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天，莫斯科街头。泥泞沾满了长靴和裙摆。（听说莫斯科河结冻了。）街角有堆破烂衣服——不对，是个满脸皱纹的女人缩蹲在那里，怀里搂着一团毛毯——啊，毯子里露出一张一两岁小孩通红的脸。
往大衣口袋里掏钱；柏格莫洛夫，他是莫斯科的年轻作家，拉着我大步地走开。“省省吧！”他说，“每一个角落都有，你打算给几次？你有能力给几次？莫斯科很大呢！”
走进地下道，在卖色情画刊的摊子和散发安那其主义传单的青年之间，又有一个裹着一身破烂的女人——她把婴儿放在铺着报纸的地上。
我的握着几张钞票的手，留在温暖的大衣口袋里，柏格莫洛夫说得不错，我有能力给几次？我踏着大步跟着人潮往前走，虽然心里有一点莫名的不安。
台北火车站。这个穿球鞋的年轻人低声下气地说：“我的皮夹子被扒了，连回台中的车票都不见了，请借三百块钱……”
我睁大眼睛看着他，心里觉得强烈的痛苦：你为什么来测验我对人的信仰？给了你钱，我会后悔，认为你不过是个不劳而获的骗徒，破坏了人间公平的原则，不给你钱，我会后悔，责备自己污蔑了人性中无论如何都还存在的纯真。
还不曾考虑定，买好票回来的朋友已经一把将我拉开，嫌恶地回头吆喝：“丢脸！”我很快地被人潮淹没。
五月的德国，所有的树都迫不及待地开满了花。风一吹，细细碎碎的花瓣飘得漫天漫地。端着一杯咖啡，坐到苹果树下。苹果正开得热闹。打开《国际先锋论坛报》，头版正中就是一张照片：一个小女孩怀里抱着一个四肢嫌太瘦，看不出是人还是玩具的娃娃。小女孩的眼睛又圆又大，即使在黑白照片上也令人觉得清亮鉴人。照片下有两行字：“孟加拉一个小女孩抱着出生才八天的弟弟。他们无家可归。这次水灾据估有五万人丧生。”
又来了。我想，一面小心地把飘落在咖啡杯里的花瓣捻出来。搞新闻的人就爱这种照片。这很可能是一个经过设计的镜头——摄影记者要妈妈把八天大的婴儿让四岁的女儿抱着，照过相之后还塞给女人几块钱。他对这个镜头很满意：“这样的构图比较有震撼效果！”
当然，他的照片果然上了头版头条。如果说这张照片是经过人工配方的合成饲料，从弯弯曲曲的管道输送下来，那么在另一头等着吃这合成饲料的，就是读者这只猪。照片的配方里，加了某种原素，可以刺激猪体内同情心的分泌。
“我知道我是一头猪！”站起来，对着苹果树踢了一脚，“可是我至少可以决定不吃配方饲料。”
“我可以吃草！”抬起半杯已凉的咖啡，走回屋里。从落地玻璃窗望出去，报纸还摊在草地上，风翻着有小女孩照片的那一页。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问自己，就在那透明的窗前。照片镜头或许是经过设计的，可是经过设计，它就改变了小女孩正在受苦这个事实吗？
现代社会将一切的价值商品化——爱情，可以由“我爱红娘”之类的电视节目来“编制”；母爱，可以由微波炉的大小和品牌来衡量；英雄，可以由媒体来烘造，人世间的一切悲惨，也不过是供录摄器材运作的素材，管它是革命、是地震、是战争或是屠杀、是拥体制或是反体制，都不过是等待着商业包装的货品——这，阿多诺几十年前就看透了。
你觉得彻底的反感。可是反感归反感，孟加拉的确有那么多人濒临死亡，库德族的确在遭到残害，罗马尼亚的孩子们的确受到虐待，衣索匹亚的确有成万的人饿死……
因为不甘心让自己的同情心和正义感也成为商品，所以你干脆就拒绝让感情受到震动？
