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8月夏，叶剑英专程邀请身体不好的粟裕到烟台疗养，也就是在聊天期间，叶帅偶然提到了58年的往事，特意提醒粟裕：

“现在国内的形势很好，你1958年的事也可以重提一下，你赶快给中央写个报告吧。”

粟裕一听，心里非常激动，尽管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这件事情就和一根针一样扎在他心头。

1951年9月，经过短暂的治疗，粟裕的身体情况有所好转，于是粟裕决心回国。

不久之后，周总理、朱老总向粟裕传达了中央指示，要调他到总参工作，粟裕虽然表示了推辞，但仍然出任了总参第二副总参谋长。

当时，第一副总参谋长为聂荣臻，因时任总参谋长的徐向前身体不好，所以他代理总参谋长。

聂帅与粟裕当时同在总参工作，可以说进一步提升了总参的工作效率（张震回忆），可他们两人之间的合作也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小摩擦”。

粟裕调总参工作后不久，就把张震也调来总参任作战部部长，因为过去战争年代，两人就曾有过亲密无间的合作，那时粟裕作为第一副总参谋长，分管作战部，张震刚好能够配合上。

据张震回忆，他调总参任作战部部长后不久，代总长聂帅就找他谈话，并着重提到了两点。

“毛主席和几位军委副主席太忙了，他们要处理全党、全国、全军的大小事情，每天我都能看到他们办公室灯火通明到天亮，这样下去要过度劳累，是不行的。”

“考虑几位中央领导人的身体状况，以后作战部的文件不用事无巨细汇报上去，先把文件送到我那里，需要上报给毛主席等领导同志处理的，由我批呈。”

那时新中国刚成立，总参的所有工作还都是延续过去战时的习惯，没有一个相应的规章制度，所以张震认为，聂帅的要求并没有什么不妥。

后来作战部严格遵循这一规定，总参上报给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等领导人的文件就少了许多。

不过，时间一长，毛主席就发现了不对劲儿。

两个月后，毛主席主持召开军委会议，宣布今后军委的工作由彭老总负责，但随后话锋一转，询问坐在一旁的聂帅：

“为什么最近军队系统汇报的文件变少了，是不是有什么消息不能上报的，部队是不是出问题了。”

毛主席的措辞很严厉，让在场所有人都吃了一惊。

不过，出乎意料的是，聂老总当时在会议现场却一言不发。

张震担心产生误会，就主动站出来担责：

“主席你们平时工作太忙了，考虑到有些文件内容重要性低，就没有像以前一样全部汇报，只选了最重要的上报。”

可毛主席并没有接话，只是盯着聂帅询问，但聂帅始终一言不发，这种沉默的态度也让毛主席更加生气。

“你要还是一声不吭，那就做组织调整。”

事后聂帅解释自己不说话的原因，当时毛主席和几位领导同志都在气头上，不好站起来争辩，考虑到那时总参工作确实没有一个规程，所以聂帅也有想听听中央批评意见的意思。

当时会场上其他几位领导同志也都站出来打圆场，毛主席这才没再批评下去。

聂帅回到总参后，向众人传达了毛主席的批评意见。

本来这件事情都已经结束了，可随后发生的事情却又超出所有人预料。

因为在会上，时任总参作战部部长的张震主动站出来担责，粟裕作为分管作战部的副总参谋长，认为自己也有必要做一个检讨。

1952年7月25日，粟裕给毛主席递了一份检查，明确提到了自己违反了毛主席“每半个月向毛主席汇报一次情况和工作”的指示。

张震后来谈及这件往事，也觉得颇为无奈：

“这里就体现出粟裕在人际交往方面的不足，他本意是好的，一是检讨违约，之前承诺每半个月向毛主席汇报一次，答应了没做到。”

粟裕本来只是检讨自己的过失，但是并没有想到，毛主席会把他的工作与聂帅的工作放在一起比较。

毛主席后来肯定粟裕半年多的工作成绩，批评了聂帅。

7月30日，聂帅主动向中央递交了一份书面检讨，并对总参今后报送中央文件做了具体的规定。

可惜的是，这件看似不大的事情，给聂、粟两人造成了一定的隔阂与误会。

同年秋，聂帅因为劳累过度，昏倒在办公室，因为正值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总参的工作很繁重，使得聂帅不得不去集中精力应对，直至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聂帅才在毛主席的劝说下去养病。

