杜绝。同时，自己和妻子带头退还所送“节礼”，自觉抵制送礼歪风。

得到乾隆的恩准和赞誉，当即下旨此事让都察院和刑部共同察办，如有违反一律严惩不贷。此后的二十几年，清朝再没有发生逢年过节下官给上官送“节礼”歪风。

孙嘉淦一生从翰林院检讨，至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一品大员。为官40年，生活朴素，勤劳节俭，淡泊名利，操守廉洁，不爱钱财，不贪不腐。

他从小在家就勤劳朴实，注重节俭。入仕后，更加注重操守，不爱钱财。他外出巡查，轻骑简从，不打招呼，不要下级陪同，深入实地，现场办差。与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

孙嘉淦一生不畏权贵，铁面无私，惩腐除恶，执法如山。雍正五年，招考八旗文童官，正红旗佐领常鼐倩依仗权势，无辜扣押学子张帖全家人为人质，逼着让张帖做枪手顶替其儿子常克试，参加文童官考试，以图蒙混过关。此事，被孙嘉淦查获后，惩处了顶考的枪手，奏明皇上免了常鼐倩的正红旗佐领一职。

雍正十年，孙嘉淦因事被果亲王挟私报复，被免职在户部银库效力，期间，他不但发现查证了银库常年被盗的秘密，还协助检举查处了户部银库的贪腐官吏。

雍正十二年，河东盐池积弊重生，贪腐严重，他被授河东盐政，负责清除积弊，查处贪腐，整顿盐务。

到任后，他经过深入调查，仔细摸索，抓获盗贼，周密取证，发现了年羹尧的大量罪证。在此情况下，他不畏权贵，铁面无私，查办了王廷赞、高山等一批贪腐官员，整顿了盐务，并使年羹尧得到应有的惩处。

乾隆元年，他任刑部尚书，直隶总河朱藻贪劣误公，被总督李卫参奏，乾隆帝派他和纳亲王前去查处，纳亲王和朱藻是儿女亲家，便想包庇朱藻，孙嘉淦坚持原则，认真办案，最终将朱藻法办。

乾隆六年，孙嘉淦任湖广总督，他深入海关巡查中，发现湖南布政使刘应龙，私收关税，贪污腐化，知法犯法，经过调查取证，最终被孙嘉淦依法惩处。

乾隆十五年，67岁的孙嘉淦被乾隆帝重新启用为工部尚书，他实心任事，严格要求，在核查圆明园工程建设项目中，查出了扎拉芬、傅德、田泗其等几十名贪腐官吏，并协助刑部尚书刘统勋，将田泗其等三十多名贪腐官吏斩立决。

孙嘉淦不但是清官廉吏，更是孝敬父母的典范。他在京城和顺天府任职之时，其母亲和父亲相继病世，父母病重期间，他守在面前，衣不解带，煎汤喂药，精心照料，其父在京病逝，他亲自拉着灵柩回乡，一路上他怕骚扰地方官吏，全部安排在夜间行走，回到老家入土安葬时，他让家人做到“四不”，即不声张、不扰民、不请人、不大办，受到了当地官员和老百姓的一致好评。

他在顺天府和直隶任职期间，下乡巡查只带一两个随从，轻车简从，不打招呼，不要迎接陪同，直接到调研巡查地现场办差，并和当地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受到百姓的一致好评。

乾隆六年，孙嘉淦任湖广总督，到任后，轻车简从，深入苗寨巡查，了解苗人疾苦，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在巡查中发现，当地住军总兵冶大雄，依仗巡抚作后台，指使千总李万春等人，私收苛捐杂税，贪赃枉法，胡作非为。

不仅如此，其手下把总李帮富，不但强抢苗人媳妇占为己有，还经常骚扰勒索苗人家庭，搜刮钱财，祸害百姓。

孙嘉淦当场核实了这些事实，依法罢免了冶大雄的总兵，并清剿没收了他贪赃枉法所得的六千八百两银子，待呈报皇上后给其定罪。

千总李万春与匪首冶大雄同流合污，由千总降为把总。把总李帮富，强抢民妇，搜刮钱财，祸害百姓，罪大恶极，应判绞刑，交由苗民自行处置。

一次，孙嘉淦到武昌海关巡查，经过了解详查，发现布政使吴应龙擅自派员私收关税，中饱私囊，贪赃枉法，私吞税银五千两，对此，孙嘉淦恨之入骨，依法对吴应龙给予了革职查办，解押进京，交部议处，其他涉案人员一律革去差事，仗责三十大板，赶出海关。

孙嘉淦为官40年，从事教育、教学等项事宜时间较长，经验丰富，政绩明显。先后担任过翰林院检讨、顺天乡试同考官、江西乡试同考官、国子监司业、甲辰科会试同考官、安徽学政、顺天学政、直隶学政、国子监祭酒、江南乡试正考官、顺天乡试正考官，还先后入值南书房、上书房给皇子和皇上讲书，还担任过全国会试正考官和翰林院掌院学士。在每一个岗位，他都能够提出改革的思路和需要完善的地方。

