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二战中作为反法西斯同盟的重要成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其实在中国抗战之初，中国人民的英勇作战，已受到国际舆论和反法西斯各国人民的高度重视和赞扬。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40年12月底和1941年1月初致国会年度咨文等多次谈话中曾再三强调说，美国之所以能“置身战争之外”，是由于英国、中国的苦力抗战，才使战祸不波及美国，才使美国暂时能避免战争。罗斯福还以崇敬的口吻说“在亚洲，中华民族进行的一场伟大防御战争则在拖住日本人”，他还说“千百万普通老百姓抵御肢解他们的卓越意志”是值得高度赞扬的。
1941年1月间，罗斯福曾派他十分器重的行政助理居里访华。此行对他触动极大。回国后居里曾在美国新闻编辑协会发表了演说。他讲道，美国对华援助，在军事上显然有必要的原因，“我们只要想一想，倘使没有中国自1937年以来的抗战，我们的处境将成怎样一个情形？日本整个陆军、商轮以及海军，甚至资源，如果不受什么牵制，得以自由行动倾其全力，积极支援以建设‘世界新秩序’为目的的轴心同盟，我国与英国将遭遇怎样的情形？”他还讲道：大家只要想一想，在世界这个多难之秋，新加坡、印度、澳洲、马来西亚、荷属东印度以及印度洋与苏伊士运河这些南北交通要道与咽喉，对于美英两国有何等重要性，便可明了中国抗战的重要意义。
1942年，罗斯福对他的儿子感叹地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一他们并且一直可以冲到中东。”
英国一向瞧不起中国，近百年前，鸦片战争的“胜利”使他对中国一直抱有傲慢与偏见，但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的惨败中也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当时丘吉尔访美后在下院讲到，中国是差不多赤手空拳地进行了四年的抗日战争。丘吉尔内阁的飞机生产大臣比弗布鲁克勋爵此刻对中国的英勇战斗也是赞不绝口。他说英国人过去认为日本很坚强勇敢，可是中国人却以极少的武器，或者说根本没有武器，硬是把日本打得欲进不能。因此，这时英国认为中国一定是比日本人更加骁勇善战。但蒋介石过高地估价了“黑色星期日”带给中国的效应，它没有改变美英坚持的“先欧后亚”的战略。
1941年12月16日，蒋介石以主人身份建议美英等国定期在重庆召开盟国的联合军事会议，以实现军事同盟。23日，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美英荷澳远东战线总司令官魏菲尔、美国陆军航空队长勃特勒等，聚集在中国的陪都重庆。
这是重庆政府与西方盟国远东最高司令官的首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从中国利益出发，提出了对法西斯作战的先亚后欧的战略方针。但西方国家各怀心事，并没有买蒋介石的账，在随后26日英美两国三军参谋长举行的阿卡迪亚会议上，从他们自身利益出发，确定了“欧洲第一”的战略。
不过罗斯福是深深懂得“假如没有中国”的道理的。这个道理被二战时期担任美国国务卿的科德尔·赫尔阐述得再明确不过了。在其战后的回忆录中回顾美国战中的对华政策时，他毫不掩饰地写道：“对中国，我们有两个目标，首先是有效地联合进行战争；其次是承认和使中国成为一个在战时和战后都与俄国、英国、美国具有平等地位的大国，这既是为战后的国际组织作准备，也是为了在东方建立稳定和繁荣。”
罗斯福总统很想把自己的思想与观点移植到英国人的脑袋中，在其与英国外相艾登的一次谈话中极为坦率地指出：“中国既不会侵略，也不会成为帝国主义，而将成为可用来抵消苏联的平衡力量；将中国包括在四大强国之内是极为重要的。”
根据阿卡迪亚会议精神，蒋介石被授予四大战区之一太平洋战区最高统帅的头衔。中国作为四大国之一的地位开始显露。
1942年元旦，美、英、中、苏等26国签订了标志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的《联合国家宣言》，宋子文代表中国在宣言上签了字，中国第一次以大国身份与美英苏并列为领衔签字国。中国作为战时四强之一的地位首次出现在国际文件中。它表明中国在战争中的重要性得到了盟国的承认。签字仪式后，罗斯福总统特地向宋子文表示祝贺，他说：欢迎中国被列为“四强之一”。
《联合国家宣言》第一次便用了“联合国家”一词。这个词据说是由罗斯福提出的。在会议期间，关于为26国宣言起什么样的名称，罗斯福和丘吉尔是大费了一番脑筋。一天晚上，两个人讨论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想出个满意的名称，便各自回房休息。第二天早晨，罗斯福在换衣服时突然灵感大发，“联合国家”一词顺口而出，于是他便急急忙忙来到丘吉尔的住处，当时丘吉尔正在洗澡，听到“联合国家”一词后亦拍手叫绝，完全忘记了赤身裸体的尴尬。这样26国宣言即被定为《联合国家宣言》，并成为后来联合国的雏形。
在签字过程中，还出现一段小小的插曲：罗斯福一开始竟将中国列于美国之后，居于第二位，英国和苏联居第三、第四位，其他国家则以英文第一个字母为序，而当宣言发表的时候，罗斯福却接受了丘吉尔的意见，以美、英、苏、中为序。虽然如此，中国毕竟进入了世界四强之列。
美国总统罗斯福及其政府之所以坚持中国应进入大国行列，并与美英苏一样拥有大国的地位和权利，既是因为罗斯福总统充分意识到中国在战时和战后世界上的重要性，也是出自美国自身利益的考虑。英苏两国则不然。中国若成为亚洲强国，就将危及到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利益。而苏联则惧怕中国会成为美国远东的一个工具，威胁到苏联的安全利益。中国大国地位问题让多少国家瞻前顾后，左思右想，煞费了不少心血。
