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5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陕北召开常委会议，会议根据毛主席给出的建议，成立红军大学。

之所以建立红军大学，主要也是为了培养抗日军政干部，提高红军干部的素质，毕竟经过长征之后，红军损失严重，干部队伍的损失也颇大。

根据中央决定，林彪出任了红军大学校长（不久后兼任政委），毛主席任政委，与此同时，中央还任命了一位干部——何涤宙任教务部主任。

这里之所以要单独提起何涤宙，主要是因为他并非是土地革命时期走过来的红军干部，而是被俘的国民党军军官。

跟着红军走完长征路的国民党军将领，并不是没有，其中比较知名的是张振汉，他是原国民党军41师中将师长，在湘西与红二、六军团的作战中被俘，后来跟着红军一路北上，被红军的革命精神所感动，后来在红军学校任战术教官。

何涤宙被红军俘虏是1933年，被俘时是国民党第52师工兵营少校营长，后来随红军长征。经过长征后，何涤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凡是走完长征的，都可以直接入党。

可与张振汉不同的是，何涤宙的人生经历是一团迷雾。

张振汉的人生履历就很完整，他是国民党军高级将领，抗战爆发后还曾被中共送还给国民党当局，只是后来再未受到重用，1949年3月，张振汉加入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从事湖南和平解放工作，并参加了湖南起义。

可作为我军的高级干部，何涤宙在1937年以后便突然失踪了。

开国大将萧劲光曾在回忆录中介绍何涤宙：

“后来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他（指何涤宙）说要去大城市看病，到武汉以后不辞而别，离开了革命队伍。”

有关何涤宙的记载很少，甚至于他本人都没有留下什么文字记录，有关他的资料，零散在诸多红军高级将领的回忆录之中。

而何涤宙在参加红军之前，是何出身，又是何来历，则完全不清楚。

被俘时的何涤宙，是国民党军52师工兵营少校营长，更重要的是，他是黄埔四期毕业，和林彪是同期。

在黄埔系诸多毕业生中，何涤宙的进步就要算是慢的了。

比如张灵甫，同是黄埔四期毕业，在何涤宙被俘的1933年，他已经升任了国民党军第一师独立旅第一团上校团长。

1933年1月，蒋介石亲自到南昌兼任江西“剿共”司令，调动40万大军发动对中央苏区的进攻，当时红一方面军总兵力也不过只有七万人，敌众我寡。更麻烦的是，那时毛主席已经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被免去了领导职务，因此这一战主要是朱老总、周恩来配合指挥。

朱老总那时处境也很难，他要应对前线的战局，同时还要应对“左”倾错误的影响。

蒋介石的主要安排部署是，将手中40万大军兵分三路进军中央苏区，其中以陈诚十八军为主并12个师为主要的进剿力量，合计兵力在16万人，当时这16万人被分为三个纵队，其中何涤宙所在的52师被分在第一纵队向宜黄、棠阴地区集中。

鉴于国民党军尚未集中兵力，朱老总决定主动出击。

1933年2月9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向南丰开进，结果双方在南丰打成僵局。陈诚听闻我军主力在南丰城下后，立即调集各纵队猛扑南丰，鉴于敌众我寡，朱老总指挥红军主力撤离南丰。

国民党军兵力集中，并不利于我军作战，朱老总、周恩来经过商量后，决定诱敌深入，以红11军委诱饵，向黎川撤退，陈诚以为我军后撤，急调各纵队企图与我军在黎川地区决战，因为各纵队行军速度不一，当时国民党军第一纵队在宜黄地区集中，准备出广昌、宁都，与另外两个纵队相距甚远。

朱老总见状，决定在乐安至黄陂之间的设伏，重点打击敌第一纵队。

国民党军第一纵队52师、59师兵分两路向宜黄地区开进，因为两师之间有没落山打仗摩罗嶂大山相隔，联络协同很差，52师一路走过来，受红军小股游击队袭扰，疲惫不堪，加之以为我军主力在黎川地区，对于沿途的伏击麻痹大意，结果行至登仙桥，被我红一方面军主力团团包围。

一场激战，敌第52师全军覆没。

整个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红军歼灭敌第52师、59师以及陈诚十八军嫡系11师大部，合计歼敌万余人。

当然，在整个国民党军俘虏中，何涤宙是属于不起眼的中下级军官，因为就在这次作战中，59师师长陈时骥也被俘了。

陈时骥后来也在红军大学任教，只是可惜的是，当时红军深受“左”倾错误的影响，他被列入了不可信的人，长征前夕和其他一些被俘的国家中高级军官以及宁都起义的领导人季振同、黄中岳等，都被集中到瑞金九堡山区监狱，并在发前夕被下令秘密处决了。

