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宋时轮，是我军历史上最擅长阻击战、防御战的名将之一，其军事能力有目共睹。不过在1950年的抗美援朝长津湖战役中，他指挥的志愿军第9兵团损失严重，严寒天气下的非战斗减员情况，尤其令人痛心。最终该兵团官兵伤亡失踪总计超过5万，不得不退出战区进行整补。

关于长津湖战役，中央和志司都未书面批评宋时轮。一方面第9兵团是奉命紧急入朝，迅速投入到东线战场，原计划部队的棉服冬装由后勤车队送达前线，这是上级的决定，并非宋时轮司令员的责任；另一方面，就战果而言第9兵团取得的成绩基本令中央满意，美军“北极熊团”被歼灭，敌人整体后撤至三八线以南，朝鲜战场局势扭转。不过5万人的损失，也是实打实的，宋时轮自责不已。

其实这样的情况，在将军的军事生涯中，还真不是第一次出现。十几年前宋时轮作为司令员，麾下还有一支大军损兵近5万，那一次可是遭到了毛主席的重批。在有官方记载的史料中，八路军战损最严重的案例，就是宋时轮指挥的第4纵队创造的，令人遗憾。不过因为一些主客观原因，那场失利较少被人提及。

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队伍主要在北方活动，结合抗战需要和中央指示，冀东暴动有超过20万军民、地方武装参加。起义声势浩大，八路军第4纵队是其中骨干和领导力量，司令员为名将宋时轮，政委则是邓华。由于冀东是连接华北、东北的咽喉，又属于珍贵的平原地带，日军不可能毫无反应。

在敌人开始大规模扫荡后，我军指挥机构判断形势严峻：仓促拉起的队伍战斗力羸弱，武器和训练都不足，难以在冀东建立有力的根据地。持有这种看法的将领，以司令员宋时轮为首，他提出率部西撤保留有生力量。宋时轮是军事指挥员，而邓华作为政委，要充分衡量利弊，他感到左右为难不好抉择。中央给出的指示，是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西撤，若途中遇到追击堵截，损失将不可估量。

什么是“万不得已”的关头？这就需要前线将领去判断了，司令部内也有分歧。李运昌同志坚决主张留在冀东，跟宋时轮的意见完全相反。但还是宋时轮占了上风，1938年10月大军向西转进，然而果然如中央所料遭到日军堵截，5万人的西撤队伍最后只剩下3000人。之所以能保住3000人，还是因为李运昌见势不好，带着一部分官兵又返回冀东一带，为革命保留了火种。真正通过西撤到达平西的，不过1000人左右，这次行动是完全失败的，教训非常惨痛。

事后，毛主席非常严厉地批评了宋时轮和邓华，书面指出他们“没有坚决执行中央指示，过分估计困难，要为部队的巨大损失负主要责任”。但也仅限于此了，组织并没有严肃处理二人。宋时轮和邓华，在红军时期最多不过带几千人的队伍，没有真正指挥大兵团的经验。况且抗战初期，连兵力充沛、武器精良的国民党中央军，面对强悍的日寇也动辄伤亡数万，何况临时武装起来的暴动队伍？

同样损兵5万，冀东跟后来的长津湖还是有很大区别。农民军思想、战斗准备不充分，受到惊吓四散奔逃者众多，并不是都遭遇了死伤，走散的队伍后期还有机会重新拉起来；而长津湖的极端严寒天气下，冻死的指战员就是彻底没了，难以弥补。所以就损失和影响来看，冀东的失那次败并不为很多读者熟知。

唯一令中央感到欣慰的，是李运昌同志在这个过程中沉稳果断，没有使得冀东抗日基础完全损失掉。后来解放战争初期，李运昌等人逐步发展出的冀热辽部队快速开赴东北，又立下了新功。但也不能仅仅以1938年的一件事情，来评判将领们的水准高低。后来宋时轮、邓华的军事成就都很高，客观来看还是在李运昌之上。1955年9月全军授衔，宋时轮和邓华都被评为开国上将，李运昌当时已经不在军队工作，没参加那次授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