一架喷射机，只有苍蝇般大小，在蓝天大幕上划出一条长长的白线，转个弯，白线竟拉出一个天大的问号。
篱笆外头，有人在招手。苹果枝桠一片花的粉白，遮住了那个人的脸，可是我想起来了：隔壁翠老太大约好要来喝杯茶，她来晚了，我也几乎忘了这约会。
腰杆儿挺直的老太大很正式地和我握手，然后将左手托着的一盘蛋糕递过来：“我知道你不会有时间烘蛋糕，”她说“所以我就烘了一个。”
切蛋糕的时候，她再度为迟到道歉：“您知道我为什么晚到吗？今早在火车上，和一个年轻女人聊起来。竟然是个苏联人，偷偷在这儿打工挣活……才来一个月，我就把她请到家里吃午饭，带她逛了逛，看看德国的环境……”
苏联？我记起来了。在刚过去的这个冬天里。翠老太大在结冰的小路上摔了一跤，差点跌坏了腿。她到小村邮局去汇款，五百马克。汇入救济苏联过冬的特别帐号。
每年入冬前。翠老太大会囤积四十公斤的苹果，存在阴凉的地下室。“一次买四十斤，”她说，“可以比零买省下好几块钱呢！”她很得意地要我效法。
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踩着薄冰小路去汇五百块钱……好多钱哪，对她而言——给一个她从不曾去过的国家，那遥远的苏联？“这种蛋糕，”老太太选了一块大的，放在我碟里，“一定要新鲜吃，隔一天都不行。”
我端上滚热的茶，香气弥漫着客厅。“那个苏联女人，我送给她一袋衣服和化妆品，”老太太在茶里加奶，她的手背上布满了褐色斑点，“她显得很难过，害我也觉得不知如何是好，似乎伤了她的自尊……她说，离开苏联以前，她一直以为不管怎样苏联都是个世界强国哩！”“
我没到过苏联，可是，您可以说我对这个国家有着特别复杂的感觉，”她慢慢地喝茶，“您知道德军在二次大战期间包围列宁格勒的历史吧？围城九百多天，列城内一草一木都被啃光，到父母易子而食的地步。我不认得什么苏联人，可是我觉得德国人对苏联人有历史的债……我在帮着还债……”
她也知道她的五百马克不知道会落在谁的手里；她也知道一卡车一卡车来自德国的救济物资，堵在苏联荒僻的转运站口，不见得运输得出去；她更知道苏联很大，再多的人再多的汇款，也不过是杯水车薪；她也看见，在电视上，“捐款苏联”变成一个如火如荼的媒体运动……
“您知道我是生在波兰的德国人，战败后我们被赶出家园，流亡到德国，我那时只有廿岁，在一个小农村里总算找到了一个小学教师的工作。住在一个没有暖气、没有食物的小屋子里。每天下课之后，您知道我干什么吗？”
老太太微笑着，眼里流过回忆的一点柔和：“等孩子们都走光了，我这做老师的，逐行逐排地弯腰去捡孩子们吃剩掉落的面包碎屑，捡起来，带回冰冷的房间，偷偷地吃……
有时候，吃着吃着，眼泪就掉了下来……”
“当时，有些农夫，种了些马铃薯、番茄，知道我是个流亡的外乡人，总会一句话不说地，在窗前放个南瓜、几粒马铃薯、三两块面包……”
“我永远记得那些慷慨给我面包的人。今天我有面包吃，也希望分一块出去，给没有面包的人吃。”
老太大眼光转到窗外，有鸟雀来啄食我洒在草地上的玉米。她看了一会，回过头来，说：“您知道吗？我们是连夜逃离波兰的，苏联军的炮火声不断地跟着我们的马车。我的姊姊，她突然跳下车往回跑，说是要去拿什么结婚纪念的一个东西——她就再回不来了。我后来听说，那一夜她被苏军强暴了不知多少次……”
我们安静地坐着，听见教堂的钟声当当地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