1954年一届人大会议上，决定设立国防部，彭老总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粟裕正式出任总参谋长。

张震后来谈及老首长粟裕，也坦率的称，粟裕在总参工作卓有成效，特别是在军事建设的成就上，可他唯独没有处理好各级单位之间的关系。

也正如之前所谈的那样，那时新中国成立初期，部队各个部门之间的具体的分工、规章制度尚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那时彭老总主持军委的工作，对粟裕领导的总参就多次提出批评，也造成了两人之间关系紧张。

总的来看，粟裕在军事上有着无与伦比的天赋，但唯独在应对人际关系上，确实有明显短板，很容易造成其他人对他的误解。

彼此的矛盾逐渐积累下来以后，到了一定程度就会突然爆发。

也因为各级工作部门规章制度并不健全，粟裕在后来工作中，也陆续出现了一些疏忽，从客观的角度去看，就是越权，毛主席认为这已经不是日常工作中的失误，而是涉及到严肃的职权问题，因此授意军委召开一次扩大会议，教育全军干部引以为戒。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粟裕受到了批评，彭老总、聂帅都说了很重的话。

粟裕参加革命几十年，足以证明自己白璧无瑕，事实上在当年会议上，也有不少人为他说情况。

一年后，彭老总也遭到冤屈，有人曾建议粟裕把他的事情也拿出来说一说，但粟裕却不愿意：

“我不愿在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自己的问题。我决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我相信我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证明自己。”

当时在会上受到批评的张闻天1964年在无锡与家人谈话时谈及粟裕，仍然由衷的感慨：

“人格品德，光彩照人。”

粟裕卸任总参谋长后，随即到军事科学院任副院长兼党委第一副书记，在叶帅（时任军事科学院院长）的支持下，主持院的常务工作。

1958年12月30日，粟裕以国防部副部长的身份，兼任军事科学院任副院长、党委第一副书记。

在后来漫长岁月里，粟裕的身体都不是很好，特别是在心里背负着这样一个大包袱的情况下，但当年许多的老战友，都对粟裕的情况表示了关心，这让粟裕十分感动。

从1976年开始，粟裕在夫人楚青的帮助下，开始撰写回忆录，不过因为身体原因，粟裕回忆录的创作进度很慢。

1979年夏，在烟台受到叶帅鼓励后，粟裕回到北京，就当年那段往事写了份报告，叶帅专门在报告上做了批示，并将报告分送中央主要领导人。

不过，出乎预料的事，报告后来石沉大海，没有一点消息。

也因为当年这桩往事牵涉范围很广，粟裕在第二年元旦，就陆续拜访了聂帅、徐帅两位老帅。

1980年元旦，粟裕、楚青夫妇专程到了聂帅家中探望，聊起来当年这桩往事，希望聂帅能为这件事情说说话。

聂帅一听，也显得十分感慨

“这件事确实应该解决，那个时候说话上纲都是很高的，但是总政交给我的调查报告我还没有收到，等报告送到我的手中，我会为你说话的。”

聂帅这句话，无疑对粟裕是很大的鼓励。

可即便如此，这份报告后来仍然是石沉大海。

1983年1月21日，粟裕秘书朱楹打电话给杨尚昆的秘书，希望能约见谈话，杨尚昆听到汇报后同意了请求，同年2月2日，杨尚昆在住地接见了楚青，聊起了这件往事。

杨尚昆除了对此事表态以外，还专程提到了与他人商讨解决的过程，因为涉及到的方方面面人和事儿特别多，楚青也明确提到了，在报告递上去以后，曾与聂帅有过谈话，聂帅明确表示了“这件事情应该解决的态度”。

不过，粟裕那时的身体情况已经每况愈下。

1984年2月5日，粟裕因病逝世，杨尚昆专程登门慰问，并询问楚青：

“楚青同志，家里有什么困难，或者有任何要求，你尽管提。”

楚青并没有提别的要求，只是谈了一点：

“杨副主席，家里没什么困难，我只有一个要求，粟裕同志的回忆录还没完成，他留下了不少口述材料和文字资料，请组织批准能继续完成这项工作。”

杨尚昆一听，当即表示同意。

直至粟裕将军去世十年后，即1994年12月25日，刘华清、张震共同署名一篇文章《追忆粟裕同志》的文章，并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日报》同时发表，才算是间接为粟裕平反。