何涤宙活了下来，后来参加了长征。

据绝大多数红军将领在回忆录中记载，何涤宙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可能绝大多数人想不到，最早提及“何涤宙”的是李德，当时李德的身份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

李德后来回到欧洲以后，写了本回忆录叫《中国纪事》，其中提到了在红军大学里有一个年轻的教官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李德没记住名字，所以他在回忆录中称何涤宙是“一个年轻的工兵少校”。

何涤宙是黄埔四期毕业，在那个年代考入黄埔军校是很不容易的，这证明何涤宙受过很高的文化教育，在当时红军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所以后来被安排到红军大学以后，他的表现也很出色，甚至于还引起了李德的注意。

也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何涤宙逃过了一劫，没有被“左”倾错误领导人列入不可信的人之中，后来幸运的踏上了长征之路。

根据张宗逊回忆录中记载，何涤宙曾任红军大学高级班的军事教员。因为曾任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在他的回忆录中有何涤宙的名字。

从1927年9月毛主席率部登上井冈山后，就重视干部的培养工作，特意创办了红军教导队，吕赤任队长，陈伯钧任党的书记，随着后来红军的规模逐渐扩大，各军都成立了红军随营学校，1931年11月，1931年11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上述学校合并组建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32年春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

1933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又被分开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彭杨步兵学校等等学校。

何涤宙被俘以后，就被安排到红军大学任教员。

不过在资料文中，却将何涤宙误为黄埔二期毕业，这是私做猜测，何涤宙为黄埔二期毕业可能为误记，因为按照资历来看，何涤宙如果真的是黄埔二期毕业，那他的进步在国民党军中就太慢了，显得有些不太合理。

因为战争年代多有误记名字的情况，所以张宗逊的回忆录中也把何涤宙误记为“何笛宙”。

有意思的是，何涤宙在张宗逊的回忆中，他在红军大学高级班主要教授苏军条令。至于为啥是苏军条令，资料中无从考证。

不过，在张宗逊的回忆录中，对何涤宙的记载也就只有寥寥几句话，没有多余的生平经历。

另外，何长工在《难忘的岁月》一书中，也提到个何涤宙的名字，但误记为“何迪宙”，但同时指出他是国民党军军官，在红军大学任教。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踏上了长征之路，红军大学也与彭杨步兵学校、公略步兵学校等校合编为红军干部团，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当时在红军大学任教的何涤宙，也应该被编入红军干部团。

红军长征途中，多数时候难免要过河架桥，何涤宙作为工兵科出生的军事干部，自然少不了发挥作用。

在绝大多数人的回忆里，何涤宙的出现基本上也都和红军过河有关。

1935年元旦，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准备强渡乌江，夺取贵州北部的重镇遵义，桐梓。当时乌江水汹涌湍急，很不好架桥，干部团为此派出了一个工兵连参与搭桥任务，当时何涤宙作为工兵教员也曾参与搭桥任务，并给出相当关键的意见。

时任干部团政委的宋任穷回忆称：

“工兵教员谭希林和何涤宙同志，对架桥很有经验，他们想了不少办法，最后用竹篓装石头，两个竹篓上下扣住，中间用硬木架成十字，捆绑结实后沉入河底，以此代锚，才固定住了浮桥。经过艰苦战斗，终于克服了器材缺，工具少，军情急，时间紧的种种困难，把浮桥架到了乌江对岸。我中央纵队和各军团迅速渡过乌江，直下遵义。”

时任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的耿飚，对这件事的记载更为详细。

红军是兵分三路强渡乌江。

左路纵队红三军团是经进至茶山关渡口，不过，那时候红三军团过茶山关渡口已经简单的多，因为红一军团当时已经突破了乌江天险，1月6日，红三军团全员渡过乌江。是中央红军最后过乌江的部队。

右路纵队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是经回龙场渡口过的乌江，因为国民党军破坏，杨得志在岸边连一片小舢板也没得到，因为乌江水流湍急，搭建浮桥不易，杨得志后来利用岸边的竹子扎竹筏，冒着敌人的炮火渡过了乌江，至1月4日，随后赶到的红一军团主力以及红九军团后来也顺利渡江。

右路纵队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是1月1日赶到乌江边，他们过乌江是最难，因为国民党当局在沿乌江不仅囤积了重兵，还收缴了两岸所有可用的渡船。四团虽然通过扎竹筏的方式渡过了乌江，但显然考虑到中央纵队也要过江，扎竹筏的方式显然不合适。毕竟对岸还有国民党军防守。

军委干部团工兵连从到乌江的那一刻开始，就在筹划如何搭建浮桥，可几个干部商量来商量去，都没有一个很好的方案。耿飚当时提了一句，就是军委工兵专家何迪宙同样对架桥束手无策。

