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是复利，是滚雪球，是新的投资机会和新增就业，但问题在于，为什么高速增长如此困难？

9月初，美国公布了二季度的修正数据，GDP上季度的年增长率被修正为3%，高于市场预期，美国至8月24日当周申请失业金人数录得23.1万人，低于预期的23.2万人，前值从23.2万人上修至23.3万人。

这些数据都表明了美国经济仍然具有韧性，但站在我们的角度来看，3%的增长率，依然还是太低太低，但这已经好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了。

由此这也引申出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经济体，要想维持高速增长，这么困难？

从自身找答案，或许是最有说服力的。

2004年，随着我国经济逐渐崛起，一些研究人员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调查，询问国人的财务状况是否比五年前更好。

在五年后的调查中，也就是2009年，认为自己更富有的比例有所上升；2014年，认为自己更富有的比例依然上升，达到了77%的高点。

一个经济体的宏观高速增长，被视为是最大的红利，此时市场快速增加，蛋糕越做越大，连带着，分蛋糕的人虽然多，但每个人依然能够分得不少。

但当增长开始放缓的时候，去年，当受访者被问及同样的问题时，认为自己更富有的比例，这一数字已经降至39%。

这项名为“在今日中国领先一步：从乐观到悲观”的调查反映了一个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即今天的宏观经济正面临着对外开放40多年来从未经历过的危机。

尽管新冠病毒后的“报复性消费”曾被许多人寄予厚望，但今天看起来更像是雷声大雨点小。

从1980年到2010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超过10%，此后逐渐放缓，到2019年增速来到了6%左右，到了今天，这个目标被制订在了5%。

看起来差别不大，但为什么每个人感受到的温差却如此之大？

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增长放缓的同时，分蛋糕的人却越来越多了。

2019年，我国大学生毕业人数只有834万，五年后的今天，这个数字变成了1179万，增长了300万人左右，在GDP增长放缓的同时，进入就业市场的人变多了，于是每个人分到的红利，自然也就变少了。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行业上的变化。

几年前，我国决心让经济摆脱对房地产市场的依赖；过去房地产支撑着国内家庭的储蓄、银行业和地方的收入，但现在，房地产的不断下行，已经让大量背负房贷的家庭，感受到了最直观的变化，即自己的财富开始缩水了，但要还的房贷，却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越来越多的开发商倒闭，留下了巨额的债务、一系列的投资失败、烂尾楼的楼盘，以及从业者的流失，都严重打击到了我国宏观经济的基本盘。

毕竟房地产实在是太严重了。

一个占据我国家庭资产的七成，一个曾占据我国GDP的近五分之一，它的下行，势必让宏观经济承压，尽管我们如今已经在努力摆脱对房地产的依赖，但这需要时间，而这个过程中持续的阵痛，也不可避免。

最终，房地产让本已经倾向于大量储蓄的消费者变得更加谨慎，消费降级之下，企业营收利润下滑，也不得不开始削减工资、缩减招聘规模，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

此刻，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却嗷嗷待哺，渴望进入就业市场一展宏图，但结果却是消费市场的萎缩换来了企业招聘的萎缩，最终形成了企业到就业端的一系列内卷。

宏观上的变化体现到微观上，就是个人就业更难了，收入和过去相比，也增幅无几。

这对一代人，尤其是年轻人的打击是非常大的。

过去我们习惯了经济高速增长几十年的宏大叙事，对年轻人来说，他们的未来期望值乃至抱负同样极高，每个人几乎都习惯了房价永远会上涨，经济永远会快速增长、生活条件会更好期望，当一切都没有如期望那样的时候，信心就会快速削弱。

房地产过去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当我国开始摆脱对房地产的依赖时，我们剩下为数不多的增长引擎就是消费出口和投资。

但消费支出撞上房地产下行，家庭消费只会更理性；电商平台阿里巴巴的销售额在春季下降了1%，今年夏季我国的电影票房更是比去年同期下降了近一半，用腰斩来形容也毫不为过。

这些数据都在进一步表明，消费正在降级，且没有恢复的迹象。

至于投资，我国民间投资增速来到了零，信贷数据也再创新低；而一些外资曾经急于进来，但现在它们一样在缩减开始。

上个月，丝芙兰宣布，由于“市场充满挑战”，该公司正在优化人力。而IBM也即将关闭在国内的两个研发中心。

很多人说，如果美联储降息，会有高达万亿美元的资金涌入国内，但从一些跨国企业的动作来看，首先它们肯定知道美联储快要降息了，但它们的经营策略，依然是偏向于保守的。

这也能够说明问题。

至于出口，随着欧美的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崛起，来自欧美的最大买家正承受越来越高的关税成本，而这，短期内也难以改变。

消费、投资、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如今都面临或多或少的问题。

增长的本质，其实就是对边际效益递增的不断运用，随着我们的对外开放经过几十年的发酵，随着我们的市场经济经过几十年的发酵，增长放缓在情理之中，但可能所有人都没有想到，这一天会来的这么快。

从去年开始，经济学家辜朝明就受到关注，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国内的问题，被很多人越来越视为上世纪80年代日本的翻版，媒体、记者邀请辜朝明一次次访谈，给出意见。

而这位创造“资产负债表衰退”的经济学家，给出的答案也是出奇地一致，即由政府扩大借债开支，承担市场消费的角色，以刺激经济维持运转。

但这样过于简单的答案，似乎也很难服众，或者说令人难以接受。

增长放缓是趋势，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可以永远保持高速增长，但当我们真正开始面临增长放缓的时候，阵痛和对未来的期望落差，依然令人难以释怀。

习惯是可怕的东西，从习惯增长到习惯增长放缓，更多的，恐怕还需要我们用时间去适应这一点，而适应的过程中，代价已经在发生了。

朋友告诉我，自己很难接受生活品质出现下滑。

彼时朋友说这句话的时候，正面临着收入锐减；由奢入俭难，很多人过去大手大笔消费惯了，当收入锐减到来之时，又有多少人能够真的释怀？

过苦日子，当然不是。

几十年前没饭吃，那才叫苦日子；但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从出生起就面临着一个优渥的环境，不缺吃不缺穿，就像欧美那样，在经济大萧条的时候排队去领免费的猪脚，他们就认为那是过苦日子。

不同的时代，对苦日子的定义不同，今天年轻人对下限的标准更高了，但反过来，这也让我们的经济未来走势，变得更为分化。

未来两极分化的可能还不是年轻人，而是年轻人和中老年人的分化，就像那位逆行打脸的女车主，每一巴掌看起来是打在了那位退伍老兵的身上，但其实是打在了一个群体的身上。

根本的问题，就是根本的代价。

end.

作者：罗sir，关心经济、社会和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切；好奇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