在国子监任职期间，根据国子监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向雍正上书《振兴国学诸项事宜管见》，从简其人、久其任、专其责、定其居、丰其养、立其教、行其荐、明黜陟等八方面，提出了整顿国学教育的建议，同时，还针对国子监存在的教舍严重不足、管理制度缺失、课程设置不科学、经费人才缺乏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得到雍正帝的充分肯定并准奏推行。

任安徽学政期间，向雍正帝上书《太学规条疏》，从太学生员规制和质量、国学科目设置及教学目的、太学教职员的分配与录取等三方面，提出了国学教育改革的建议。

特别是他通过深入调查，针对当地教学中存在的“重辞赋，轻经学”等问题，向雍正帝上书提出“各明一经，各治一事”的教学改革建议，被雍正恩准试行推广。

他还编印了《近思录辑要》，免费供士子们研学，收到很好实效。他提出的“人才出于学校，科目多为文艺，无稗于用，齐家治国平天下应以经术为主”等建议，打破了国学教育自承明制以来的陈规陋习，使国学教育首次得到较大改进，使当时的选官制度，趋向知识化和专业化。

雍正七年，孙嘉淦弟兄们回老家兴县为父守制。同年七月，兴县遭受了百年不遇的雹灾袭击，知县金应杰为救百姓于水火，在多次上书求告，请求皇上减免全县丁粮赋税未果。

知州、知府九月纳半文书催办的情况下，毅然决定张贴文书，通告全县减免当年全部丁粮。因其私免丁粮，被山西巡抚判斩立决。

孙嘉淦为救金知县，从百里之外赶赴刑场救人，赶到时，金知县已人头落地，他当场打骂监斩官，而后，又向皇上据理力争为金知县鸣冤，最终给金知县争得了好官的名声。

乾隆二年，河南郑州郭家庄发生因盗成奸案，有九名疑犯被判死刑，疑犯家人不断上诉，孙嘉淦受皇命负责复查案情，经过深入细致地明察暗访，多次进行实地调查，前后多次大堂听审，终于查清了案件的真伪，救下了这九人的无辜性命，使这一冤案得到昭雪。

乾隆三年，孙嘉淦任直隶总督，直隶晋州发生纪怀让砍死族弟纪五月案，纪怀让已经被判死刑，其父觉得冤枉，变卖了家里所有资产，连续几年靠乞讨告状。

当时，此案在孙嘉淦到任之前就上报了刑部，现在秋决在急，只要皇上朱笔一批，纪怀让就必死无疑。知府觉得案情确有疑问，便将此案及时上报了总督孙嘉淦，孙嘉淦听了知府对案情的分析，立刻给乾隆上书，说明案情有疑问，请求皇上暂缓对纪怀让案的勾决，乾隆帝同意了孙嘉淦的奏请。

他经过对案情的认真分析，仔细调查和严肃复审，最终查清了案情的真伪，为被告纪怀让伸冤昭雪，惩治了诬告者，还了被告一个清白。

乾隆元年至三年，孙嘉淦任刑部尚书，他务实敬业，仔细熟悉研究大清律例。通过认真学习和研究，他发现有些律例制定的很不合理，于是他就给乾隆帝上了《酌改律例疏》。

其中，列举了部颁律例内的开载二条，其一:强奸未成，或因调戏，本妇羞忿自尽者，俱拟绞监侯。其二:强奸已成，并将奸妇杀死，奸夫逃脱，审明奸情属实，也是拟绞监侯。孙嘉淦认为，强奸未成，其妇含羞而死，特别是只进行了调戏，其妇就羞愧而死，这些比起强奸已成，又杀死奸妇，而后逃逸者来说，实在是前者情轻而罪重，应该判有期监禁，而不应该判绞监侯。

乾隆帝看完他的奏折，觉得孙嘉淦说的有理，就拿起朱笔批道:卿所奏甚是，酌改即可。从此，大清这条律例才得以修改完善。

传播理学，推动满汉文化交融发展孙嘉淦一生为官40年，先后担任过翰林院检讨、顺天府乡试同考官、江西乡试同考官、甲辰科会试同考官、国子监司业、安徽学政、国子监祭酒、南书房先生、顺天学政、直隶学政、江南乡试正考官、顺天乡试正考官、全国会试副主考、殿试阅卷官、全国会试正主考、上书房先生、翰林院掌院学士等职。

任职期间，他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传播理学，务实敬业，为传承国学事业和理学思想，推动满汉以及各民族的文化交流融合做出了突出贡献。

在任期间，他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用先进的汉文化教育皇子，受到雍正帝的好评。同时，他还利用自己从事教育的特点，主动向满蒙等少数民族传播汉文化，使满汉文化实现了互相交融，为满汉各民族的团结发展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