“何迪宙”指着桌子上一大堆中外资料说：

“我已听过侦察员的报告，情况也知道，我查了日本的、英国的资料，在流速超过每秒两米的河面上，不能架桥。而且，我们现在什么架桥材料、设备也没有。”

耿飚急不可耐，批评了一句：

“现在不是能不能架，而是必须架的问题。我记得你们在会昌、罗坊、兴国、瑞金、于都，架了不少桥么，那些困难都能克服，难道在乌江这里就束手无策了？”

在耿飚的描述中，他对“何迪宙”评价并不高，但是也承认他们过去曾架了不少桥。

萧劲光则不同，他在回忆录中充分肯定了“何迪宙”在架桥上的贡献，而且对他的评价很高，这一点与宋任穷的回忆一致。

至1月3日，军委纵队以及随后赶来的红五军团也渡过了乌江。

尽管各方回忆中，对何涤宙均有误记，但无疑都承认他在长征过程中的作用。

何涤宙跟随红军长征一路到达陕北，后来顺理成章的入党。

不久之后，中央成立红军大学，何涤宙出任了红大教务部主任，继续从事教育工作，可显然又有区别，因为何涤宙这时应该已经算是红军高级干部。

让何涤宙出名的是，他在长征时期还在不停的写日记，他写的不少日记内容，后来被收录到《红军长征记》中，在当时全军中是首屈一指的。

《红军长征记》在党史的地位颇高，特别是作为反映长征的最早一手资料，之所以后来不被人所提及，是因为编辑该书的徐梦秋后来叛变革命了。

1936年8月5日，毛主席、杨尚昆在陕北发出号召，为长征征集稿件，当时全军热情空前高涨，征集来的稿件有200多篇，为了筛选出其中的好文章，红军总政治部成立了编辑委员会，从这些稿件中筛选出了100篇，合计共40万字，取名《两万五千里》。

当时，中央也考虑了正值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为避免刺激国民党，毛主席批示暂缓发表，这部书一开始就保存在总政治部宣传部，仅供借阅。

一直到1942年，此书才公开出版，重新取名为《红军长征记》。

到这时人们才有重新注意到书中的名字——何涤宙。

何涤宙所写的“遵义十日”的意义更非同一般，他所描写的是在历史关头下，许多普通红军战士的日常生活，他没有把视角对准正在楼里开会的李德、博古、王稼祥、毛主席等等人，而是对准了普罗大众，也因为何涤宙文化水平很高，所以他的描述很有可读性，也很生动。

从他的文字中不难看出，何涤宙所展现出来的是完全不同于一些红军将领以及一些工农出生的战士的形象。

可出乎意料的是，何涤宙后来突然“人间蒸发”了。

在过去战争年代，失踪的红军干部不少，活着的也大有人在。

比如原西路军军委委员、工委委员熊国炳。西路军失败后，熊国炳逃到了酒泉，当时国民党当局正到处搜捕他，他不得不隐姓埋名，后来就没有再回部队，在当地娶妻生子，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一直到解放后，熊国炳才向人民政府讲述自己革命经历，后来受到了优待，当时人们曾问他为啥不找党和政府，熊国炳只说了一句话：

“川陕根据地出去那么多的人都死了，但我还活着，我没有脸去找组织。”

类似熊国炳这样的情况的，后来也发现有不少，他们虽然没有再回革命队伍，但仍然算是有始有终。

比较扑朔迷离的，是八路军115师参谋长周昆失踪，他是在1938年2月去国民党当局领取了军费以后失踪的，后来始终下落不明。

周昆是红军高级将领，他的出走让许多人都想不通，更让人诧异的是，周昆一直到建国后，始终也没有找到，按理来说一个人不可能凭空消失，毕竟他离开革命队伍，要么回到家乡隐姓埋名，要么被国民党当局杀害，可自始至终，一点消息也没有。

解放后，也有调查人员专门到周昆老家平江调查，但也没有发现他有参加过任何反革命组织或者其他反革命行为。

总而言之，人就是不见了。

与周昆消失同样扑朔迷离的还有何涤宙。

1937年抗战爆发后，何涤宙向组织上申请去武汉看病，结果一去不会。

让人诧异的是，何涤宙人消失以后，很长一段时间踪迹全无，一直到后来从临海县档案中才查到，何涤宙离开延安后，又参加了国民党军，任暂编第2师参谋长，1942年去世。

何涤宙不像是周昆一样消失的无影无踪，也算是对组织上有一个交代。

可让人不解的是他为什么一定要消失？

何涤宙虽然不是土地革命时期的红军老干部出生，但他经历过长征，是长征后入党的，后来又直接入党，成为党的高级干部，没有理由离开队伍，要说是因为与人有矛盾，似乎也不对，从各方面的回忆材料来看，何涤宙与许多人关系都很好，大家对他的能力以及为人也都认可。

恐怕这一疑问，也就只有何涤宙本人能够解释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