1942年10月，丘吉尔在写给外相艾登的信中说：“讲到中国，我不认为重庆政府能代表一个伟大的世界强国。美国方面肯定会用‘收买无资格投票的人使他们具有选民资格，来为自己投票出力’的办法力图瓦解不列颠的海外帝国。”一语道出其殖民帝国主义者的心态。英国当局为淡化中国的作用，也作了一些外交舞台上的表演。
1943年3月，罗斯福直言相告在美国访问的艾登“美国准备尽一切可能加强中国”，艾登立即表示，英国“不那么喜欢中国在太平洋地区跑上跑下的想法”。
1943年丘吉尔访美，在他发表的关于战后机构的演说中明显贬低中国，他说为制止德日将来对世界再施侵略，战后美国、英国和战胜国应有一个联合的组织，如果美国愿把中国包括在这三国的联合组织之内，他并不反对；但是，不管中国多么重要，它不能与其他三国相比。演说中他还以轻蔑的口吻说，用不着使用英国的全部兵力去“挽救中国”。当时中国的第一夫人宋美龄正在美国访问，针对丘吉尔公然藐视中国的立场，她在芝加哥的讲话中作出及时反驳。她说：“有若干人士之主张，对于战后各民族更密切之合作，不啻树立栏障，而犹自以为高明。”
对于丘吉尔的演说，罗斯福也表示了强烈不满，为了美利坚的利益，他不得不坦诚地对艾登说，没有中国作为东方国家的代表参加大国的行列，只以白色人种的三大国支配世界必然还要酿成种族战争。
在1943年召开的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上，围绕着中国大国地位问题，美、英、苏三国又展开激烈争论。
会议前夕，美国国务卿赫尔向莫洛托夫提出了“战后以美、苏、英、中为中心，设立和平国际机构”的建议。但遭到苏方的拒绝。罗斯福指示赫尔，在会上一定要全力支持四强观念，即使因此达不成协议，也在所不惜。因为两个三国宣言，也不如一个四国宣言。
赫尔领旨后心中有了数，会议一开始，他就先发制人，提出应由包括中国在内的四国签署宣言。莫洛托夫仍坚持只应讨论三国宣言。对此，赫尔强硬地表示：“在我看来，不能把中国从四国宣言中删去。我的政府认为，中国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作为四大国之一进行战争。对中国来说，现在如果俄国、大不列颠和美国在宣言中把它抛到一边，那在太平洋地区很可能要造成可怕的政治和军事反响。”
莫洛托夫仍不以为然，并采取了一种冷漠，不理睬的消极态度。
赫尔遂以威胁口吻告诫莫洛托夫：如果宣言不以四国名义签署，美国绝不会在一份三国宣言上签字。他甚至以要中断会议，离开莫斯科相要挟。
在美国强硬态度下，苏联不得不作出了让步。10月10日，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代表中国外长与美、英、苏外长联合签订了《普遍安全宣言》。依据宣言，中国政府有权利与责任参与各大国为结束战争的协调行动，筹划组建战后联合国机构，中国因此为建立联合国承担了特殊义务。莫斯科外长会议标志着中国正式被列入四大国的行列。抗战时的中国，在美国连拖带拉的帮助下，终于走完了充满艰难、坎坷的“大国之旅”，为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奠定了基础。
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中、美、英举行了开罗首脑会议。这是大战爆发以来中国政府首脑第一次参加大国首脑会议，蒋介石在名义上取得了与罗斯福和丘吉尔平起平坐的待遇。会后公布的《开罗宣言》中，再次肯定了中国的四强地位。
1944年8月中旬，酷暑刚过，秋风乍起，战场的硝烟尽管依然弥漫，但是侵略者的气焰已成强弩之末，做垂死挣扎状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了最后阶段，建立战后和平国际组织的问题提上日程。中、美、英、苏四大国代表此时聚集在华盛顿附近一所古老庄园——敦巴顿橡树园里，举行了具体筹建联合国组织的四大国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国的大国地位又一次受到挑战。在中国前进的路途上，苏联举起了红灯。
此时的苏联早已不是苏德战争前的苏联了，那时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事事谨慎，处处小心，生怕触犯了希特勒，连积极备战都不敢有所作为。苏德战争爆发后，措手不及，节节败退，最后总算在莫斯科城下站稳了脚。以后在美英等盟国支持下取得了骄人的战绩，于是变得忘乎所以，但不光彩的事也不是没干，为防止日本背后插刀，甚至承认了“满洲国”。此时的苏联代表正是以苏联在中日战争中处于中立国为由，拒绝同中国代表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开会。美国国务卿赫尔煞费苦心地建议分别召开美、英、苏和美、英、中会议，并在两间相连的房间同时召开，且中间的门可以开着。然而这个建议亦落空了。
最后只好把会议分作两个阶段来举行，先召开美、英、苏首脑会议，然后再召开美、英、中首脑会议。显然中国被排斥在会议的主要阶段之外，而恰恰是这个阶段会议决定着未来国际组织的主要特征和原则，第二阶段实际上只是摆摆样子，在第一阶段会议的基础上修修补补。尽管如此，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制定了未来联合国组织的基本框架，建议由美、苏、英、中及结束战争以后的法国担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借此，中国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最终确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